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理論創新的立足點

　　文學理論創新是中國當下文藝學建設中一個越來越引人注目的話題。在有關這一話題的討論中，不少學者都談到了中西匯通的問題。而我們進行創新的立足點和落腳點在哪里？我們的創新應該立足于中國還是立足于西方？是立足于中國的當下現實還是立足于中國的傳統？我們進行文學理論創新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解決現實中存在的中國或人類的問題還是為了確立中國文化身份？

　　對于這些問題，不同的學者或許會有不同的回答，但筆者的看法是，中國文學理論的創新應該立足于中國當下的現實，創新的根本目的是解決現實中的中國乃至人類的問題，而不是其他。身份的確立是學術創新的連帶后果，但它并非中國文藝理論創新的最終目的。如果中國文學理論家能原創性地提出問題，能原創性地思考或解決問題，中國文學理論家的身份會自然確立，用不著我們對它過分焦慮。因此要想進行文學理論創新，我們首先應該多一點問題意識。其實不只是文學理論創新如此，任何學術創新的不竭之源都在于現實中存在的問題。現實中有了新問題，就需要有人來解決，如果誰的研究最先或比較早地關注甚至解決了新問題，誰的學術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原創性。因此能不能進行學術創新，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能否及時發現甚至預見現實中存在的問題。

　　但需要說明的是，我們這里所說的“現實”包含幾個層次：一是生活世界的現實；二是文學活動的現實；三是文學理論自身的現實。前一者屬于通常所說的“事物”的層次，后兩者則屬于“話語”的層次。但無論是屬于“事物”的層次還是屬于“話語”的層次，都是文學理論研究據以展開的基礎和前提，也都是文學理論研究需要關注的“現實”。在這三個層次的“現實”中，生活世界是最基礎的現實。如果一位文學理論研究者能率先關注這一層面的現實問題，并力圖做出解答，做出的學問不僅可能使他成為一位具有開創性的文學理論家，而且還可能使他成為一位原創性的哲學家、思想家。馮友蘭曾經說，一流的大學問都是從現實的問題中生發出來的。但我們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在研究“話語”層面的現實，而不是生活世界層面上的現實。這正如福柯所說的，在當今學術界，關于書的書要比關于事物的書多，關于“話語的話語”要比關于“事物的話語”多。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形，不是因為生活現實中不存在問題，而是因為生活現實中的問題過于蕪雜，過于沉重。我們知道，在當今世界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就自然來說，存在著嚴重的生態危機；就人來說，存在著許多精神心理疾患；就社會而言，則出現了道德滑坡，存在著許多不公正、不平等的現象等等。面對現實世界中的這些問題，文學理論研究者至少應該思考我們的研究能否為促進它的解決或改善提供一些理論上的幫助。如果中國文學理論研究者具有這樣的現實關懷，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有許多理論和批評問題或許應該由中國學者而不是西方學者率先提出。

　　新時期以來，中國社會現實的變革導致文學實踐活動的變化。如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大眾傳媒的興起，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的變革，文學的觀念，文學的形式，文學的創作，文學的接受以至文學實踐活動的各個環節也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都向我們已有的文學理論發出了挑戰。如果中國文學理論家對這種挑戰作出積極的回應，他就不得不變革、創新現有的文學理論。從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現實來看，中國文學理論家的確也在隨著這些變化不斷地調整、變革原有文論，無論是在總體性的文學基礎理論研究，還是在個別的文學理論專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些具有創新性的重要成果。但總的來看，我們的創新和問題的召喚還很不相稱。

　　為了更好地說明目前文學理論研究的現實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我們或許可以把人們通常混起來說的文學理論研究，按照研究對象區分成“原生性”研究和“繼發性”研究兩個方面。前者的研究對象是各種文學現象或文學活動的各個方面，目標是形成各種原生性的關于文學的理論，以期能夠解釋或指導人們的文學實踐活動。如那些基礎性的文學基本原理建構，以及各種專題性的文學研究等，都可以視作這種原生性的文學理論研究。繼發性的文學理論研究可以說是對文學研究的研究，它的直接研究對象是各種原生性的文學理論，而不是文學，其目標是對已有的文學理論概念、范疇、方法體系以及歷史演變等進行分析梳理，讓它進入各種知識譜系，并希望它能為原生性的文學理論研究服務，并最終也有助于解釋或指導人們的文學實踐活動。如我們的西方文論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等都是典型的繼發性研究。

　　根據這種區分，可以看出，中國原生性的文學理論研究雖然取得了一些創新性成果，但面對中國社會獨特的現代化進程和文學實踐活動發生的重大變化，它獨立自主地提出的原創性問題，仍然遠遠落后于問題本身所開啟出來的可能性。而在中國繼發性的文學理論研究中，中國古代文論研究雖然在梳理它的知識譜系上早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目前仍未找到進入中國當下文學理論，為原生性文學理論建設服務或有效解釋指導當下文學實踐的路徑。與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狀況似乎正相反，新時期以來，對西方文論的研究和介紹已大大影響并滲透進了中國那種原生性的文學理論建設的進程，但我們對西方文論的知識譜系，西方文論發生演變的內在邏輯等卻還沒有搞得十分清楚。如果不能面對中國的社會現實和文學現實原創性地提出問題，也就很難從根本上進行文學理論的整體創新。如果找不到中國古代文論進入當下文學理論的途徑，中國文學理論也就很難在自己傳統的根脈上進行真正的創新。如果我們搞不清西方文論的理論來源、現實語境、演變邏輯等，而只是生搬硬套地使用，實際上也很難使它成為我們中國文學理論創新的有機元素。因此，中國文學理論要想創新，應立足于中國當下的社會、文學和文論的現實，反思各個層面上的文學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從根本上增強現實關懷和問題意識，而不是過度地焦慮身份。

　　適當的身份意識，對于學術創新是積極的，但對于自身身份的過度焦慮，無論是對自身的文化身份還是學科身份的焦慮，都有可能阻礙學術創新。因為過度的學科身份焦慮，會使我們無法聽從問題本身的召喚自由地進行那種有可能沖破學科界限或具有學科開拓意義的研究；而對文化身份的過度焦慮則可能使我們難以平常的心態對待中國之外的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也很難以審慎的態度看待自身民族文化傳統中的各種有利或不利因素。但如果要創造新文論、新文化，是需要匯通中西的。而匯通中西，需要我們站在中國當下現實的基點上，從中國問題出發，既批判地汲取世界上的優秀文化遺產，也審慎、清醒地對待自身的文化傳統。像“五四”時期那樣試圖通過砸爛中國傳統、全盤西化的方式來拯救我們民族的文化運動是不可取的，而對“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取得的成果全盤否定，認為我們的傳統全都是好的，從而失去借鑒他者視角對自身傳統進行反思審視的能力，也是十分危險的。我們相信，在以“自然”為根本，以混沌“中和”為境界，并且具有“詩化”和“空間化”特征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潛藏著代表了當今世界文化發展趨勢的、能對人類的未來發展產生良性作用的基因，隨著經濟和政治形勢的發展，隨著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和人文學者的自覺努力，中國傳統文化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必將對世界文化進程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但我們并不能由此過于樂觀，從對西方文化的崇拜滑入對東方文化的自炫，以至于為了突顯中國文化身份，對西方文論、文化表現出盲目拒斥的態度。(趙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