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平:寫作讓我陳述對世界的看法

▲　李永平近照

《吉陵春秋》李永平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日前，繼2012年的《大河盡頭》之后，華語名家李永平的代表作《吉陵春秋》簡體版又在大陸面市。對李永平這個名字可能我們還不熟悉，其實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就以小說《吉陵春秋》一鳴驚人，博得王德威、龍應臺、齊邦媛等人的贊譽。李永平出生于馬來西亞，自己定位是馬華作家。但是他20歲就到臺灣讀大學，其所有作品最初是在臺灣發(fā)表。作為用漢語寫作的馬華作家，他的作品又有英美文學專業(yè)的造詣，主題多涉后殖民寫作的離散與鄉(xiāng)愁、迷惘和尋找等。

　　這是個罪與罰的古老故事

　　齊魯晚報：《吉陵春秋》這部小說在您的寫作中占有什么位置？

　　李永平：我常用佛家的人生三境界來比擬作家一生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吉陵春秋》應是第一階段的作品。《大河盡頭》屬于第三境界，中間夾著一本被臺灣讀者稱為“天書”的《海東青》。《吉陵春秋》和《大河盡頭》間隔二十年，分別呈現(xiàn)我在人生兩個階段——青年和暮年對人生的感受。我希望讀者在《吉陵春秋》中看到的是：一個在南洋出生長大的華裔青年，打心里對漢語言文字的仰慕。

　　齊魯晚報：這是一部您早期創(chuàng)作的小說，現(xiàn)在回頭看它，您對這部小說的寫作方式和立意滿意嗎？

　　李永平：《吉陵春秋》是我二十多歲時寫的一本書。那時我還不太懂文學理論，也不太講求小說技巧，是“我手寫我心”。我的意念很單純：寫一個童年記憶中的迎神之夜，在眾目睽睽之下，小鎮(zhèn)上發(fā)生了強奸事件，這樁罪惡如同漣漪一般引起了種種影響和后果。這是個罪與罰的古老故事，探討東方式的因果報應過程。

　　“吉陵”是一個虛構的小鎮(zhèn)，沒有明確的地理位置和時代背景。因此，它是具體而微小的世界，可以是讀者心目中任何一座城鎮(zhèn)。同時，“吉陵”也是個文學象征，代表人心中某個陰暗的角落。偶爾，在一樁血案發(fā)生后，它才會暴露在天光下，讓人們一睹它的真面貌。

　　齊魯晚報：小說語言很美，但故事中充滿罪惡和冷酷，是有意為之嗎？

　　李永平：很多讀者欣賞《吉陵春秋》的文字和形式之美，卻受不了故事的殘酷和丑惡。我喜歡法國人的“文學觀”：文學之美不在題材，而在表現(xiàn)題材的方式。用優(yōu)美的語言文字，描寫丑惡的人生和社會可以讓作品更有張力和爆發(fā)力，可以讓讀者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可以更加美麗、更有秩序。

　　我在英國殖民地生長，卻從小仰慕中華語文，長大后，決定從事寫作，竟然舍棄我比較熟悉的英文，選擇我學得很辛苦的中文。只因為在我看來，方塊字比拼音文字更美麗、更好看，更適合描寫和呈現(xiàn)這個世界，包括它的丑陋面。

　　齊魯晚報：《吉陵春秋》是一部比較異樣的小說，故事的人物沒有結局，小說大面積留白。

　　李永平：這確實是一部沒有結局的小說，如同人生一樣，一圈又一圈無休止地循環(huán)，所以，書中一再出現(xiàn)“水車”的意象。這部小說獨特的、環(huán)形的結構是刻意設計的，用來反映和呈現(xiàn)我受佛教影響的世界觀。

　　但是，內心中我卻懷疑，這個世界真的有因果報應嗎？“好人”一定有好報嗎？“壞人”一定會遭受雷轟嗎？其實書中的壞蛋潑皮十一、小樂和蕭達三下場可好得很呢！但我不能也不敢明白地寫出來，怕讀者受不了，要罵我。所以我就刻意留下空白，讓敏銳的、成熟的讀者自己去想象和玩味。“留白”不正是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一大特色嗎？

