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我是邊緣作家

　　生活在國外的華人女作家嚴歌苓近幾年一直活躍在大陸的文壇和影視圈，她的作品多產，被大導演青睞，紛紛搬上銀幕和熒屏。《金陵十三釵》、《小姨多鶴》、《少女小漁》、《第九個寡婦》等影視作品改編自她的小說，展現了大的歷史背景下形態各異的女性，折射出對人性的哲思和批判意識。隨著她編劇的《娘要嫁人》在東方衛視等平臺的熱播，嚴歌苓近期回到中國，破天荒地為她的劇本作品進行宣傳，并接受了記者的郵件專訪。

　　嚴歌苓不論是作為作家還是編劇，都能將故事講得圓滿。從鋪埋伏筆、推動情節、側線敘事，她都能將細節和故事串聯成為完美的故事。這也讓她坐穩華語第一女編劇的寶座，但嚴歌苓卻想回歸到她的起點，也是終點 一個嚴肅的純文學作家。

　　身在海外，橫跨中西兩種文化，因為嚴歌苓“海外”、“女”作家的緣故，讀者與評論家很自然地將她與國內作家區別對待。在嚴歌苓看來，這種身份上的誤讀，對她的創作反而能產生好的影響。

　　本報記者 侯艷寧 崔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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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要嫁人》叩問傳統女性美德

　　記者：你的小說作品和影視作品，都向讀者和觀眾呈現了迥異的女性形象。這些不同女性形象的塑造，創作的靈感來自哪里？你筆下的女性人物會有你個人的影子嗎？

　　嚴歌苓：我先前寫過兩個電視劇都是沒有小說做基礎的：《幸福來敲門》和《劇場》。在那之前我從來沒看過完整的電視劇，也沒有讀過電視劇的劇本。創作電視劇我看成自己寫作生涯里的客串或說玩票。《娘要嫁人》也是一揮而就的作品，是個純粹的電視劇題材，我從來沒想到過用這個題材寫小說，從構思到完成也就是幾個月的時間。應該說純屬偶然。我想自己大概有多種潛在的創作力，寫電視劇是我偶然發現的一種潛能。我對自己到底能寫作多少種形式的文字也挺好奇。還有就是，我寫電視劇是讓朋友給“哄”出來的。起起哄就把我拉進了電視劇編劇的行列，我是個不愿意對朋友說“不”的人，其實弄得自己很忙，很苦，整天整年地伏案寫作。

　　我偏愛寫女性角色，因為自己是個女人，因為有很多女朋友會把女性經歷告訴我，所以自然而然就搜集到人物的素材和細節，覺得久而久之這種搜集的人物故事可以成為中篇小說或者戲劇，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過我不只寫女性角色。

　　記者：蔣雯麗在一次采訪中說，“嚴歌苓筆下的女性特別像她本人，她自己愛美，筆下的女性也個個愛美。她堅持主見，筆下的女性個性也特別倔強，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她們對愛情都奮不顧身、敢愛敢恨。”為什么你筆下的女人都具有這樣的特點？你覺得蔣雯麗扮演的齊之芳是你理想的人物形象嗎？

　　嚴歌苓：我覺得我們民族的女性美德是為了孩子犧牲自己，好像一個女人有了孩子就不能再追求自己的愛情和幸福了，把孩子和愛情對立起來其實沒有必要。我在齊之芳這個人物身上寄托了我對傳統女性美德的提問。當然我也寫了她內心的矛盾，很多次要為孩子去嫁人，而不是為了愛情這個婚姻唯一道德的準則去嫁人。但是她最終堅守住了，跟著自己的心走到了底。

　　蔣雯麗身上有天真不被歲月改變的單純，有一種善良，在表現和氣質當中有所體現，而且她眼神有一種多情的東西，很適合，楚楚動人形象漂亮，歲數也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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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與影視 希望觀眾變讀者

　　記者：此前，有媒體報道說你的長篇小說《陸犯焉識》的版權已經賣給了張藝謀導演。這個消息確實嗎？

　　嚴歌苓：誰說張藝謀拍？這部小說是抗拍型的，很多政治運動在里面，我覺得很尖銳，但不能因為我想拍成影視就不寫這段的故事，特別是里面有祖父的東西，這個拍不拍出來、出不出版都不在考慮之內，哪怕只寫給父親和我都行。《陸犯焉識》正在準備拍成電視劇，這部作品以男性為主人公，楊瀾說這是我最成功的一部。

　　記者：在談到編劇這項工作時，你曾說：“我希望我的主張能夠被人接受，不被篡改、不妥協地被接受。所以我覺得做編劇總是有點委屈自己。”那如今擔任影視劇編劇的動力來自哪里？

