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進程與打工文學

　　關于打工文學有很多爭議。這些爭議最主要的是來自命名的，即“打工文學”這一概念是否具有科學性。討論“打工文學”不能不談“農民工”這個稱謂或者概念，因為不管作者的身份如何，我們所說的“打工文學”的內容、題材都涉及“打工”、“務工”，這一點恐怕沒有異議，而打工、務工的主體是“農民工”。

　　但“農民工”這個概念在字面上就是矛盾的。是“農民”？不是。是“工人”？也不是。這個概念用來指稱，那些在戶籍上仍然是農業(yè)戶口，但大多數(shù)時間在城市從事非農業(yè)生產，或者在工廠、企業(yè)從事生產的農民。據(jù)統(tǒng)計，可以納入這個群體的人口數(shù)目前接近3億。

　　近幾年，圍繞天生就有矛盾的“農民工”稱謂不斷引發(fā)爭議。從政府官員、學者、政協(xié)委員、人大代表到“農民工”自己，都以不同的方式，對這一稱謂提出異議。一種觀點認為，“農民工”這個稱謂帶有身份歧視，呼吁取消農民工這個稱呼。持這一看法的人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當了工人，他就是工人，而且與其他工人一樣，都是合同工、臨時工。農民當了工人還稱其為農民工就不合理，工人就是工人，怎么能叫農民工人呢。因此，可以直接稱呼農民工為水泥工、電工、建筑工，等等，也就是按照他們從事職業(yè)的種類和系列來稱呼他們。有的地方把農民工叫外來青工、外來務工人員、進城務工人員。一種看法是，農民工這個稱呼沒有歧視意味。這些人認為，農民工是我國特有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的產物，也是我國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xiàn)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可以說“農民工”三個字準確概括了這個群體的身份特征，“農民”指的是身份，“工”則是謀生的手段，沒有什么褒貶含義。在這對立的兩極之間，還有一種觀點，既認為這個稱呼不妥，也認為沒有更合適的稱呼可以取代。但同時，他們承認，農民工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比如，農民工在住房、醫(yī)療、教育等方面沒能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比如，農民工從事的是最苦最臟最累的工作，卻同工不同酬、同傷不同賠等。“農民工”成了低收入、低福利、低保障、低權益的社會底層的代稱。因此，“農民工”這一稱謂的背后隱含著不公平。

　　盡管如此，我認為，在一般意義上使用“農民工”這個概念是合理的。如同上述有的人士認為，這個概念本身沒有歧視的含義，相反準確概括了這一龐大社會群體的現(xiàn)狀。“農民工”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然產物和客觀現(xiàn)象，這一現(xiàn)象植根于中國的城鄉(xiāng)二元化。也就是說，一天不完成城鄉(xiāng)一體化，農民工這一社會群體、這一現(xiàn)象依然會存在。

　　回顧全球現(xiàn)代化的歷程，18世紀從英國發(fā)端的工業(yè)革命，開啟了西方城市化的進程。在第一次產業(yè)革命的推動下，1851年英國的城市化水平超過了50%，率先進入城市化階段。到1950年，經過200多年的發(fā)展，英國達到了79%的城市化水平。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50年代，第二次產業(yè)革命在美、德、法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興起，西方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明顯加速，美國當時的城市化水平為 64.2%，德國為64.7%，加拿大為60.9%，法國為55.2%，瑞典為65.7%。也就是說，城市化進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們經過30年的發(fā)展，有關專家估計目前的城市化率是47%，顯然這是一個突飛猛進的過程。按照這個速度，達到60%的城市化水平，至少也還需要20到30年。換一句話說，要實現(xiàn)中國幾億農民工在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就業(yè)制度、勞動福利、工資報酬、子女就學等方面享受與城鎮(zhèn)居民同等的待遇，實現(xiàn)一體化，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農民工這一現(xiàn)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依然會存在。

