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理論的悖論

　　《文史哲》刊文挑戰西方接受美學

　　接受美學(又稱接受理論)誕生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經問世便風靡世界，被視為文學批評理論的一個飛躍。接受美學擯棄以作者和文本為中心的傳統，倒轉乾坤，把讀者推向文學的中心，強調讀者對作品的主宰，從而徹底顛覆了傳統文學理論，對文學批評產生劃時代影響。改革開放以后，這一理論迅速傳入我國，一度出現望風而拜的景況，其流行程度甚至遠遠超過西方，被視為當代中國傳播最廣、影響最深巨的西方文學理論。近日，享有盛譽的老牌學術雜志《文史哲》2013年第1期刊發著名學者袁世碩的論文，對這一影響巨大的理論提出挑戰，引起學界廣泛關注。

　　袁世碩以《接受理論的悖論》為題，對接受美學代表人物姚斯的“期待視野”理論、費什的“讀者反應”理論，以及伊澤爾的“審美響應理論”逐個進行剖析，重點對接受美學的邏輯矛盾和內在沖突進行駁正。在袁世碩看來，接受美學的諸多基本命題和論斷，皆面對無法自圓其說的難題，其由重視讀者接受走向無視、抹煞作品本文的客體性，存在著比傳統的重作者和作品文本更大更為根本性的偏差。

　　袁世碩認為，“文學和文學史研究增加讀者接受的維度，是應有之義，但丟開作者生產和作品表現的維度，就由一種片面性走向另一種片面性，而且是更大的片面性”。“如果文本真的對讀者閱讀沒有作用，一切取決于讀者的頭腦，那么文本豈不就只是一頁頁白紙，成了中國古代《西游記》小說中所說的那種蒙騙取經人的‘無字經’”！袁世碩告訴記者：“接受理論家、竭力抬高讀者接受的地位，曲意為說，無法逃脫自相齟齬的兩難境遇，結果還是回歸文本，客觀上說明文本是放逐不了的。這可以說是接受理論的‘死穴’。”

　　在袁世碩看來，接受美學之所以會本末倒置，原因在于其在借喻馬克思商品生產與消費理論時出現了嚴重失誤。接受美學變相地抹煞馬克思生產(作品創作)是“實際的起點，而且也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的意義，過度地突出消費(接受、效果)對生產(作品創作)的作用，將“消費完成生產行為”，“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和“想象的對象”的作用，改造為作品經過讀者閱讀接受才是真正的完成，作品的生命在于讀者接受中。這就把生產(作家創作)不僅創作出消費的對象(作品)，也規定著消費的方式，“也為對象生產主體”這個重要的方面完全拋開了。這一做法“不僅在理論上是片面的，就文學實際而言更加是片面的”。

　　袁世碩此文意在破除國內一些學者對接受美學的迷信。自接受美學傳入以來，奉其為圭臬者眾，推許其為“最圓滿的文學批評理論”者也不乏其人。接受美學代表作紛紛被迻譯出版，一邊倒地稱揚其理論的論著頗多，依其理論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接受問題的論文著作更是數不勝數。袁文初衷即在于糾正這種偏頗。袁世碩說：“我是想辨明接受理論實際情形。我們不能片面地盲目稱揚，奉之為經典。”

　　在部分專家看來，袁文的發表值得重視。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眾多國外文學理論被引入國內學術界，在那個理論饑渴的年代，國內學界更多是對這些理論的頂禮膜拜。隨著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學術自主意識的增強，對這些理論的批判性反思和檢討已被提上議事日程。袁世碩表示：“文學界對西方近文學理論流派的引進使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活躍起來，但也存在著囫圇吞棗，不加分析地盲目接受的現象。近年文學理論界提出要改變以西以新為上的理論傾向，但不能只是籠統地提倡，更實際的做法應當是對一些有影響的西方文學理論論著做些認真的研究分析。理論還得靠理論研討去說服，由此還可以使理論得到深化，有所發展。”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李衍柱教授對袁文的學術膽識和勇氣深表敬佩。他說：“一位年逾八旬的學者，竟以銳敏的學術眼光、寬廣的學術視野，破門而出，向姚斯、伊澤爾、費什三位世界級的接受美學大師發出挑戰。這是中國文學史家第一次旗幟鮮明地向世界接受美學的學術挑戰。”

　　李衍柱認為，袁世碩對接受美學理論提出的“悖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接受美學理論的提出和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傳播，是美學、文藝學這種轉向的重要風標。對他們理論中的“深刻的片面”或“片面的深刻”都應全面深入地加以分析研究。站在時代的高度，從世界美學、文藝學發展史的視角，結合中外文藝實踐，重新審視和研究接受美學理論提出的問題、范疇和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袁世碩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界有代表性的專家，今年84歲，是山東大學終身教授，曾師從著名學者馮沅君教授。《文史哲》雜志主編王學典表示：“袁先生論文關涉重大，肯定會引起不同意見。《文史哲》一直有推動重大學術討論的傳統，我們愿意為相關學術討論提供更多版面。”(特約記者 郭震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