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長篇小說的現代正史敘事

　　近年來，文學藝術領域里對現代正史題材的熱衷幾乎可以跟建國后十七年時遙相對應。完全可以說，現代正史敘事的兩個高潮期，便是“十七年”和90年代以來這近20年。

　　我們知道，“三紅一創、青山保林”這些已成當代文學經典的長篇小說，幾乎都是這一類題材，其中的大部分作品，繼承和發展了中國文學傳統的故事講述模式，“中國式的講史說書”的魅力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因此曾獲得大眾普遍的接受和喜愛。中國人很容易就能夠認知的生活記憶與想象，構成小說中英雄和新人形象的情境，典型人物所承載的歷史觀、人生觀，也就深深影響了廣大讀者。

　　1990年代以來，這一類題材的創作的突破點主要體現在對英雄傳奇模式和單一依附歷史觀的情況的變化上，向民間走得更深、更具細節化和立體化，文化的元素更凸顯，藝術上更考究，人心和民族共通性的含量更豐足。《

　　白鹿原 》就是最先體現這樣的追求的大作品。新世紀以來的創作，對現代革命思考得更加深遠和廣博，比如《

　　圣天門口 》，百科全書式的追求使之在革命歷程的主線之外還有關于民間野性、風俗、倫理、宗教和歷史運動的多重結果的探索，反顧中將人的具體處境和身心困境連同革命所必然付出的代價自然地呈現出來，古今相照的設置和天、地、人的大結構效應的生發，讓我們不僅真切地獲得了重新回到現代革命的現場感，還有一種無限延伸思緒的形而上的求索特質。《

　　我是我的神 》則在英雄氣韻和英雄性格的把握中，將民族、成長、身心之愛與戰事、遷轉和血脈遺傳與性格變異等加以雜糅，有一種前所未見的雄渾的審美力量。還有一種是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大歷史背景的關系中展現人心本然的狀態的作品，它的主要場景不再是“革命”和“運動”，而是生活際遇和過日子本身，但是在深層有對在動蕩歷史中的人的內心情感和文化性格因素的深深打量，比如《

　　小姨多鶴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恕”精神恰恰是在戰爭仇恨和歷史危情之中被照亮的，可以說這樣的作品是對“正史”敘事的有益的豐富。

　　當然，我們看到還有不少趕任務式的急就章，存在突出的問題。匱乏對藝術的耐心，其實就是缺少對文學和歷史的應有尊重。好在我們已經有一些好作品起到了標志性的作用，較為直接地描繪現代革命史的小說，更懂得通過微觀描寫見證大歷史的肌理，比如《

　　地平線 》等作品，確鑿的史事和鮮活的細節使得大小人物都躍然紙上，充分體現了文學獨有的魅力。尤其是抗戰題材的長篇小說，比如《

　　亮劍 》、《 歷史的天空 》，則是具有明顯的歷史還原和英雄人物性格更加人性化的特點，其中對國共兩方在抗戰中的歷史真實的寫照、對英雄成長中人化因素的重視，顯得更為自然親切，因此“革命英雄主義”就獲得了更大的感染力。

　　人物更符合人的邏輯，史事更符合歷史的邏輯，細節更符合生活的邏輯，創作更符合藝術的邏輯，使現代正史題材文學具有了新時代的進步意義。

　　對于現代正史敘事的暗線和末梢部分，我們現在的文藝創作興趣似乎濃厚得有些過度，仿佛在諜戰、反特等類型的另一戰線的英勇聰敏之士比主戰場上的英雄要高明且多量。智謀迷戀，已成為如今現代歷史題材寫作的偏執。在此我吁請作家們不要忽視對現代史上那些讓民族蒙受深深創痛的重大事件的深度關注，比如“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731細菌”，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足具歷史分量和藝術力量的作品出現，這種不可思議的缺席，更是我們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過于醒目的、令人極為遺憾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