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朧詩人王小妮：詩意只發生在即逝的片刻

　　作為1980年代朦朧詩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小妮如今的寫作顯得堅實很多。她記錄知青的過往，也寫下與年輕學生的交流。

　　她仍然是一個喧嘩時代的安靜寫作者

　　“有的小說是取悅于讀者的，想看什么就給你寫什么；但也有這樣的寫作者，寫的原動力和意趣就是想把它寫出來。”王小妮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小說應該有各種各樣的寫法，不然寫作還有什么趣味。”

　　從第一小節“陳曉克今天手癢”開始，沒有任何過渡，最快捷地進入到那個特殊年代特有的語境。她就這樣寫“意趣”，她承認自己最新出版的知青題材小說《方圓四十里》，“主要寫味道，靠味道帶出時代和人性”，雖然她也寫了眾多勞作、打架、偷狗、招工、告狀的故事。

　　詩人、作家王小妮選取了1975年夏至1976年春位于東北的“錦繡公社”方圓四十里知青們的生活細節。陳曉克等知青雖然都是虛構人物，“但超過八成的事件有真實依據”。

　　“1976是重要的一年，選這個時段，正是大動蕩的前夜，(寫)懵然不覺的角落和人群。”王小妮說，“那個時候，豪情過去了，剩下更多的是對自身命運不知的頹廢、絕望，‘破罐子破摔’。”

　　“他們自虐與虐人，被害與害人”

　　《方圓四十里》中，一個知青因為一卷草簾和農民爭執，知青說，“你這是什么邏輯！”

　　農民不知道“邏輯”這個詞，以為城里人把騾子叫成邏輯，生氣了，“你罵誰是邏輯！”

　　從此，那個知青被所有人都叫做“邏輯”。包括插隊時知青下放到集體戶，村民們不識字，都念作“具體戶”。

　　這些就是當時的“語境”。但王小妮在寫這些故事時都不對人物進行外貌描寫，“我有意消解它。當我回憶起那個年代，每個人的語言、服飾、環境，包括陳設幾乎都是一樣的。”

　　豬在被知青們抓住快要被殺的時候想：“動不了啦，這輩子到頭啦。”在被割掉之前不停生長的稗草想：“痛快！”王小妮除偶有寫到人物的所想，有時也這樣寫寫動物和植物。她有她的道理。

　　“春夏秋冬和萬物萬靈都和人類理解的‘想’無關，它自有規律。”王小妮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人的痛苦在那個極度疲勞又全然不知未來的時候完全不值一提，人已經物化了。”

　　多年來，王小妮無法忘掉在農村的7年生活，即使她已經遷居深圳這個特區城市近三十年。1969年冬，出生于長春的滿族小姑娘王小妮，年僅14歲便隨父母下放到農村。1974年冬，她作為知青在吉林九臺插隊，“我被一個趕毛驢的人領到完全陌生的黃泥小屋里，那就是我的集體戶。我靠著一根木頭柱子，守著它，我無聲地坐了幾個小時，等著第二天悶頭到地里干活，等著面對陌生人的尷尬快些過去。”在隨筆集《一直向北》中，她寫道。

　　在一幅舊照片中，已經熟練于勞作的王小妮挽著衣袖、褲腿，和兩個女青年對著鏡頭笑著，嬌瘦的她幾乎是張大著嘴笑。那是她度過的青春歲月。

　　但她并不以親歷者的身份寫《方圓四十里》，而是和讀者一樣旁觀。“對于那段生活，親歷者們不只經歷了苦難，同樣也有許多歡快。他們自虐與虐人，被害與害人。”

　　如今看來，當時很多人用“日記”記錄下來的知青文本并不可靠，幾乎像是出自同一個人的“語錄摘抄、自我激烈、空洞抒情的集合體”。王小妮回憶說，“我遇到過這樣的人，寫日記放在明顯的地方，等于公示自己的思想進步。”如果有一本可信的記錄，她很可能覺得就沒必要再寫一部《方圓四十里》這樣的作品。

　　1975年，王小妮被調到九臺縣城的一份知青小報做編輯，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她成了“七七級”，次年春她被解放牌卡車拉回長春讀大學。

　　“最初聽說可以考大學，有相當多的知青是麻木的，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后下鄉的。”王小妮回憶說，“大學生的吸引力對有些人(來說)不如直接招進城里做產業工人，‘文革’記憶還在，知識分子并不得到所有人的向往，主要是想回到城里。”

　　“詩在那個年代只是精神過度貧乏時候的填充物”

　　生活逐漸回歸正常，寫詩似乎也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在新時期初期，王小妮就以印象主義色彩的詩作引起關注。

　　1980年，由《詩刊》在北京主辦的首屆“青春詩會”，王小妮和徐敬亞作為吉林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參加了該會，后來被看做朦朧詩的代表人物顧城、舒婷、江河也是該屆的詩人。王小妮回憶，當時還和顧城他們“到胡同里吃老湯火燒，偷樹上的果子之類的”。

