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家劉慶邦——“有分量的生命寫出有分量的作品”

劉慶邦在深圳參加文學活動。

　　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農村，當過農民、礦工和記者，剛剛當選為中國煤礦作協主席。被稱為“中國短篇小說之王”，先后獲魯迅文學獎、十月文學獎等多種獎項。根據其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53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作品譯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韓國等外國文字。

　　他，從1972年開始創作第一篇短篇小說起，40多年來從未間斷短篇小說的創作。迄今為止發表兩百多篇，出版40多種小說集，去年10月被首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評為“杰出短篇小說作家”。他，就是著名作家劉慶邦。日前，劉慶邦來深圳參加文學活動，記者采訪了他。

　　談童年 “心重”關乎敏感、善良和責任心

　　記者：我在網上搜了一下，發現一個特點，就是你的講座主要是兩方面，一個是短篇小說的技藝，比如“小說的虛與實”、“小說的細節”等等；一個是文學與生命、文學與人生。后面這個主題，你常會說一個詞：心重。這個詞該怎么理解？

　　劉慶邦：心重，河南人的方言，把“心事重”簡稱為“心重”，很重感情的意思吧。我有個觀點，一個好的作家必須是心重的作家。

　　很多認為“心重”好象是心眼小，事情放不下。我自己不太認同這種說法，我自己想了想，我覺得這個“心重”，關乎敏感，關乎善良，關乎一個人對責任感承擔，就從這些意義上說，“心重”不是消極是積極，是健康心態。所以我敢于承認我自己是個心重的人。跟文學創作聯系起來，我認為一個好的作品，它有可能是心重的人寫出來的，不是心輕的人所能為。如果一個人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沒心沒肺的，我覺得是很難指望這種人能寫出比較有分量的作品。

　　記者：敏感、善良、有責任感的作家才能寫出有分量的東西。

　　劉慶邦：功夫在詩外。小說也好，散文也好，藝術也好，除了學習創作技巧，重要的一點，就是加強我們自身的修養，重視修煉我們生命本身，因為寫作過程也是不斷修行的過程。一個作家他寫出什么樣的作品是由他的生命來決定的。作家生命的質量、力量、分量來決定作品的質量、力量和分量。

　　談史鐵生和莫言 作品充滿了生命的力量

　　記者：那么，當代的作家中，誰的生命是有力量的生命，誰的作品是有力量的作品？

　　劉慶邦：我愿意推薦史鐵生。

　　記者：哦，他去世兩周年了。最近出了一本書是紀念史鐵生的，叫《讓“死”活下去》，作者是他的妻子陳希米。大量的細節。我看了，又對史鐵生的寫作有了更多的認識。

　　劉慶邦：是。我和史鐵生是同事，都是北京市的專業作家。鐵生他是到陜北插隊以后回來就高位截癱，然后就只能坐在輪椅上生活。后來因為尿毒癥，腎衰竭，做透析。做透析，透析了十來年呀，每個星期透析兩次，一個月透析好幾個輪回。就是這樣的人，我要說，他的精神高度要比我們每個人在地上快步行走的人精神高度都高。因為他對這個人生思索的最深，真正用生命的投入來寫作。讀史鐵生，不僅要讀《我與地壇》、《我遙遠的清平灣》，還要讀《病隙碎筆》、《務虛筆記》，還有長篇《我的丁一之旅》。鐵生作品最大的特點是：哲思。他對生命的追問，對生命的思考，對生與死的思考，比我們當代作家每一個人都深刻。

　　講一個細節。因為病得特別重，就是思索起來很困難，因為這個思考需要大腦來思考，大腦需要供血、供氧，他要抓住這個念頭，固定下來，否則就會散掉。怎么辦？透析的時候，他的夫人陳希米就幫他在身邊放一個手機，這個念頭一出現，就馬上在手機上記下來，或者記一些線索，或者記一些記號，等透析完了以后，再回去整理，然后再寫他的一些作品。所以說，若干年之后，我們再讀史鐵生的作品，仍然會感受到他的作品里散發出的璀璨的藝術光芒。這從哪里來的呢？這就是得力于史鐵生的生命的力量。

