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吹“草”動 “雁”過留聲

雷抒雁生平

　　當代詩人、作家。1967年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其成名作是紀念張志新而寫的長詩《小草在歌唱》。任中國作家協會第五、六、七屆全委會委員，2012年5月任中國詩歌學會會長，并擔任中國作協詩歌專業委員會主任。曾任《詩刊》社副主編、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先后出版詩集《小草在歌唱》、《父母之河》、《踏塵而過》、《激情編年》等，散文隨筆集《懸腸草》、《秋思》、《分香散玉記》等。獲得過各種文學創作獎，并有多種文字翻譯的詩作發表于國外。2013年2月14日，雷抒雁逝世，享年71歲。

　　在網上看到《馮驥才、于丹等八位名家致信20年后的自己》，里面有雷抒雁寫給自己的信，他說：“今天，我們全民族正在努力完成一個‘中國夢’。這正是千百年來，無數的仁人志士流血犧牲，為之奮斗的一個夢想。親愛的，20年后這封信我希望你能有幸收到。”信尾寫著，“抒雁 2013.1.16”，轉眼間，這成了一封無法抵達的信。但這位對國家和民族心懷祝福的老人，他一生都以自己的文學創作呼應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以錚錚作響的聲音抒寫著這個時代人們的生命欣喜、憂思和深沉的思索，激勵著我們努力去完成“中國夢”。——編者

　　■本報記者 楊桂青 石天強 張書慧

　　著名詩人雷抒雁的詩歌被一些省市用來做中考、高考考試題，有的還被編入教材。“對此您有什么感受啊？”我們問雷抒雁。雷抒雁朗聲大笑道：“那就變成‘強迫閱讀’了。”

　　2月14日凌晨，雷抒雁離開了這個他無比眷戀的世界。21日，眾文朋師友及親人來到八寶山公墓為他送別。“光光溜溜來，瀟瀟灑灑活，從從容容走”，妻子馬利的這段挽詞，活現了雷抒雁生前的形象。

　　2009年9月8日、9日，我們連續兩天采訪了雷抒雁，還有很多稿子之外的聲音留在我們的記憶里、筆記里。送別之際，我們又翻開舊筆記，逐字逐句重溫他留下的聲音。“風吹‘草’動，‘雁’過留聲”，雷抒雁曾幾次對我們這樣笑談。

　　讓孩子們知道土地里的勞動是怎么回事兒

　　記者：您怎么評價您這一生？

　　雷抒雁：一個人的變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變化。我這幾十年經歷的東西很多。我若早一點出生，會和王蒙他們一樣成為更老一代的作家，但也可能成為老一點的“右派”，我晚生了幾年，躲過了那場劫難。但如果再晚生一點，就不會經歷一些東西，比如“大躍進”時期的去人民公社吃食堂、“文革”等，那也會是很遺憾的事情。你們沒經歷過戰爭是好事，但是戰爭也是一種了不起的經歷。

　　記者：您經歷過戰爭嗎？

　　雷抒雁：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西北野戰軍從延安過來解放我們。我母親著急了，到處找我，后來在村頭看到我正跟一群孩子玩兒呢。母親拉上我的手就跑，她自己腿都軟了，跑不動了，嘴里喊著，“趕快回家，趕快回家”。院子大的人家挖了防空洞，我們就鉆進人家的防空洞里。

　　這場戰爭基本上結束了一個時代。

　　記者：您對新中國成立有什么印象？

　　雷抒雁：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我們涇陽縣城里也在舉行慶祝新中國成立的活動。縣城唯一的廣場上臨時搭了一個臺子。從延安過來的馮石光是我們縣的第一位女縣長，她用我們的方言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農民對新中國的熟悉是從兩件事開始的，一是土地改革，一是接觸干部。那時的干部雖然不是老百姓選的，但是跟老百姓的距離很近。他們每天到老百姓家里去吃飯，每天到處跑著處理各種事情。