　　在這一背景下來看打工文學，我們就有了比較寬闊的視野和胸懷。一個幾億人的社會群體的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難道文學不應該關注嗎？顯然人們不會反對。人們難以接受的，或者說有疑惑的，是在文學的世界里出現(xiàn)了一個“打工文學”的分類，用另外一種方式表達這一疑惑，就是“打工文學”何以成立。對比一下“知青文學”的情形。“知青”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現(xiàn)象在中國的現(xiàn)代歷史中，持續(xù)過接近30年的時間長度(當然，其社會影響遠遠超出這一時間長度)，而農民工現(xiàn)象在當代的歷史進程中注定將要持續(xù)更長的時間跨度，其社會影響也不言而喻。既然知青文學是可以接受的，打工文學何以不能接受？或許有人會以作者身份來質疑，畢竟從事知青文學的絕大多數(shù)作者是知青群體，而農民工這個龐大群體還沒有自己的代言人。但我們顯然不能僅僅用作者的社會類別和階層來界定文學現(xiàn)象。一個數(shù)量足夠大的人群，在中國現(xiàn)代化歷史中作出巨大貢獻的人群，在城市化進程中將要持續(xù)超過半個世紀的社會現(xiàn)象，他們的生活、生存、夢想、奮斗、痛苦、歡樂，一句話，他們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既是文學無法漠視和拒絕的，也是全社會應該關注和關心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以關注幾億農民工的打工生涯和生活、反映和豐富他們的精神世界為己任的打工文學，就是可以光明正大成立的，無論他們的作者是打工者自己還是職業(yè)的作家。因為這是當代中國精神生活史的一個重要部分，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重要部分。從這個角度看，把打工文學稱之為“底層敘事”，看似是美化了這一文學現(xiàn)象，讓這一文學現(xiàn)象變得更文學，而實質上，這一概念更有歧視之嫌。打工者也好，老板也好，官員也好，在制度和法律上理應平等，誰是底層？誰是貴族？這一區(qū)分恰好違背了社會發(fā)展的邏輯。城市化的最終目的是讓每個人享受同等的市民或國民待遇。

　　近幾年來，文學界已經注意到，在打工者中間，涌現(xiàn)了不少優(yōu)秀的作家和作品。相信這一趨勢必將以更加飽滿的熱情發(fā)展下去，畢竟每一個打工者都有自己的夢想和抒發(fā)內心的渴望。在文學界，一些職業(yè)作家和非職業(yè)作家，也寫出了優(yōu)秀的反映打工生活、打工題材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謂“底層敘事”的號召下，不少作品把關注的焦點還局限于打工的艱辛和苦難這一點上，而不是更寬廣地關注到一個社會群體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但同時，我們也讀到不少優(yōu)秀的、視野寬廣的作品。這里僅舉幾個例子。一個是山西作家蔣韻的《麥穗金黃》。在這個小說中，一個農村小姑娘在城市里租了一個門面當上了理發(fā)師，過著平淡無奇的生活。有一天打烊的時候來了個小青年要理發(fā)，要做一個像麥穗一樣昂揚、金黃的發(fā)型，原來他要相親。不久之后，又來了一位小伙子，請小姑娘出店理發(fā)，小姑娘開始拒絕，后來小伙子解釋，是給自己的朋友理發(fā)，他曾經在這里做過一個發(fā)型，但遭遇車禍死了。就這樣，小姑娘兩次給同一個打工青年理發(fā)，一次是小伙子為了見女友，一次是小伙子遇到車禍身亡。每一次，小姑娘都做的極其認真，她要讓小伙子從發(fā)型上獲得精神、獲得自信、獲得滿足。小伙子從麥穗一樣金黃的發(fā)型中獲得的興奮、信心、向往以及理發(fā)師為死后的小伙子再次打理出麥穗一樣的發(fā)型，既讓人心痛，也讓人慰藉。心痛，是因為他們生活不易、又很容易滿足、且仍懷理想，欣慰的是他們能按他們這一代人的方式相互對待、支撐并呈現(xiàn)出一種可貴的樸實與堅持。這是我在30年來關于打工或城市務工生活中讀到的極其少見的作品。作品沒有寫打工生活的艱難、挫折、苦悶……但讓每一個人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溫暖。宋劍挺的《麻錢》也是值得一提的作品。它寫到了苦難，討薪的苦難。三對夫妻在一個磚廠打工，運送磚坯，把曬干的磚坯裝窯，把燒好的磚運出磚窯，不分白天黑夜，一個月僅能得到幾百元報酬。但這僅僅的幾百元，整數(shù)只能用古老的銅板代替，只有零錢可以以現(xiàn)金的方式兌現(xiàn)。盡管每個月他們都祈求老板把銅板換成現(xiàn)金，但直到年關將近，手中捏著的仍然是銅板。作品把磚廠超負荷的勞動與惡劣的勞動環(huán)境對照起來，并力圖展示在這一環(huán)境下打工者的生存策略與人生理想。三對夫妻共睡一個炕，尷尬的夫妻生活，惡劣的飲食，低廉的報酬……即使如此，樸實的農民工每個月都在計算他們離各自的目標還有多遠。購買一個彩電、把茅草房改造成磚瓦房、買一輛電三輪，這就是三對夫妻分別的理想。作品的這一交叉敘述，豐富了討薪題材的內涵，立體描述了農民工的生存境遇。正因為作品不僅僅是關注農民工的討薪歷程和打工艱難，這部作品才具有了如此的超越性。

