王威廉：可讀性與深刻性并重，是我孜孜以求的藝術境界

理性與感性：

　　月度作家：王威廉

　　推薦理由  

　　作為一位曾經在“中國文學現場”露過臉的青年小說家，王威廉的成長有目共睹。他不屬于才華乍泄、光芒怒放的寫作類型。他更擅長于以一種緩慢的方式進入人世的困境，在存在的背后發現意義的空缺和人生的危機。他的寫作，富有深意地呈現出當代城市生活的微觀經驗，并穿過這些經驗的層層迷霧，發現人的心靈空洞和荒涼。

　　他是80后作家，卻和青春文學讀物毫不沾邊，他的作品有“偏硬”的質感，按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源于思想沉淀”的緣故，他的探索精神讓他在作品中埋下很強的個性和形而上的思考，也正是他的哲學思辨之力讓他的作品隱約藏著心悸。他敢于書寫死亡，卻不偏執沉溺，始終保持質疑和疏離。“我的探索作品剛開始被認為是一些長期做文學探索的老作家寫的”，他的風格早熟，讓人在閱讀中有年齡的落差感，但作品本就是作家的另一個面相。這就是王威廉，不遺余力地把文學寫厚。

　　南方日報記者 陳祥蕉

　　見習記者 鐘琳

　　小說本質上是形象的藝術，要有能力用形象去訴說思想

　　南方日報：你認為你的作品中的先鋒性體現在哪？

　　王威廉：其實，我在寫作中并非為了刻意追求“先鋒”，而是忠于自己內心的結果。結果便是思辨的密度過大，撐破了固有的形式，形成了新的美學效果。這也許稱得上是“先鋒”一種吧。肇始于1980年代的“先鋒小說”運動，對我的影響也是很深的，像作家吳玄所說，先鋒已經成了我們新的傳統。在這個傳統下繼續先鋒，就得要完成那場運動未完成的事情。換句話說，完成了“怎么寫”，要想“寫什么”了。

　　南方日報：你是一位具備相當哲學素養和社會科學系統訓練的作家，你認為這些素養給你的創作帶來怎樣的思維驚喜？

　　王威廉：它們的好處是讓我對現實有了點兒自己的看法，壞處是我好多年后才擺脫它們的陰影，獲得更為感性的文學思維。

　　南方日報：你不僅創作小說，還大量地撰寫文學評論，你是如何在兩者間轉換？

　　王威廉：我寫文學評論比寫小說還早，讀本科的時候在《讀書》雜志發表評論，文學評論的寫作對我的寫作滋養甚多，它讓我學會細讀一部作品，把握住作品的精神品質究竟何在。批評與小說這兩者之間的轉換并不容易(作家的創作談離真正的批評還是有距離的)，我知道有很多人栽在上邊了；但我還會堅持下去，因為也有許多人做到了。順便說下，我發現作家庫切的批評寫得太棒了。

　　南方日報：你如何把握作品的思想性和文學性的？

　　王威廉：文學也有自身的思想，文學的思想就是通過文學性體現出來的。我最初有幾部探索性的小說，以思想性為第一，進行思想方面的“強行敘述”，也算是形態獨特，估計會被人叫做“后現代小說”。現在，我涉世深了些，以謙卑為準則，還是覺得小說本質上是形象的藝術，要有能力用形象去訴說你的思想，你會發現，它最終呈現出來的形態要遠遠超越你最初的思想。當然，形象并非只是訴諸視覺，借用帕慕克的說法，有兩種，一種叫“圖像的”，一種叫“語言的”。前者的代表是托爾斯泰，后者的代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談80后創作與諾貝爾文學獎：

　　在“理”的反思層面薄弱，是中國作家的局限

　　南方日報：你是如何看待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為一個作家，你是如何思考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

　　王威廉：莫言得獎之后，我認真比較了當代中國文學的幾位大家，莫言的確是綜合能力最為杰出的一位。他的小說大氣磅礴、恣肆汪洋，有著深重的苦難與語言的狂歡，非常能夠震撼人心。我至今仍然記得初讀他小說《歡樂》與《紅蝗》時的激動心情。有人批評莫言的小說沒有思想、沒有愛，這個沒錯，但這不只是莫言的困境，而是我們文化的困境。至于諾貝爾文學獎的榮耀，那沒得說，有這個獎，是作家的幸運。只不過，我們沒必要把對文學所有的看法與希冀都放在一個獎上面。我們應該學會讓事物各安其位。

　　南方日報：你是80后作家，也曾經撰文對80后文學這種代際分類有過思考。文學評論中的這種強烈的代際意識有沒有為你的個人創作帶來不適感？同樣，它是否為你帶來特殊的歸屬感？

　　王威廉：當然會帶來不適感，因為這個概念顯然會縮小一位作家。但你說得也很對，它帶來了歸屬感，這無疑讓人快樂，你會覺得這一代人正在進行著一個偉大的事業，寫作的熱情與動力都得到了提高。我想強調，雖然“代際分類”的文學批評飽受質疑，但它的合理性依然值得重視，它會提供一種更開闊的歷史視野，讓我們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局限與方向。

