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的意義

　　作為惟一的國家級少數民族文學刊物，《民族文學》目前已擁有6種文版。1981年創刊的漢文版早已享譽文壇，而2009年創刊的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版和2012年創刊的哈薩克文、朝鮮文版，也格外惹人注目。

　　《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對促進我國各民族人民團結互助、共同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文學是體現各民族精神與文化的重要載體，通過文學這個媒介，大家互相交流、溝通，各民族之間可以進一步凝結在一起，共同進步。少數民族文學，既顯在也潛在地對民族國家的統一與建設發揮著政治與文化的作用。而《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的創辦，將這種作用和影響又向更深廣的層面推進。《民族文學》現有6種文版，其中5個少數民族文字版分別是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和朝鮮文版。5個民文版的誕生，呼應的是這樣一個現實：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朝鮮族存在著大量的母語寫作者和讀者。在維吾爾族作家中，以維吾爾文創作的占98%以上，由此我們可以判斷維吾爾文讀者群的巨大。以蒙古文創作的蒙古族作家的作品，據有的本民族作家評論家評估，質量不亞于本民族的漢文創作。比如蒙古族詩人阿爾泰的詩歌就是以母語寫就。朝鮮族詩人、《民族文學》原主編金哲也是以母語進行創作。《民族文學》5個少數民族文字版深得母語作家們的青睞，更深受本民族讀者的歡迎。刊物走入了農村、牧區、學校和企事業單位。其中藏文版還發行到3750多座藏傳佛教寺廟，不僅擁有僧人讀者，還擁有僧人作者。5個民族的母語讀者，通過《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閱讀到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們的感言，閱讀到了魯迅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作品，閱讀到了莫言的小說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閱讀到了海明威的小說《老人與海》等作品。語言是存在的家園，語言又內涵著意識形態的意義和價值。《民族文學》5個少數民族文字版，在國家級的文學平臺上體現了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珍視和保護民族文化多樣性的民族政策，也體現了在全球化與社會轉型背景下，中國當代文學通過發現和壯大文學人口而進一步民主化，從而在更新和更深刻的意義上理解所肩負的國家、民族與社會責任。

　　《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在語言形式方面，使中國當代文學變得更加豐富和多樣。應該說，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朝鮮族的母語寫作和文學刊物，在這5個民族聚居的地區早就存在。但《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通過國家級的平臺，彰顯了少數民族母語文學的重要性，提醒更多的人們認識到中國當代文學不僅僅是漢語文學。可以說，《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的出現，給新世紀中國文學的多樣化發展增添了重要的內容。

　　促進母語創作，提高創作質量，培養文學新人，是《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的題中應有之義。《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每期譯載國內各民族作家以及世界知名作家的經典和優秀作品，并開辟“母語原創”欄目，刊發母語佳作。蒙古文、藏文和維吾爾文版，迄今分別譯載了400多篇作品，還分別刊發了近30位母語作家的佳作。哈薩克文版和朝鮮文版，迄今也分別譯載了近百篇作品，分別刊發了近20位母語作家的作品。因此，《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是文學交流與借鑒的園地，少數民族母語作家從中獲得營養和啟發，從而提高文學自信和創作水平。一些母語創作新人，也通過《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脫穎而出。

　　鼓勵文學翻譯，壯大翻譯隊伍，是《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的又一重要意義。目前的《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是選刊性質，以刊發翻譯作品為主，這就決定了翻譯家對刊物能夠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創刊以來，各文版多的有近140位，少的有近50位翻譯家參與翻譯工作，此外各文版還聘請了一批母語審讀專家。老翻譯家找到了又一用武之地，新一代翻譯家更是通過《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得到鍛煉和成長。各文版還分別在北京和內蒙古、西藏、青海、新疆、吉林、黑龍江和甘肅等地舉辦作家翻譯家改稿班和交流座談會。翻譯家們在會上不僅具體討論《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的翻譯工作，也深入探討文學翻譯的一般規律，探討翻譯對歷史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可以說，《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的創辦，對進一步壯大各民族的文學翻譯隊伍、促進文學翻譯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還是展示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窗口，是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一條渠道。《民族文學》漢文版專門刊發少數民族作家作品，是純粹的少數民族文學刊物。而《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是包括漢族在內的多民族文學期刊，每期譯載的作品除了選自《民族文學》漢文版，還選自《人民文學》《當代》《十月》等全國文學期刊，其中漢族作家的作品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因此，實質上是中國當代文學選刊。蒙古族、哈薩克族和朝鮮族是跨境民族，《民族文學》蒙古文版、哈薩克文版和朝鮮文版又具有國際刊物的性質，創刊后迅速輻射周邊國家并產生影響。《民族文學》蒙古文版發行到蒙古國；哈薩克文版與哈薩克斯坦《世界文學》雜志及國立歐亞大學建立了合作關系；朝鮮文版創刊后，即引起韓國文學界的關注和重視。朝鮮文版譯載的鐵凝的《咳嗽天鵝》、葉梅的《玫瑰莊園的七個夜晚》和益希單增的《向南還是向東》3篇小說，被收入一年一度在韓國出版的《亞洲小說選》，鐵凝該篇小說獲得大獎，葉梅和益希單增的小說獲優秀獎。2013年8月在黑龍江哈爾濱舉行的《民族文學》朝鮮文版作家翻譯家改稿班，有12位韓國作家出席。2013年第4期的《民族文學》朝鮮文版，也推出韓國作家專輯，刊發了9位韓國作家的小說、詩歌和散文。2013年1月民族文學雜志社在京舉辦的“迎新聯誼會”，蒙古國、哈薩克斯坦、朝鮮和韓國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分別應邀出席。在信息和交通發達的全球化時代，文學被空前迅速和廣泛地傳播，各個國家和各個民族優秀作家的作品通過翻譯家的介紹，能夠走出國門被世界范圍內更多的讀者閱讀；各國、各民族作家對世界、對人生、對生命的杰出思考和優美表達，能夠為人類所共享并引發共鳴。《民族文學》幾個少數民族文字版無疑也承載著這樣的意義，因此它們是中國當代文學可以充分利用的一個“走出去”的途徑。

　　有西方學者認為，任何真正的理解在本質上都是一種對話。《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譯載和刊發國內外各民族作家的作品，正是在國內外各民族文學之間建立起交流與對話的關系。這種交流與對話的關系是平等的主體之間的關系，最終導致各民族人民的心靈溝通與相互理解，使文學因為參與民族團結與人類和平的偉大事業而最大程度地實現審美價值、認識價值和教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