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歌曲建立“中國氣派”的精神內核

　　中國藝術歌曲建立“中國氣派”的精神內核

　　——紀念王洛賓誕辰100周年                                         

　　和18世紀末19世紀初開始于歐洲的藝術歌曲相比，20世紀20年代開始起步的中國藝術歌曲顯然十分稚嫩。然而，中國藝術歌曲尚在總角之年，其皇冠上就閃現了一顆燦爛的明珠，這就是王洛賓于1939年創作的《在那遙遠的地方》。當然，奠定年輕的王洛賓中國歌王地位的，不僅于此。1938年至1939年左右改編創作的《達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半個月亮爬上來》《瑪依拉》《黃昏里的炊煙》《暮色蒼茫》《阿拉木罕》等亦一樣，膾炙人口地流行了半個多世紀，且作為“經典”跨世紀而不衰。

　　王洛賓的作品大多改編自民歌，且來自時人不熟、現代文明尚未照耀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他正是在這樣的土地上耕耘，開出了一片嶄新的音樂天地，不僅將中國的西部民歌打造成世界“流行”，而且將其提升為跨世紀的藝術“經典”，讓年輕的中國藝術歌曲響徹中國，傳向世界。顯然，王洛賓實現的是我們夢魅以求的：“流行”和“經典”的完美統一。當代中國藝術歌曲追求民族特色，渴望“中國學派”的崛起，那么“王洛賓現象”值得我們深入探究，尤其是思考：“流行”和“經典”，靈魂在哪里相遇？

　　藝術作品的誕生和藝術家的成名，不排除偶然因素的觸發，王洛賓和他的成名作亦是。1939年，由于偶然聽到一位維吾爾族司機即興而唱的幾句新疆民歌，王洛賓便在一夜工夫整理改編了中國第一首漢語譯配的維吾爾族民歌《達坂城的姑娘》，并且不脛而走，傳遍了大街小巷。看似偶然，但是，為什么成就的是王洛賓而不是他人？顯然，王洛賓有一顆別人沒有的“心”——那首用維吾爾族語唱出的斷斷續續的歌詞，沒人在意，然而王洛賓卻有“心”，如獲至寶地登門求教……用他那顆敏感的心，抓住了特殊的韻律和曲調。其實，王洛賓對邊疆民歌的用“心”早從1934年就開始了。當年王洛賓隨西北抗戰劇團去新疆工作受阻于蘭州，而“有心”的他則去熟悉哈薩克族民歌的音調、民族性格、生活習俗、歷史狀況，記下了《流浪之歌》《我等你到明天》《羊群里躺著想念你的人》等民歌。而1938至1939年間，他又追著遷居青海的哈薩克民間歌手和東不拉的能手，僅用了三天半的時間，就記錄了大約20多首哈薩克族、維吾爾族民歌。因而能夠整理、編創出《瑪依拉》《達坂城》《黃昏里的炊煙》《都達爾和瑪麗亞》(即《可愛的一朵玫瑰花》)《暮色蒼茫》等十幾首民歌，并推出巔峰之作《在那遙遠的地方》——之前他在甘肅酒泉從一位新疆維吾爾族小商販那里聽來并記下的民歌《羊群里躺著想念你的人》則是奠定這首歌的音樂基礎。王洛賓是把心終生奉獻給音樂的人——即便含冤在獄中，亦千方百計收集民族音樂，無論是耄耋藝人，還是同監犯人，只要聽到他們在唱民歌，王洛賓就跟著記，沒有筆，就用蘆葦棒寫在磚坯上……王洛賓成為一代歌王是其人生的必然。他將那些被掩埋在民間荒原中粗糲的樸玉挖掘出來，經過精心打磨，成為藝術精品，讓其閃現出耀眼的光芒。由此可見，王洛賓熱愛民族音樂的心是讓“流行”和“經典”靈魂相遇的先決因素。

　　在中國現代音樂興起的初期，“改編”成為歌曲創作的普遍方式。由于藝術創作推崇“原創”，因而，有時無論是改編者，還是欣賞者對其創造性都認識不足。然而，在人類發展史上，“改編”則是創新的一種重要方式，或者說，人類文明的進展與其是靠“從無到有”的創造，毋寧說是“從舊有到新有”的革新共同形成的兩條腿走路，尤其是民歌這類藝術的發展。王洛賓的創造屬于后者。

