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記苦難

　　一九四二：河南大災荒

　　摘自《溫故一九四二》，劉震云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有刪節

　　推薦理由：這是作家劉震云的首部調查體小說，講述了一個不能不為人知的、關于饑餓的故事。當年旱災、蝗災使糧食顆粒無收，哀鴻遍野，三千萬民眾離鄉背井去陜西逃荒。劉震云為重溫那段幾乎已被這個民族淡忘的歷史，走訪災難的幸存者，完成調查體小說，他也由此成為這場災難的唯一記述者。本書是作者劉震云和導演馮小剛唯一獨家授權的小說和電影故事完整版作品，也是首次面世的劉震云電影版《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年，河南發生大災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盤黃豆芽和兩只豬蹄，把我打發回了一九四二年。當然，這頓壯行的飯，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頓美味佳肴；同時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見得多么可觀。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哈里遜·福爾曼去河南考察災情，在母親煮食自己嬰兒的地方，我故鄉的省政府官員，宴請兩位外國友人的菜單是：蓮子羹、胡椒辣子雞、栗子燉牛肉、豆腐、魚、炸春卷、熱饅頭、米飯、兩道湯，外加三個撒滿了白糖的餡餅。這飯就是放到今天，我們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書中和大飯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說，這是他所吃過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說：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說，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鄉的省政府官員，決不會像白修德這么扭扭捏捏。說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鄉發生了吃的問題。但吃的問題應該僅限在我們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我估計在我們這個東方文明古國，無論發生什么情況，縣以上的官員，都不會發生這種問題。不但不存在吃的問題，性的問題也不會匱乏。

　　還有一個問題，當我順著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時，我發現五十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給我的任務的重要性，人為地夸大了。吃完豆芽和豬蹄，他是用一種上校的口氣，來說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景象令人觸目驚心。全省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災。災民五百萬，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湯”，襲擊全省一百一十個縣。

　　災民吃草根樹皮，餓殍遍野。婦女售價累跌至過去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餓死三百萬人之多。

　　死了三百萬。他嚴肅地看著我。我心里也有些發毛。但當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時，我不禁啞然失笑。三百萬人是不錯，但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無非是小事一樁。在死三百萬的同時，歷史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宋美齡訪美、甘地絕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戰、丘吉爾感冒。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樁，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環境中，都比三百萬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們知道當年有丘吉爾、甘地、儀態萬方的宋美齡、斯大林格勒大血戰，有誰知道我的故鄉還因為旱災死過三百萬人呢？當時中國的國內形勢，國民黨、共產黨、日軍、美國人、英國人、東南亞戰場、國內正面戰場、陜甘寧邊區，政治環境錯綜復雜，如一盆雜拌粥相互攪和，擺在國家最高元首蔣介石委員長的桌前。別說是委員長，換任何一個人，處在那樣的位置，三百萬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慮的問題。三百萬是三百萬人自己的事。所以，朋友交給我的任務是小節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當時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宮、唐寧街十號、克里姆林宮、希特勒的地下掩體指揮部、日本東京，中國最重要的部分是重慶黃山官邸。這些富麗堂皇地方中的衣著干凈、可以喝咖啡洗熱水澡的少數人，將注定要決定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命運。但這些世界的軸心我將遠離，我要蓬頭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餓殍的河南災區。這不能說明別的，只能說明我從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這些慌亂下賤的災民的后裔。

　　不要忘記苦難

　　記者：中國人確實苦難太多，很多人選擇遺忘。以后，可能中國人還是會不斷這樣遺忘，您怎么看？

　　劉震云：大家不知道1942年餓死過三百萬人，相當于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寫了小說，拍了電影，麻木在身上扎了一針，所有的媒體都在報道《一九四二》。大家都在做的話，會提醒的人多一點。小剛有一個深刻的體會，拍《一九四二》，所有的媒體都要問為什么要拍這個，那就證明中國人很麻木，倒也不是說媒體的責任，是因為這種事你不知道。現在提醒一下，大家知道了，只有知道了，才能讓悲劇不再重演。