　　另外一部值得一說的作品是山東作家東紫的《好日子就要來了》。農村女孩王小丫為了在都市找到立足之地，先后買過三個假文憑，從端盤子、打小工發(fā)展到自己開店，經濟上一步一步擺脫貧困，但她希望做一個真正的城市人。她想到了通過婚姻來搭建進入都市生活的橋梁，于是走進了婚姻介紹所。都市男青年王安南出身知識分子家庭，母親自命不凡、清高獨斷、說話刻薄。作為大學教師的王安南一直沒有得到晉升、沒有分到住房，但他沒有特別高的追求，只想找一個讓自己幸福的老婆。在母親的逼迫下，他也走進了婚姻介紹所。王小丫與王安南從迅速認識到戀愛、結婚。但一個偵破假文憑的案件，把王小丫的過去暴露了。王小丫多年的人生努力以及未來理想瞬間面臨付之東流的危機。作品把一個農村女孩的苦心經營和脫胎換骨敘述得極富質感，沒有渲染農村或者底層的苦難，而是盡量展現(xiàn)王小丫追求城市生活并用智慧和勤奮去實現(xiàn)理想的一面。王小丫需要文憑不是因為她沒有能力，事實證明她有極大的創(chuàng)造力，而是社會需要文憑，是王安南母親這樣的瞧不起農村的知識女性需要文憑。王小丫的人生告訴我們，盡管中國城市化的速度異乎尋常，但農民真正被城市接納還有很多阻力，這種阻力既有體制的，也有文化和心理的。《好日子就要來了》再次證明了，農民工要獲得市民待遇、獲得城市的接受是一個復雜而艱巨的過程。

　　農民工不是改變稱謂就可以消失的現(xiàn)象，它需要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從戶籍管理開始，直到再沒有由戶籍規(guī)定的待遇區(qū)別，直到每一個人的身份都是國民，都享受同等的待遇。打工文學也不是底層敘事可以概括的。打工文學面對的是整個中國城市化過程。這是一個復雜而博大的世界，作家既可以大有作為，也應該有所作為。無論是打工者自己書寫自己，還是職業(yè)、業(yè)余作家來書寫，打工群體、打工生活、打工世界，必將是中國現(xiàn)代化歷史中極為鮮明的一部分，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