　　寫作讓我審視內心深處的陰暗角落

　　齊魯晚報：“回憶和書寫是洗滌心靈的不二法門。”這是您說過的話。您寫作《吉陵春秋》和《大河盡頭》時也有洗滌心靈的感覺嗎？

　　李永平：“回憶和書寫是洗滌心靈的不二法門。”話是這么說，但內心中，我懷疑文學具有了不起的功能。不瞞你說，寫完《吉陵春秋》和《大河盡頭》后，我的心倒是更“冷”了，對人生更加悲觀。不過，我必須承認，寫作對我來說有一種宣泄的作用，至少可以讓我痛痛快快、毫無保留地陳述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同時，寫作還提供一個反思的機會，讓我好好地面對自我，審視內心深處那些陰暗角落。創(chuàng)作的意義，在我看來也許就是這樣。

　　齊魯晚報：您喜歡中國古代文學，對您影響最大的古代文學作品是什么？

　　李永平：我喜歡的中國作家太多了！一定舉出一位，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司馬遷。我一直把中國的第一部通史《史記》看成中國的“圣經(jīng)”、神州的“創(chuàng)世紀”，而這本書又是一部文字優(yōu)美、意境高超的文學作品。說它是“圣經(jīng)”，因為它記錄了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和先民的生活史，重要性一如《舊約》之于猶太人。讀高中時，我還把《史記》當做床頭書，每晚睡前，總要捧在手里讀一兩段呢。

　　齊魯晚報：您覺得小說家的任務是什么？

　　李永平：小說家的任務形形色色，有人想扮演社會良心的角色，有人自命為時代的發(fā)言人，等等。這些使命都很崇高。但我只愿意當一個牛虻。這是一種專門叮蜇牛馬的昆蟲，牲畜們都討厭它。在英文中，這個詞用來比喻一種人：事事看不順眼、成天嘮嘮叨叨、批評這批評那、惹人嫌的討厭鬼。真正的小說家，不正是這樣的人嗎？牛虻李永平，好樣的！

　　舊俄文學讓我聽到了民族靈魂的吶喊

　　齊魯晚報：近年來掀起了港臺文學、馬華文學“歸鄉(xiāng)熱”，除了您，還有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駱以軍、董啟章、黎紫書等作家的作品出版簡體版。您怎么看這一次文學熱潮？

　　李永平：上世紀80年代，臺灣文學走向大陸，基本上是兩岸剛開放來往時所引發(fā)的一股熱潮，所以那時被引進大陸的臺灣作家，都具有高知名度，比如瓊瑤、席慕蓉、白先勇。而現(xiàn)在出版社引進港臺文學、馬華文學時，首要考慮的是藝術品質，希望這種現(xiàn)象能夠持續(xù)下去。

　　齊魯晚報：馬華文學常見的主題是鄉(xiāng)愁，您的作品也在表現(xiàn)這個主題。當下的新一代馬華作家的作品是不是還充滿鄉(xiāng)愁？

　　李永平：離散與鄉(xiāng)愁、迷惘和尋找，確實是馬華文學常見主題，只是我的表現(xiàn)特別深而已。馬華文學年青一代作家如黎紫書、黃錦樹等，已完全認同“馬來西亞”這個國家，他們的作品中離散與鄉(xiāng)愁色彩漸淡。他們的理想和追求，跟其他族裔的馬來西亞作家并無不同。這是一件好事，我祝福他們。

　　齊魯晚報：您的每一部小說讀起來都不太一樣，都有寫作方式的改變，《吉陵春秋》語言很有中國舊小說的特色，但文本形式是西方的。有影響您的作家嗎？

　　李永平：由于出身英國殖民地，從小接受雙語教育，我的小說語言成分很復雜，很難說受哪位作家的影響多一些。寫《吉陵春秋》時，也沒特別喜愛誰的作品。那段時間閱讀的中、英文書，對這本小說語言的塑造，或多或少都發(fā)揮過作用吧。在小說語言風格上，我從不刻意效法某一位作家，因為我一生討厭模仿。

　　齊魯晚報：除了寫作，您也翻譯了許多外國文學作品，您自己喜歡的作家有哪些？

　　李永平：我從小接觸西方童話，少年時代開始閱讀西方小說，后來就讀臺大外文系，主修的是英美文學。但是，身為一個文學愛好者，我欣賞的并不是英美作家(當然馬克·吐溫除外，因為他寫了一本我最愛的書《頑童流浪記》)，而是俄羅斯文學，尤其是舊俄文豪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爾基的作品，以及蘇聯(lián)時期的一些小說。在這些作品中，我聽到了一個民族發(fā)自靈魂深處的吶喊。那是一種震撼大地的哀痛。這種深層的東西，我在英美小說中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