　　記者：故鄉的經歷對您走上文學道路產生了很大影響嗎？

　　雷抒雁：是的。關中農村的所有農活，我都能干，種地、收麥、摞草垛。這些東西都變成了我根深蒂固的記憶，它們是我所有經驗的土壤和胚胎。西方的一位作家說，文學就是一種記憶。有時候我很想到農村包幾百畝地，專門重現當年勞動的場景，撒種、鋤地、收割，讓現在的孩子們去體驗，知道土地里的勞動是怎么回事兒。

　　小時候我隨母親步行去商洛舅舅家，一路上要經過很多地方。有一個地方叫輞川，當年王維在這里呆過，寫過《輞川集》。到秦嶺頂上，當年韓愈在這里寫下“云橫秦嶺家何在……”這一路體驗的都是唐詩里的那些感受。路邊的小溪、巖邊的古松、樹上掛的藤蔓，都復活了那些詩句。我也正是通過這些情景記憶進入詩的。青少年的記憶是詩發芽、萌生的根基，我在這些根基上找到了真正的詩。

　　記者：生活和創作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呢？

　　雷抒雁：我覺得生活給了我們很多東西，不是現在所說的刻意去深入生活，而是生活已經沉淀到我們的記憶中了。對人生的體驗必須很豐富了，才可以成為作家。

　　文學是以沉重的步伐邁進，生活是以快捷的步伐前行。我曾說過，新聞就像伐木工伐木，拿著鋸，很迅速地就把樹伐倒了；文學就像挖人參，先用紅繩拴住，然后再慢慢挖，還要以一種崇敬的心情，一根一須，都要弄仔細。所以，文學的深度和生活、新聞的快捷是矛盾的，文學要追求一種恒久。

　　記者：您對少年作家有什么忠告？

　　雷抒雁：現在的文學創作是很活躍的，小學生都出書，更不用說中學生、大學生了。一個人性格和心理的形成基本上在青少年時代完成，以后都只是修正。青少年時期生活的豐富性基本上把一個人的骨架給定下了。我對現在的孩子感到畏懼的地方就在于，他們少年時代不游戲，更多的是在枯燥的書本里度過的，這些是完全留不下影響的。席勒說：“當人游戲的時候，人才是真正的人。”現在的小孩兒寫的小說受電視劇影響很大，但就是沒有他們的生活，這是很可怕的。他們沒有生命的記憶。

　　隨手能找到的武器就是詩

　　記者：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出現了全民詩歌熱潮。類似熱潮在新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到了特定的時候，人們總是借詩歌去表達。這是為什么？

　　雷抒雁：當一個人激情迸發時，或者遇到比較緊急的事情時，他隨手能找到的武器就是詩。

　　我們這代人受到“左翼文學”的影響、革命文學的影響，還有蘇俄文學的影響，非常重視詩的品格、文學的品格。我們總是想做“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做精神的啟蒙者或者張揚者，尋找生活中的精神力量。我們覺得詩是給人力量的，詩是最有力量的。

　　記者：張志新事件發生后，您寫了長詩《小草在歌唱》，至今傳頌。您在這首詩里表達了什么樣的情感？

　　雷抒雁：我寫《小草在歌唱》的時候，就是覺得張志新一個這么善良的人，卻蒙受了如此大的災難，真是慘絕人寰。她不想死，她有母親、孩子，可是她死了。她讓我們對生活有一種覺醒。在她清醒的時候，我們還在愚昧中，那種麻木狀態是很卑鄙的。“大山倒下來了”，當時我們有那么多男子漢，“男子漢偉岸得像森林一樣”，可是扛起這座大山的卻是一個女性柔弱的肩膀。我當時是為一個苦難者、一個母親、一個妻子、一個女兒、一個真正的女性去寫的。所以，我寫的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對抗，不是簡單的政治事件，我是在歌頌一個人，從人性的角度來寫的，是貫穿了我的情感在里面的。這就是現在朗誦起來還有那么多人為她掉淚的原因所在。胡風當時說，像張志新這樣的事情不是經常發生的，但是對不一樣的事情，卻能用相同的情感去體會。

　　記者：您怎么看待苦難？

　　雷抒雁：我覺得一個人總要想一些苦難的事情。你不應該因為自己躺著的床很柔軟就以為全世界都是那么柔軟。你也許不能幫別人什么，但同情心不能失去。你不能夠漠視苦難，不能任由不公正的東西存在。有人被別人欺負，你不能幫他去打架，但是你可以發出聲音來。我覺得這是我們的人格、性格，這是詩歌的責任。

