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應當“海納百川”

　　上海散文創作論壇舉行，作家、評論家熱議———

　　散文應當“海納百川”

　　張瀅瀅

　　相對于其它文體，散文作品更接近于生活的原貌，并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呈現新的特質。在閱讀趣味與閱讀方式的不斷更新下，我們的散文創作是否能夠及時、動態地呈現當下生活和人們的所思所想？在散文創作中，又有哪些問題仍值得探討？日前，上海市作協與本報聯合主辦的“上海散文創作論壇”中，作家、評論家在為滬上散文寫作把脈的同時，充分研討了當下散文創作中存在的相關問題。

　　“缺少了敬畏感，就是瞎寫”

　　身為上海市作協黨組書記，孫颙利用閑暇時間創作長篇小說，也在報紙上不定期地就金融時事發表文章，他直言，寫散文比寫小說“累得多”，“對于小說而言，只要題材確定了，動筆寫2000字是很容易的事，但寫同樣字數的散文，我卻經常需要一個月的思考和醞釀。”

　　評論家毛時安則更坦白地表示，在寫作散文和詩歌時，他“格外謹慎”，“在上千年傳承至今的散文傳統下，寫作者面對的是前人所創造的散文的大海，對此保持敬畏感，并在敬畏感的約束下寫作是必須的。缺少了敬畏感，就是瞎寫”。他同時并不贊成在報刊、雜志上以專欄形式寫作并以此維持生計的寫作形式，認為這種職業化使寫作成為一種“連續性、生產化過程”：“散文需要濃縮思想、濃縮感情和技術層面的東西，職業化生產化商業化的過程中，散文的思想感情被大量稀釋，以往我們所說的有感而發，很多時候被職業化所框限成無感也要發，還有什么看頭？”

　　與小說相比，散文對于語言的要求更高，但一味追求語言的精密，而忽略其他更重要的內核，是當下散文創作中比較容易出現的癥狀。而面對龐雜海量的信息，散文又應該如何寫出新意？對于作家韓小蕙而言，這個問題已經在她心中盤旋許久。“從讀者到作者、編輯、甚至評論家，許多人心里有著自己對于散文的一個框限，似乎超脫了這個框，就不是散文了。但當一部好的作品出現，我們又總能眼前一亮，發現散文其實也可以這樣寫。”她說，“我總在想，散文的創新往哪走？它能否像小說那樣，用汪洋肆意的想象力來形成支撐？借助小說，借助詩歌，甚至借助音樂、繪畫，把別處的優勢都吸納過來，從而開拓散文的空間，這些在寫作中都可以嘗試，都值得我們學習。”

　　重提“真實性”

　　在關于散文的討論中，真實性的問題一直被提及，甚至有些讀者要求散文中必須絕對完全真實，一旦讀到一點與實際經驗不相符的細節時，就會對這篇散文作品全盤否定。《文藝報》總編閻晶明以魯迅在一本書中的辯白為例，講述了他對于散文寫作的看法：如果需要完全真實，讀散文不如讀新聞報道。“在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與其老是防備著別人作假的地方，不如干脆忘記這件事。”他說，“即使題材不同，你所讀的都是文學作品，是允許虛構的。魯迅針對這個觀點強調了散文本身也是文學的一部分，不能在絕對真實上要求它。”在“真實性”的問題上，閻晶明認為這個提法本身值得探討。“散文真實性究竟指事實的真，情感的真，還是虛構的真？這其中有很大討論余地。”他說，“在寫作中，更需要強調的率真的態度。要求有感覺、坦然地、沒有任何芥蒂和任何障礙地把你所見、所聞、所思和所想寫出來，不管你所寫的對象是誰。這點‘俗’的勇氣，現在很多人沒有。”

　　對于這個問題，評論家吳亮則認為，研讀散文時不必局限于“必須講真話”：“就算在作品里說謊話，也可能是好文章，它想回避的東西，其中所反映的人性，都值得我們研究。”

　　面對社會變遷中一直在更新的散文寫作理念，和在各種場合被提及的“大散文”、“新散文”的概念，老作家柳萌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在一些人看來，‘大散文’　就是字數多，幾千、上萬字的篇幅就能稱‘大’么？真正的大應該是題材上的廣大和寬泛，語言多往地方靠一些，文字多往生活靠一些。”而一些年輕人“放置了很多自己的東西，分不清楚是真還是假”的“新散文”寫作，也讓柳萌更留戀傳統意義上的散文寫作。

　　“有余情的文章就是好散文”