　　北大五四文學社、復旦詩社、安徽師大江南詩社、吉林大學“赤子心”詩社在當時被看做全國高校的四大詩社，而王小妮和徐敬亞正是“赤子心”七人詩社的成員。

　　“詩歌在當年的活躍有點像現在很多學生都在聽音樂，詩在那個年代只是精神過度貧乏時候的一個填充物。”王小妮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自己上大學那會兒，“逃課也是必須的，有些老師的課實在不可聽，迂腐，看書就是了，看書也是一目十行。”

　　在丈夫徐敬亞的印象中，王小妮上課時總是埋著頭，“把老師絮絮叨叨的聲音也深深地埋進桌面……她又回到了某個小村。她說她還是村里那棵玉米，她還是灶里的那堆柴火，她看見山坡上兩個干部模樣的人在用火的方式偷吃年輕的黃豆。”

　　王小妮也被看做朦朧詩的代表人物，甚至是朦朧詩少數的“幸存者”。“那批詩人的真正價值在于明知寫作的險境，卻要堅持寫，而這種寫作在當時就是擔當。”她這樣說道。但她并不認為“朦朧詩”這個說法是準確的，“如果強把我劃入，也只是晚末期和邊緣”。王小妮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自己的寫作“只是內心的需求，和別的無關”。

　　1985年，從長春電影廠離職，“為了更多的自由”，她和徐敬亞移居深圳。“王小妮從來就不是柔弱的女人。雖然在人群中她從來都是在沉默中傾聽，從來不參與人間任何世俗的爭奪，但她的思維格外清晰。”徐敬亞如此評價。

　　王小妮一直在家寫作，她也沒想到自己要在大學里當老師。“你能做老師。”2002年時，作家崔衛平在一次聊天中對王小妮說。后者問為什么，崔說，“你能循循善誘。”

　　2005年，王小妮在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做起了老師。在這些年的寫作中，王小妮除了詩歌，還寫了隨筆集《安放》《一直向北》《傾聽與訴說》，游記《中國腹地行》，也寫過中短篇小說。《方圓四十里》算是她的首部長篇小說，而以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穿插著寫蕭紅的《人鳥低飛》也算作傳記小說。

　　“一個不會下任何棋打任何牌的女人，一個拒絕唱卡拉OK的女人，一個沒有飾物沒有化妝品的女人，一個連自行車也不會騎的女人，一個一生中從未去過理發店的女人。”在徐敬亞眼中，王小妮一直安靜寫作，躲避著紛爭與名利，在家里忙著鍋碗瓢盆。王小妮反過來也寫徐敬亞，剛到海南不久，她寫道，“在臺風登陸前/徐敬亞這家伙睡著了。”

　　王小妮說：“生活的主體全無詩意，詩意只發生在瞬間，在別人沒感覺到什么詩意的瞬間，即逝的片刻。”

　　“我的無力感一點不比他們少”

　　從2006年開始，王小妮上給學生上課的間隙，隨手記錄下了自己和學生的故事，沒想到在2012年春也結集成書《上課記》。

　　“個人選擇不同，有人會把業務時間用在吃飯打牌籠絡關系上，有人會愿意接觸年輕人，聽聽他們怎么想怎么看。”王小妮屬于后者，在她的書中，和在課堂上或私下里與學生的交流頗多。

　　“我讀書時的師生也如此，所謂80年代神話有被后來過度演繹的成分。”王小妮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但是，我接觸到幾個去臺灣交換學習回來的都稱贊，‘那邊的老師好好啊，親切，為學生著想、不隨便搪塞。’”

　　王小妮很少“批評”學生，“相信時間和本能會指引他們找到自己的路，在20歲這種多變的年齡，他們最不需要的就是批評，而是傾聽、理解和信任。這是我堅信的態度。”

　　在《上課記》成為暢銷書后，有外校的同學來旁聽課程，借住在老鄉的宿舍里。有同學提出意見“怎么沒把我寫進去啊”，也有的同學覺得把自己給寫得不好了或者太好了。

　　“本來，印在書上的只是寫作者個人的看法，可惜，人們經常會誤以為印出來就是正確的，這個觀念跟上了教科書就無比正確的老觀念有關吧？”王小妮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但聽到意見之后，她還是趕緊去翻書，考究用詞是否恰當，“本意不想傷害任何一個學生。即使他們有不合適的言行，也完全有機會和時間去自我發現和修正，他們還年輕。”

　　最初幾年的開學，王小妮還會統計一下來自農村的學生，“從2009年開始，已經不再詢問學生是否來自底層，這會傷一些學生的自尊心。”

　　王小妮將學生們看做“青年知識分子”，“我想提醒他們應該更有責任感和擔當。”在王小妮的寫作課上，她拒絕“好詞佳句”，堅持讓學生們寫細節；同時每次課堂上還要討論當下發生的社會時事新聞，“他們不能脫離現實讀死書了”。

　　“前一本《上課記》是從自然記錄到有意識寫作的自然狀態，不喜歡做再加工。現在已經清楚要怎么寫，和學生的接觸也更深，心情多因傾聽而變得很波動。我的無力感一點不比他們少。”王小妮說，自己正在創作第二部《上課記》。

　　在《上課記》里，王小妮也選取了自己學生的文章，包括她多次提到的學生余青娥，但是“她寫那么好、那么踏實的文字，對她個人的求職沒有什么幫助。”王小妮說。

　　(本刊記者/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