　　嚴歌苓：現在我很多小說會被改成影視劇，有時候真的身不由己，我希望每部文學作品都有它的生命，不要借助影視活下去，現在整個世界都是新媒體、微電影、手機小說，這種趨勢是不可抗拒的，在這種情況下，非常希望影視的觀眾會變成讀者，這未嘗不是一個推廣純文學的路子。每個字都是我自己的，精彩是我的，不精彩也是我的。

　　其實我是新兵，不怎么會寫電視劇也不看，海外的生活很簡單，我除了寫書就是看書看電影，渴望寫就寫了。

　　記者：你久居國外，是否了解國內的編劇生存狀態？對國產電視劇類型化嚴重的現象怎么看？

　　嚴歌苓：我不怎么看電視劇，但聽朋友說過，有的電視劇里，殺死起了一千個鬼子怎么樣的。題材類型化是件恐怖的事情，當然也有種種奇葩的原因，哪種劇目不被通過，大家就不做，都去做保險的劇，中國的編劇和導演都在非常窄的一條路上，他們的成功是在世界上最艱難的一件事情。

　　國內的編劇做得好，稿酬很高，像我比好萊塢拿得多多了，但我的稿酬我認為比很多人低，我只是個中等的編劇。好萊塢編劇據我了解是每集十來萬，這在國內遠遠不止。我和張藝謀也說他花這個價格可以請到很好的好萊塢的編劇，國內的編劇從經濟上來說毫無抱怨的。我還是很知足的人，不會抱怨特別多，只想用我最大努力幫助導演實現一部電影、電視的藝術構想。原創小說則是更能傳達我的精神的載體，文學作品不能和劇作相比，文學是我一生最愛的東西。我寫劇本有個原則，只要不占用我寫小說時間就行。

　　記者：有影視公司表示，你的小說內容優質，影視版權出售的起步價達到1000萬元？

　　嚴歌苓：沒有的事，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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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與寫作 不想當主流

　　記者：你的作品多產，但國內讀者一直覺得你很神秘，生活中你是什么樣子？對現在的生活是否滿意？

　　嚴歌苓：我一點也不神秘。因為我長期住在國外，也許在有些人眼里顯得神秘。其實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活得很簡單，除了寫作，就是帶孩子玩，做飯做家務，常常會邀請一大幫朋友到我家中，我給他們做川菜或者上海菜或者自己亂發明的菜，他們會把故事傳給我，中國人有聊天文化，無形中就收獲很多故事。我常說我現在得到的比我年輕時預想的要多得多，我覺得再多一分則多了。這應該就是幸福吧。

　　記者：你生活中是否也和你筆下的女人一樣，愛美？

　　嚴歌苓：美不是懶人的事，我的房間總是很整齊要有鮮花，要的就是有一份心，對自己要有要求，不會破壞這個環節，作為整個環境的一部分，如果整天一個亂七八糟的人對孩子是什么印象？一個人缺乏自我約束是不可以的，有趣味的人弄塊破布都可以穿得很好看，我倡導美，愛美無罪。

　　記者：作為一位長年旅居海外的華人作家，游走于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之間的經歷，對你的創作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什么？

　　嚴歌苓：很好的影響，我希望在邊緣生活，不想當主流。邊緣生活會有比較冷靜的觀察角度，而且有點像隱形人的感覺。在國內我是外國回來的中國作家，不是主流作家，在美國也是外族作家，我喜歡這個身份。不同的語言、文化，對比自己的文學、文字和文化有反省意識，很多反省意識都是在對比中產生，對自己文化的欣賞也是在這種對比中產生，所以有時候我覺得作為一個漢族書寫者很幸運。

　　記者：2011年的一次采訪中，談到“華語文學在世界文壇中的地位”時，你曾說：“我們的當代華語文學在世界文壇中的地位比較低，是一種長期被忽略的文學。”去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有觀點認為，這對處在邊緣語境下的華語文學是極好的促進。對此，你怎么看？

　　嚴歌苓：莫言是我的同班同學(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我非常為他自豪，因為莫言是一個天分很高也非常勤奮的作家，他是一個非常純粹的人，就是為了寫作而生的一個人，他沒有二心。不管怎么樣，西方和整個世界都對中國的意識形態開始關注了，開始想理解我們的文化，我們通過文學來表現的中國文化，表現中國人的生活。他們開始感興趣了，過去他們不耐煩，說你們在講什么我們也不懂，不能互相理解，審美這個活動就不能夠發生。所以不管怎么樣，西方如今開始企圖懂得中國人的生活，企圖懂得中國的文化，那不僅僅是莫言的一個轉機，也是整個國家的文化的形象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