　　記者：除了史鐵生，誰的作品還充滿了生命的力量，在您看來？

　　劉慶邦：生命的力量，我還愿意舉一個例子，就是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

　　莫言得了諾貝爾獎以后，報道很多，大家對他的情況有所了解，都知道莫言連高小都沒有畢業。他母親因為在三年困難時期的時候，偷吃了生產隊的一把牲口料，被人吊起來毒打。莫言偷吃了生產隊的一根胡蘿卜，被人家發現了，低頭請罪，回到家后被父親打。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就是以他的經歷寫的。莫言想改變自己的命運，想當兵，當了幾次都當不成，生產隊隊長這一關過不去。想當一個民辦教師也被人家頂替了。后來改變命運的一個機會是，他到公社的棉花加工廠去打小工，才到部隊當了兵，才把他的命運發生了轉折，然后逐漸寫出很多作品。莫言在瑞典領獎的時候，演講的題目就是《講故事的人》，他講了一些故事，其中就講了關于他母親的故事。通過這些經歷我們也可以知道，莫言的生命也是有分量的生命，他之所以寫出一系列有分量作品，就是因為他的生命是有分量的生命，如果他的生命不是有分量的生命，是輕飄飄的，沒有什么經歷，他不可能寫出那么有分量的作品。

　　談短篇小說 寫短篇要有短篇小說的精神

　　記者：2012年10月，您獲得首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中的“杰出短篇小說作家”獎項。主辦方給您的頒獎詞是：“我們從他的短篇小說中看到不受喧囂干擾的專注、耐心與沉迷，看到那唯有保持在笨拙里的誠懇以及精湛技藝”。這讓人敬佩。一，寫短篇小說，吃力不討好，而且收益小；二，你從寫作一開始，就一直走在短篇小說這條“小道”上，40多年發表了兩百多個短篇小說，何止是“不受喧囂干擾”！

　　劉慶邦：從1972年寫第一篇小說，我寫了40多年的小說，大多都是短篇小說，給人造成一個印象，說我專攻短篇小說。以致早些年有人拿著我的短篇小說要與我對話。我當時在報社上班，只好告知這是一種業余。因為有本職工作，我一般都是選擇在早上四五點起來，寫一兩個鐘頭，有時一個短篇能磨上一個多月。 拋開客觀因素，從主觀上講，為什么寫這么多短篇小說。我覺得寫短篇要有短篇小說的精神。這精神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對純粹的文學藝術不懈追求的精神，二是與市場化、商品化對抗的永不妥協的精神，三是耐心、在細部精雕細刻的精神，四是講究語言韻味的精神，五是知難而進的精神。

　　記者：與市場化、商品化對抗的永不妥協的精神，怎么理解？

　　劉慶邦：我們都知道現在文學出書的形式多樣，只要出得起錢，就能出書；書出來就完了，全是垃圾；還一種靠明星效應，經常在媒體露臉，讀者抱著看他們隱秘的東西的心理來看他們的東西。當然，也有明星寫得好的，評劇演員新鳳霞就寫得好。我自己覺得我是靠文學創作來支撐著自己。大家都知道，寫短篇小說不掙錢，一個短篇小說的稿費，與寫一集電視劇收入根本無法比。寫短篇小說其實就是不掙錢，這成為我的一種反動力。如果把創作當成賺錢手段，那么我會感覺將沒法寫下去。

　　記者：越是技藝精湛，越是難超越自己，所以你還強調“知難而進”的精神？

　　劉慶邦：這個精神，是我對自己提出的要求。我是1972年在煤礦工作的時候寫了第一個短篇，到今年寫了四十多年。如果做別的手藝，已經做得非常熟練、得心應手了，但是寫短篇小說，誰也不敢說自己寫得非常熟練了，如果你覺得自己寫得很熟練了，我覺得很可能你離被短篇小說藝術拋棄已經不遠了。我覺得寫短篇一直是一個知難而進的過程，一個學習的過程，我在寫每一篇短篇時，在選材階段時就反復想，甚至感嘆，寫一個好的短篇太難了。接著就給自己打氣，世界上任何有難度的事情，才有魅力，難正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寫作的動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