　　記者：您的這個觀點跟現在的文化取向，尤其是娛樂文化風向正好相反。

　　雷抒雁：現在說的“娛樂至死”，是一陣風，很快就會飄過去了。唐山大地震中死了20多萬人，汶川大地震又死了10多萬人，但從整個社會來說，并沒有出現不穩定，這就說明了我們生活的凝重感。我們這個民族經歷的苦難太多，所以她很強大。

　　人失去一點東西并不重要，重要的還是人的精神。其實，一個人在最困難的時候，支撐你的不是皮肉，而是精神。精神垮了，皮肉也就垮了；精神黑暗了，皮肉也就麻木了。

　　記者：您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寫作生命力，有什么“秘笈”嗎？

　　雷抒雁：寫作，尤其是寫詩，像激光一樣，要把你的情感集中到一個點上打進去，再從內到外擴散。寫詩要找一個角度，就像足球罰點球，要找一個很刁的角度把球踢進去，這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寫詩的痛苦往往在這里。

　　像我這個年齡還在寫作，還在“死皮賴臉”地寫詩的人已經不多了。有三個東西支撐著我。一是要保持一種活力。寫詩總是要有激情的，即便在文字上很冷靜，內心永遠也是燃燒的，這就是魯迅所說的熱和冷的問題。二是要超然于時代的誘惑。這個時代誘惑很多，不平衡也很多。不但敗壞情緒，有時候是會傷詩的。三是不僅要學習經典，還要向年輕人學習。不是說年輕人的創作是完善的、完美的，而是說其中有很多好東西，這是青春迸射出的激情。不斷地從中吸收，就可以保持精神上的青春狀態。這也就是所說的“河海不擇細流”。

　　記者：您用電腦寫詩嗎？

　　雷抒雁：我寫詩仍然是手寫，簡單的手工操作。就像一個老字號做“驢打滾”的時候，做得很精細，做得也不多，生怕對不起顧客。而別人已經在批量生產了。我會把詞語、句子，放在思想的戥子上稱來稱去，所以不會為了錢去寫作。我始終認為，寫詩是一種手藝。

　　我那些老師都是非常厲害的

　　記者：很多作家走上文學之路是受了中學語文老師的影響，您的語文老師對您有什么影響嗎？

　　雷抒雁：我的作文一直寫得很好，經常受到老師表揚。我上初中時在《紅色少年報》上發表了自己的處女作，寫生產隊兩個小孩兒放羊的故事。

　　我的初中語文老師是一位文學愛好者，他把自己的文學夢傳遞給了我們。白描、李自軍也是他的學生。每次上課，他用半節課把課文講完，其余時間就給我們講文學名著，我就是在他的課堂上了解了巴爾扎克、高爾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大作家。我家遠，有時候就住在他家里。他大學時用的講義，我都看過。

　　我上了高中，他也調到了那所高中，還是當我的語文老師。他比較欣賞我的作文，經常當成范文在課堂上讀。高三的學生都拿我的作文學習。

　　記者：您不僅寫詩歌，還進行詩歌研究，寫了《還原詩經——遠古的回聲》，這些是不是受大學教育的影響？

　　雷抒雁：1962年我考上了西北大學中文系，那時西北大學的古典文學專業全國聞名。我那些老師都是非常厲害的，都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學生，系主任還經歷過“五四”運動。傅庚生老師是杜甫研究專家，拿一句古詩給傅老師，他很快就能找到出處。

　　那時候的老師能沉下來，現在的老師沉不下來，你看北大的老師整天在電視上做節目，現在叫文化學者，上百家講壇的學者，很像說書藝人。

　　嚴格來說，教授就是要沉下心來研究問題。教我們先秦兩漢文學的劉持生老師說，治學沒有別的辦法，就是讀，就是記。他教我們做讀書卡片。我有很多本子，把重要的東西隨時記下來，養成了摘記的習慣。需要用的時候，可以根據摘記回去找原書。我現在研究《詩經》的方法，就是當年在學校里經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