　　記者：現在中國人大部分對饑餓沒有那么大危機感，1942年的災荒為什么還會引起這么大的轟動？

　　劉震云：潛在意識里有危機感。盛唐時代，也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但盛唐之后，馬上有饑餓遍野，唐詩宋詞里都能體會到。北宋的時候，有一本書《東京夢花錄》，寫繁華的景象。當時首都在我們河南，其實我出生在首都的郊區，三河。真是滿街的是酒樓、妓院，到夜里，兩點了還接著唱戲。轉眼之間，南宋徽宗寫了一首詞，北行見杏花，流離顛沛的景象。包括李清照的，你看她寫的詞，多么的凄涼。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希望《溫故一九四二》起到文學和電影之外的一個微小的作用。這本小說和電影，成了一個社會的事件。這未必是創作者的本意，但提醒一下是有好處的。

　　記者：在故事里表現災荒之外，您也在探討其背后的原因，在挖掘根源上有什么考慮？

　　劉震云：根源的話，具體到1942年有很多根源，天災是一種根源。另外，日本人的進攻，也是一種根源。國民黨貪污也是一種根源。1942年是中國極貧的頂點，戰爭的準備，后面的物質要消耗殆盡了。中日戰爭是1931年9月18日開始的，九·一八事變，日本占領了整個的東北，六年過去，是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占領了整個華北和華南。中國稍微有一點工業基礎，富庶之地，日本基本上都占領了。國民政府退到了荒涼的大西南，崇山峻嶺，跋山涉水。可中國一直沒對日本宣戰。1941年12月9日宣戰，是因為7日發生了珍珠港事件，8日美國宣戰，我們就一起跟著宣戰了。

　　探討原因，是幾方面的勢力，日本人、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確實靠它自己無力承擔戰爭，要看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的臉色。美國人、英國人、蘇聯人，跟災民雖然不見面，確實決定著災民的命運。

　　記者：這部小說是紀實體的，在馮小剛手下拍成電影，假如被拍成回憶式的口述式紀錄片，哪個更震撼？合作了19年，佩服馮小剛導演哪一點？

　　劉震云：電影是電影的震撼，如果是紀錄片有紀錄片的震撼，方向不一樣。紀實性的東西的話，我看有些媒體在做這些事，也在重走災民的路線。有好多記者也走逃荒的路，寫出來的是紀實性的，那個震撼是對歷史事實的震撼，而電影是對人物情感的震撼。老東家牽起小女孩的手，往遠處走的時候，這種人性和史料的震撼，是不一樣的。我看電影的微博的力量越來越大了，因為它是全民聯播。他們說，看這個電影在中國的觀影史上還沒有過，微博上好多電影完了，生成字幕的時候，所有觀眾沒有走。生完字幕還不走，我想，他們一定在思考，他們一定是被影片中這種人性的力量打動了，這是兩個不同的感動。小剛是偉大的導演或者是大師，去年有些人把該拍成電影的電影拍成電影，而大師把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可能，就像《一九四二》，本來是調查體的小說，拍成了電影，19年拍了下來。六大線索，對戲劇是不規律的，線索不見面，委員長跟老東家不見面，岡村寧次也不見面，所以有的觀眾覺得能行嗎，這個也是不可能，改變了觀影習慣。

　　記者：您平常生活和工作是如何安排、如何分配時間的？什么樣的創作環境是您最喜歡的？接下來的計劃是什么？

　　劉震云：我的生活很規律，每天早上跑步，然后寫作，從來不熬夜寫作。在書桌前是寫作，更重要的寫作是我在外面行走時、和朋友聊天時，這時我是在思考，思考是比寫作本身更重要的寫作。接下來我想寫一本書，《一地雞毛》的續篇，寫小林變成老林后的故事，書名我想可以叫做《雞毛飛過三十年》。

　　本報記者 劉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