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風(fēng)就要“真能文”——以漢文帝的一個文件為例

　　好文風(fēng)就要“真能文”——以漢文帝的一個文件為例

　　◎ 劉潤為

　　“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漢書·文帝紀(jì)》)

　　這是漢文帝劉恒于即位之初(前179年)下發(fā)的一道詔令，后人稱之為“恤民詔”或“議振貸詔”。大意是說，當(dāng)此春意盎然之時，草木及其他生物都得以享受生命的快樂，而我的子民中家庭殘缺、生活窮困的人，有的已經(jīng)到了瀕臨死亡的地步，這種狀況并未得到足夠的體察和重視。我們這些為民父母的是什么感受、怎樣對待呢？請你們議一議救助的辦法，以重振他們的欣欣生意。

　　從文章學(xué)的角度說，歷代皇帝們的圣旨、詔書、詔令之類是不大受人待見的。然而，劉恒的詔令特別是這道“恤民詔”卻一直受到后人的贊賞，連藐視皇權(quán)的明代文人李贄都稱之為“圣主妙詔”。什么叫“妙詔”？就是好文件。

　　好在哪里呢？我以為至少有以下幾點：一是不回避矛盾，不閃爍其詞。那個時候，整個社會積累了太多的危機(jī)。自秦收束六國以來，先是狀如猛虎的苛政，后是兵燹四起的板蕩，將偌大中國折騰得百業(yè)凋敝、萬戶蕭疏，百姓的元氣消耗殆盡。于是，休養(yǎng)生息就成了社會發(fā)展的迫切要求和黎民百姓的熱切企盼。與民休息的重點自然是貧困群體，特別是其中的特困群體。劉恒即位伊始，就追隨蕭曹，下發(fā)這樣一道詔令，可謂抓住了治國理政的關(guān)鍵。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對于開創(chuàng)

　　“文景之治”的確產(chǎn)生了基礎(chǔ)性的作用。二是一掃呆氣、暮氣和死氣。此文一起筆便打破定法，不入正題而先去點染萬物春榮的神韻，從而顯示出了一種揮灑自如的氣度。更出人意外的是由春日萬物之樂而聯(lián)想到民生之艱。字里行間，我們仿佛感觸到了那顆憂民之心的跳動，禁不住為之動容。睹物自然難免要生情。但是，由于人的實踐歷程不同，價值取向、品格情操不同，其所生之情也就千差萬別。沐春風(fēng)而睹萬物和樂，貪婪的周厲王盤算的極可能是收獲多少獵物，放蕩的明武宗則大概春心萌動，急于外出游冶并捎帶著尋花問柳。同樣的時節(jié)，同樣的景物，在同是帝王的劉恒那里之所以撩動起憂民之情，則是由于他少年入代(今河北西北部、山西東北部)，對民間疾苦深有體察，進(jìn)而確立了牢固的民本觀念和勵精圖治的遠(yuǎn)大抱負(fù)。根深才能葉茂。從這種意義上說，正是深切的憂民情懷，成就了這篇鮮活生動、辭采怡人的美文。有人以為文件體(決議、指示、命令、報告)的寫作不需要傾注情感，其實不然。自古以來，凡是受人推重的文件，無一不是情深意切的。在這方面，諸葛亮的《前出師表》也許是傳播更廣的一例。三是不說空話、套話和大話。一個頂層文件，竟然僅僅用了51個字！然而，在這個比當(dāng)今博文還短的文本中，又包容了多么豐厚的內(nèi)容！其間既有對民生疾苦的揭示和憂思，也有對工作失誤的反省和批評，又有對于官員們的委婉警示和勸導(dǎo)，當(dāng)然更有對于工作的明確決定和要求，真可謂體約而不蕪、辭約而旨豐。有人說，讀此文如行山陰道上，風(fēng)光滿目而其味無窮，我看似不為過。

　　古人論文，有“有意為文”與“真能文”之別。所謂“有意為文”，就是為文而文，如無端地編造新詞或四六句之類。所謂“真能文”，就是確有正當(dāng)需要才寫，確有不得不說的話才寫，而且行于所當(dāng)行，止于所當(dāng)止。毫無疑問，劉恒的這個文件就是 “真能文”的典范。

　　(作者：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