　　南方日報：你曾經說過80后的作家有反道德的姿態，但是在“理”的反思層面相對薄弱。這是你在寫作過程中致力克服的局限性？

　　王威廉：在“理”的反思層面薄弱，不單是80后作家的弊病，坦率地說，也是中國作家的局限。接著上邊莫言的話題，他的得獎是我們反思當下文學的一個契機。我們只要關注幾十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就會發現凡是“第三世界”的作家，提供的都是兇悍的現實，而發達國家的作家，提供的大多是對現實的看法，其中的微妙便是文化政治學要去分析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我們也需要對現實提供自己的看法，盡管這種看法也許是錯誤的、過時的、愚不可及的，但不能就此放棄思想的努力。這涉及到一個文明的創造力及其尊嚴。

　　南方日報：你一直都在創作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為什么直到今年才將有長篇小說的問世？

　　王威廉：我發現大部分大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30歲以后才寫出的，不過，年輕氣盛的我非要挑戰這個我已經認識到的“真理”。我告訴自己，托馬斯·曼寫《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時候才26歲，或許我也是那樣的天才呢？實踐證明，我并不是，我在26歲寫的長篇《獲救者》在今年獲得了一個出版的機會，但我不得不按照原來的框架大修了一遍，這比新寫一部還要痛苦萬分。

　　小說的藝術：

　　小說家的全部努力是去成為低于生活的人

　　南方日報：你受哪位作家的影響最深？

　　王威廉：幾乎每個作家都會被問到這個問題。作家們一般都會開出一串長長的名單，而這串名單里并沒有對他影響最大的那位作家。所以我就不開了。我要說幾個別人想不到的作家。中國當代作家里，除了名滿天下的那幾位，我喜歡潘軍，他的短篇寫得很有人情味，不過他現在主要做導演了，拍了《五號特工組》什么的。

　　南方日報：你似乎一直強調寫作背后的“精神資源”，你能具體談談你的精神資源有哪些？

　　王威廉：嗯，我是很強調這個。有些天才型作家似乎不需要這個，他們的才華與生俱來，提筆便可賦詩。我沒有這樣的天才，也怕江郎才盡的悲涼，所以要為自己的寫作尋找一片肥沃的土壤。我閱讀、觀察、思考，不僅僅為了寫作，更是為了拓寬生命本身的厚度。寫作應該是生命自然的奔涌，像溫泉一般。可這個時代，太多的人生在萎縮。我的精神資源就是永遠站在鮮活與流動的那一側。

　　南方日報：你的作品《老虎！老虎！》與英國作家吉卜林的一篇短篇小說的題目是一樣的，這之間有特別的關聯嗎？

　　王威廉：按照某種時髦的文學理論，這叫做“互文”，但遺憾的是，它們之間沒什么關系。這是小說中兩聲絕望的叫喊，就像兩發響亮的子彈。我毫不猶豫拿它們做了標題。然后我發現，猛獸加上感嘆號，與小說主人公的脆弱命運并置，真有一種說不出的反諷。

　　南方日報：維舟曾經這樣評論你的小說：整個現代藝術的一個縮影，即藝術被視為是哲學的一種異化的表達形式。在王威廉的兩篇小說《辭職》和《鐵皮小屋》中，這種特質也隱約可見：從表面上看，它們是故事化的小說，但實際上談論與呈現的卻是人的生存狀況，逼近一種哲學化的思想。對此你的看法是？

　　王威廉：自人類歷史進入現代以來，我們的生活世界不再有完整的意義解釋，而是變得支離破碎。我們不會絕對的信或者不信，我們大多變得模棱兩可，處在信與不信之間。人的生存狀態變得晦暗不明，要在世界中努力尋找，才能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這樣的現實既曖昧又復雜，超越了宗教與哲學的種種結論，小說反而成了抵達這種現實的最有效的道路。所以，好的小說就要表達出這樣的困境，以及對困境的思考乃至超越。

　　南方日報：你的文學創作有著非常強烈的終極關懷，胡續冬就認為你的《第二人》雖有著奇詭的通俗性小說元素，但是獨到的文學想象和深度化的文學追問，造就你作品的可讀性和深刻性。思考的強度和內涵的深度，是不是貫穿你作品的核心訴求？

　　王威廉：通俗小說以故事取勝，吸引了大批的讀者，一個作家要善于從中學習講故事的方法。用通俗小說的技巧，講一個深刻的故事，做到雅俗共賞，那是幸運的寫作，往往不可多得。很多現代派的小說大家深諳其中的奧妙。因此，可讀性與深刻性并重，是我孜孜以求的藝術境界。這條路漫長、艱難，我依然在摸索之中。

　　南方日報：你是如何看待作家和讀者之間的關系，你在創作的時候會把自己放在一個怎樣的位置？

　　王威廉：我一直堅信一點，那就是小說家并不是比讀者高明的哲人，他的全部努力是去成為低于生活的那種人。因為當小說家獲得一個最低點的時候，生活的浪潮會撲打在他的臉上和身上，此時，他只要完全敞開自身，便能接納這些復雜的饋贈。他用這些饋贈來寫作，并最終回報給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