　　與小說家、詩人、評論家等身份相比，散文家的身份感較為薄弱，散文也因此成為似乎人人能寫的文體，也就是評論家楊揚所認為的“文學中的平民”。在此前提下，一篇散文作品是否優秀的評判標準更多在于它本身，而與它是否出自“名家”之手并沒有什么關聯。但散文的積累性是其他文體所不具有的，“有些年輕作者可以憑借天賦寫一個小說或一篇詩歌成名，但很少有年輕人憑借寫散文出名的，我們所熟識的一些散文大家多是在中老年時期才厚積薄發的”。對楊揚而言，一個能把日常生活寫好的散文家才是一流的散文家。“他需要對自己所關注的領域、想表現的方面，有深切的體會，并且在熟悉之外能夠提煉，并賦予其在文化上的超越性。”他舉例說，在許多寫作中，不乏行家的文章：“有寫古玩的精妙、寫喝茶的細節、寫詩詞的觀瞻，但還是缺口氣———對自己領域熟悉的程度和對當下文化的體會。這些文章有它愜意的一面，就究其根底還是有所缺乏的。”

　　與散文的品格相比，散文究竟該如何界定這個問題也引起了在場不少作家、學者的討論。“散文肯定不能只是抒情，這個邊界必須放大。《知識分子的春天》算不算散文？《美的歷程》算不算散文？它們在闡釋各自的學術思想的同時也充滿審美樂趣。”評論家劉緒源指出：“這也提醒了我們，學術不僅可以是學術，日記、報告、論文，都可以有文學性，都是散文，從日常實用文章上升為美文，是我們要做的。”他說：“其中最關鍵的就是需要具有余情———不是捉襟見肘，不是概念到概念，有個性施展的空間，心情，情趣，都涵蓋在內，有余情的文章就是好散文。”

　　對吳亮而言，如今他許多寫作都是在網上“一曬了之”，僅為了和友人之間的傳遞和分享。在他看來，散文本身就應該海納百川，無所不包。“當下發生在網上的寫作，雖然有一些是曝露私生活、營造各種氣氛以吸引讀者，但分享范圍終究有限，當然也存在這一些流傳面很廣的作品中，很多不僅不八股，而且非常有想象力和犀利見解，它們本身就是很好的散文。”他說。

　　“弄堂文化”能否代表上海？

　　在當下滬上散文作家的寫作中，評論家朱小如更在意對于生活直白的觸感：“比如毛尖寫上海的那種街頭巷尾，甚至連炒菜，爐子冒著油煙的那種氣味都能聞到，而李大偉則充滿了草莽江湖氣。在這些人筆下，上海的文脈從沒斷過。”

　　“弄堂文化”究竟能否代表上海？在評論家王玉芳看來，為許多人所熟悉的上海文化中的這個側面所表現的就是一種生活的質感。“細節、生動、呈現作家個人的特質，這些都是散文寫作中的重要因素。也有人說上海作家愛寫小資散文，但更主要的是他們很少從‘大’出發，而非常善于表現普通人的生活。”

　　在經年累月的寫作中，上海作家用筆墨逐漸勾勒了一個他們印象里的上海。“生活瑣事寫進文章，還寫得有滋有味，就要被譏諷為小女人了，就被覺得‘小’了，但什么是‘大’呢，在歷史的廢墟上感慨懷古就一定是‘大’？生活好像是不可以寫進歷史的，是小的，是沉默的應該消失的，這樣的觀念是否正確？”作家龔靜指出，“在寫上海時，懷舊也是一個突出特質，懷舊的表達中必然有當下的觀察和呈現。文學不是留聲機，甚至常常是向后看的，在這個過程中時代和人會自己呈現出來，只要我們是誠實的，不是做作的，故意美化的。”

　　楊揚則認為，與許多地方的強調文化使命感的“大散文”相比，上海的散文創作恰恰反映了其平民品格和世俗精神，“滬上的作家比較多借助于那些日常生活的具體事例，或是一些小感觸，小感覺來表達自己的想法或見解，這在上海散文創作當中，如果要推文學史來源的話，也是由來已久。”在特殊的歷史淵源下，上海融匯世界各國文化，造就了特有的文化精神，具有開放性兼容性創造性的特征。在評論家吳周文看來，上世紀30年代文化大家們在上海的匯集和思想碰撞，構成了這塊土地的文化基因和堅實基礎，并成為如今乃至未來上海的文化遺產和創作財富。

　　會議由上海市作協副主席趙麗宏主持，上海市作協黨組副書記、秘書長臧建民，上海詩詞學會會長褚水敖，本報總編陳歆耕以及滬上散文作家丁錫滿、鄧偉志、羅達成、王周生、陳丹燕、程小瑩、孔明珠、潘向黎、南妮、朱蕊、童孟侯、李大偉、王琪森、王勉、胡曉軍等數十人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