　　“改編”的意義在于“改”中之“編”和“編”中之“改”，而非只是記錄和照抄。那么，創作者的闡釋和再創造，以及主體性便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王洛賓成功地將一首首民間歌謠演變為一首首經典的藝術歌曲，不能不說他所具有的音樂家的天分、藝術家的功力，尤其是那雙在司空見慣的事物中發現不平凡事物的眼睛。王洛賓的成功亦在于他對西部民歌的審美風格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和喜愛，他敏銳地發現了其中和漢族民歌間的巨大差異，在民歌普遍具有淳樸、熱情、率真、粗獷的共性之外，他還抓住了西部民歌在情感表達和心聲吐露方面更加奔放、自由、熱烈和浪漫的特點，并運用特殊的音樂將其表現出來。

　　“藝術歌曲”作為一種特定的體裁，是一種高度融合了音樂與文學、聲樂和器樂綜合性的聲樂藝術表現形式。王洛賓十分注重藝術歌曲的這一特質，在多種藝術交融中呈現戲劇性，因而使其作品以特有的魅力深受人們的喜愛。同時，詩歌在他的歌曲中總是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歌詞的“詩”性色彩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趨向完美，他的歌詞充滿著詩的律動，其音樂的旋律跳動著詩的脈搏。可以說，詩人的身份成為王洛賓得以將民歌成功改編成藝術歌曲的重要條件。

　　曲式結構是藝術歌曲構成的主要框架，框架搭配得是否合理決定著一首歌曲是否能符合人們的審美標準及藝術要求。因此，民歌改編過程中作者深入地把握曲式結構，包括調式、調性及和聲等等，對于在改編中闡釋和演繹民間歌曲，并使其上升為優秀藝術歌曲至關重要。顯然，如何讓這些精彩絕倫的跟漢族民歌絕然不同的西部民歌，受到更多人的喜愛；如何保持它特殊的音階、調式、風格，以及淳樸、熱烈的音樂表達，而又使其乘上時代的列車，這些都依賴了王洛賓豐富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音樂家的才華、素養、功力以及藝術家的主體性創造 “在場”。例如，他將民歌《阿拉木罕》中像繞口令般密集的快板式唱詞，改編為目前流傳的七言換氣的唱詞，便于傳唱。再如，他將當時拗口的青海民歌改編成順口、有特色，并大膽追求愛情的《康定情歌》。而民歌《羊群里躺著想念你的人》被他改編成“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每天她拿著皮鞭，不斷輕輕打在我身上”。另外，王洛賓做得最多的是，將少數民族語言轉化成漢民族的四聲，并將其和少數民族曲調、音韻、節奏達成完美的融合，從而讓這些民歌既成為“經典”的藝術歌曲，又擁有“流行”歌曲的魅力。

　　王洛賓改編民歌的另一重意義與價值在于：它為音樂藝術找到了能夠站得更高、走得更遠并凝結了傳統精粹的階梯和基礎。作為一個民族千百年來用生命吟唱的詩歌，民歌雖然粗糙，但卻是生命厚重的沉淀，其中那些關于“愛情”的主題和“結婚”的母題，更是生命欲望鮮活的源泉。王洛賓的“情歌”，不是私人化的無病呻吟或濫情，而是一個民族“大愛”的追求和隱喻。學者賈漫曾評價王洛賓在北風、冰雪、屈辱、孤單、凄涼、鐵窗做伴中，以及在苦難與絕望的重壓之下，并沒有變成一個“斷腸人在天涯”，而是化絕望為自信，化孤單為充實，化凄涼為熱烈，化屈辱坎坷為磨石，磨礪出一顆霞光萬道的藝術家的善心。 

　　王洛賓的音樂作品處處顯現了一個民族的樂觀與大愛的精神，作為一種精神的符號，尤其是在民族處于屈辱和危難的歷史時刻，強調著一個偉大民族的自信、自強和自尊。無疑，這就是王洛賓讓“流行” 音樂和“經典” 音樂靈魂相遇的根本，亦是中國藝術歌曲建立“中國氣派” 的精神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