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寧肯：世外桃源并不存在

作家寧肯近照 　▲

《環形山》 　寧肯 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

　　寧肯：當代最具探索意識的作家之一。1959年生于北京，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曾在西藏生活多年，現為《十月》雜志副主編。2001年《蒙面之城》出版，轟動文壇，榮獲老舍文學獎、《當代》文學拉力賽總冠軍、全球中文網最佳小說獎、美國紐曼華語文學提名。此后十多年，相繼出版了《沉默之門》《環形山》《天·藏》三部長篇，每部長篇都深受好評。《沉默之門》獲得紅樓夢文學獎、鼎均文學獎等多項提名。《環形山》因其獨特的風格，被評論界認為是“一部為中國文學增加異質的小說”。《天·藏》再次獲得老舍文學獎、首屆施耐庵文學獎、茅盾文學獎提名，被認為是一部無論形式內容都“可以反哺歐洲的小說”。《環形山》通過描繪奇異的社會景觀，呈現出人們病態的心理和極端的行為，暗示了現代人在物質武裝下的精神荒蕪，是當代文學的新收獲。

　　寧肯：世外桃源并不存在

　　>>環形山是美與荒涼的分裂

　　盛文強：“環形山”給人的直觀感受是星體的劇烈碰撞、荒涼、死寂，還有一種來自外太空異質空間的神秘，您為什么以“環形山”作為小說的題目？

　　寧肯：因為“環形山”符合我的小說的整體感覺，環形山所傳遞的荒涼、神秘以及激烈的碰撞，在風格上也和我的小說接近。環形山是月球上的典型地貌，月亮上的陰影就是環形山，在我們看來，夜晚的月亮很美，但那里實際上卻很荒涼，死氣沉沉，沒有任何生命，這也符合小說女主人公簡女士的分裂性格：白天她是意氣風發的環保主義者，到了晚上，她就成了情感虐戀的主角，從隱喻的角度來看，用“環形山”這一意象比較準確，環形山與簡女士同屬美與荒涼的兩級分裂。另外，簡女士本身也住在一個山谷里，她在這里建造了美麗的莊園，整個故事的外部地貌環境也和環形山相似，所以我用“環形山”作為小說題目。

　　盛文強：通過閱讀《環形山》不難發現，您的小說邏輯精準、文字輕盈，帶有幽暗而又不羈的調子，讀完頓感滿目蒼涼，這種風格是如何形成的？

　　寧肯：這種風格的形成，有兩種原因，一是由題材所決定的，需要幽微、懸疑、神秘的哥特式風格來處理現有的題材，風格應當符合題材的需要；二是個人修養問題，在能力上是否能抵達，是否具備技術上的條件，這些對寫作者來說都是嚴峻的考驗，需要讀和寫的長期訓練來完成。《簡愛》、《呼嘯山莊》也具備哥特式風格的某些特點，這兩部書算是在我早年的閱讀生活中比較有影響的。另外，希區柯克、卡夫卡、蒲松齡可以看做是我寫作上的師承譜系，希區柯克在懸疑電影中加入了精神分析，和大眾式的懸疑拉開了距離，而卡夫卡的荒誕、蒲松齡的魔幻都是可貴的精神背景。

　　>>絕望的來處多數是相通的

　　盛文強：《環形山》的奇異故事，以及主人公的病態心理、極端行為，直指當下物質年代的精神荒蕪。人生是一團欲望，滿足了就空虛，未滿足就痛苦。在物欲橫流的年代，空虛日漸成為普遍的圖景，這時還有沒有重建精神家園的可能？

　　寧肯：大方向上是有這種可能，但只能停留在藍圖層面。對簡女士而言，如果沒有密室，她已經擁有了精神家園——她的莊園出產綠色環保的水果、雞肉等等，“山莊寂靜，小鳥美好”，她平時閱讀、每天早上散步，莊園的生活就是簡女士的精神家園，但出現了密室，就構成了對精神家園的直接挑戰，密室里藏著三位被簡女士制作成活標本的男人，種種秘密堆積，世外桃源在這里轟然塌陷。重建精神家園，目的是有，道路卻無，很難有一條徹底的明確途徑來重建精神家園，因為世外桃源并不存在。尋找家園之路需要探索，不能盲目排他。

　　盛文強：在《環形山》的《后記》里，您指出：“這是一本絕望之書，某種徹骨的絕望情緒至今揮之不去，而且事實上越來越密不透風。”這種絕望是否自有其來處和去處？它來自何處，又當如何安置？

　　寧肯：絕望的來處，是主人公對生活的感受。簡女士的絕望來自社會，她幾次戀愛都被騙，首先被一個軍人騙了，然后又交往了一個來自底層的男人，抱著“越窮越光榮”、“越窮越革命”的期望，但他卻利用了她。經歷種種情感的失敗，簡女士原有的價值觀被顛覆了，由此而來的是深深的絕望，她甚至把絕望擴展到對整個人類的絕望。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常有類似的挫敗與絕望，其來處多是相通的。至于絕望的最終去處，也是模糊不清，只能靠修正現有機制的問題，通過改革、改善來實現，比如腐敗，比如種種不公，都迫切需要制度的完善。

　　>>寫作是我存在的一種方式

　　盛文強：您做雜志編輯多年，工作事務是否會影響到寫作，如何看工作與寫作的關系？

　　寧肯：我的寫作屬于業余寫作，我對這種生活狀態基本適應。從事編輯工作有利的一面是，可以及時和當下文壇保持聯系，建立對照關系。我最近編發了一篇方方的小說，她的底層情懷讓我感觸頗深。相對于我們的事不關己的淡漠和麻木，方方對現實的責任感是可敬的，她在這篇小說里寫到了一個來自農村的大學生，沒有社會資源，畢業就失業，生病，死去，觸目驚心。這是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和擔當，拷問現實的精神令人震撼。如果不是做編輯，就難有與同時代作家的交流溝通，寫作不能脫離現實。在寫作上當然需要大塊時間，但大塊時間很難有，我的寫作時常被日常事務打斷，現在看來，被打斷也有被打斷的好處，可以不斷回頭發現問題，不斷思考、審視，避免因誤入歧途而越走越遠。

　　盛文強：怎樣看待當今年代寫作的意義？

　　寧肯：對我來說，寫作的意義大致有兩種。一是對讀者的意義，即寫給哪一部分人看，對哪些人構成影響，作品有人欣賞、評論、溝通，這是寫作的一種重要意義。雖然我的讀者不一定很多，但確實有和我氣質相近的特別群體存在，這是精神上的同類，我為這一部分讀者而寫作；二是對個人的意義。寫作是我存在的一種方式，如果不寫作，我將會是誰？那我將是一個編輯，是一個父親，是一個丈夫……社會角色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身份，如果和別人區分不開，怎樣才能成為自己？從寫作角度來講，如果和別人區分不開，就難以抵達屬于自己的個性化寫作。哲人說“我思故我在”，對我而言，我寫作，我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