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人修正揚的小說

　　至今尚未見到過正揚，只是在電話或郵件里有過簡短的交流，但對他的小說，已經有過好多次的閱讀。初時見到這位作者姓名后的括號里注明是苗族，便帶著一份職業的親近，使我對他的寫作一步步走近。

　　曾在另一位來自廣西的苗族作家作品里讀到這樣一段讓人難忘的描寫：爺爺背著小孫子，不停地走啊走啊，從太陽升起到月亮出來，翻過一座高山又一座高山，蹚過一道河流又一道河流，爺爺的腳步仍不停止，小孫子在爺爺的背上忍不住一次次問：爺爺你為什么還不停下來呢？我們這是要去往哪里啊？爺爺說：孩子，你要記住，哪里的山最高、坡最陡，哪里才是我們苗人的家！歷史上的苗人曾遭遇到許多災難，他們被追趕到南方的不同地域，成為分布最為廣泛的民族之一。苗族人在長期的顛沛流離之中，丟失了自己的語言文字，它們就像一脈清泉消失在時光的沙漠里，如今留下來的只在節慶歌聲或阿哥阿妹的情歌之中。有一年我去到貴州的凱里，那里屬苗族侗族自治州，除了歡騰的苗嶺情歌，我還見到了苗族的歌棒，那些一尺多長的木棒上刻滿了花紋，或彎曲如小蛇，或鑿空如深井，據說是苗族歌手用來記錄歌詞的工具。它們靜靜地躺在一家博物館的展柜里，在那個下雨的日子，隱約閃爍著神秘的黑色光茫。看了一陣我欲轉身離去，但突然覺得這歌棒在訴說著什么，因此再一次回過身來，在它跟前站立了很久。

　　我不知道修正揚有沒有這樣的歌棒，但我似乎一時無法從他的小說里找到苗人的蹤跡，這位湖南的苗族人，在他的小說里，并沒有對自己的民族刻意書寫。從他的創作談里可以看出，他的寫作一開始來自遙遠的狄更斯、馬克·吐溫、塞萬提斯，從初二到高中，這個差一點要荒了學業的少年完全沉浸在文學夢里，在練習本上寫詩或小說，甚至“還模仿《喧嘩與騷動》寫了個小長篇，3本稿紙9萬來字，寫的什么記不得了，當中的一個細節是主人公夜里在操場上自慰，翌日太陽把那些體液蒸騰上去，完成隱晦曲折的神交”。他至今仍然經常回味當年在校園里的文學夢，那個捧著《霧都孤兒》樂不可支笑出眼淚的學生娃，讓他由不得屏住聲息，年紀越長，感覺這樣干凈純粹的閱讀快樂越來越少，那樣的回憶越加顯得溫暖珍貴。

　　走出校園的修正揚迅速進入了生活的旋渦，這是一個與他的祖先截然不同的時代：一邊是飛速發展的經濟，讓人眼花繚亂的現代化；一邊是凋敝的農舍，玩黃泥巴的孩子，拴著的牛和舔著唾沫數著散票子的粗手；一邊是期待做誠實正當的體力活，享受尊嚴和愛情；一邊是擺脫不了的困境，人性的惡彌漫在生活的無數空間，物品充斥著假貨和毒害，牛奶雞蛋豬肉都不能幸免。作為一個真實的寫作者，修正揚意識到他的作品無法獨善其身。他的《花木蘭》《黑色的羽毛》《家譜》《平安夜》《天黑請閉眼》《樂觀者和他的兒子》《傳奇》《恐怖事件》等小說，都是他在靈魂掙扎之中的寫作，表達了他對世界、對人性的種種看法。正如他自己所感到的危機一樣，他常常將人物處于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危機之中，就如同一條看似平靜的河面，卻常是暗流涌動，他的人物正是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平淡河流中，經歷著想象不到的險惡。修正揚的敘述平緩淡定，考驗著讀者的耐心，也考驗著書寫者對人性開掘的功力，他像一個目標堅定的采礦人，不斷地掘進，在人們想象不到的時候，突然出現轉機，那時，一定是人性的另一個側面的凸起。

　　他的中篇小說《花木蘭》曾發表于《人民文學》雜志，小說開門見山直道：“花榮面臨著人生中的危機時刻，這個危機的導火索(不妨直接說臍帶)連著一個未出生的孩子，一個年輕的女人。年輕并不代表沒有經驗，她從哪方面來說都不乏經驗，這甚至不是經驗的問題，撇開生產力不談，這個女人未知的不可捉摸的黑漆漆的力量同樣讓他感受到暴雨將至黑云壓城的窒息。”主人公花榮本來生活穩定，卻不幸有了一位情人，情人懷孕成為一顆定時炸彈，年幼的女兒明察秋毫，時時以少女的率真和本能的厭惡與花榮的情人為敵，使做父親的花榮不僅焦頭爛額，且時刻提心吊膽，終于引發一場血案。可當讀者與主人公一樣，都以為是他的情人殺了他女兒花蘭，或者是這小女孩要殺這情人，最后的事實卻是小女孩舍身救父，她想以自己的生命喚醒走入迷途而不能自拔的父親。“古有花木蘭，替父去從軍”，今天這個被人寫錯了名字，將花蘭寫成了花木蘭的女孩的作為究竟是一種力量，還是一種悲哀呢？從死亡線回來的少女露出淡淡的但是挾帶著光輝的笑容，對父親說：“你知道的太少了，世界上有許多事情你都不知道呢。爸爸。”這實在是對成人世界的一種教訓。

　　再如中篇小說《平安夜》，寫了一對戀人在平安夜里閑話連篇，姑娘卻始終守住底線，沒能讓小伙子滿足情欲。青春期男性對性的渴望和生理的強烈反應，差點讓姑娘受到傷害，但小伙離去之后，姑娘卻半夜遭賊，這突如其來的危機讓讀者揪心不已，但渾身顫抖的姑娘卻是一遍遍地重復著，這賊看上去像她的弟弟，她猜想他是第一次做這種事，如果有困難，她為數不多的錢就算送給他也無妨。修正揚即使在這種危機時刻，也依然是不動聲色地敘述，他仿佛站得遠遠的，又仿佛鉆進了這些人物的內心，不慌不忙地把握她和他的心理節奏，讓事件的表面平靜如水，卻一層層剝去心理的繭殼，將人性最丑惡的零碎暴露無遺，卻又一點點地聚攏來，艱難地一層層提升。當那個或許稍一沖動就可能殺人的賊受到感化之后，被情欲燒昏的小伙再次來到姑娘的小屋，他得知了賊的來去，他與姑娘“在搖曳的燭光下靜靜地注視著對方的眼睛，第一次覺得心里盛滿了安靜的柔情和愛意，溫暖而踏實，身心舒暢，這種感覺是他從來沒有過的，他甚至沒有認真想過這個，但是這種感覺讓他很好”。

　　顯然，修正揚的小說不僅是他對當下社會事物看法的表達，也是他試圖治病救人的嘗試，他在一篇創作談中談到：“當下考慮更多的是反映現實和藝術性之間的平衡，換句話說，怎樣真實地得體地寫出現實主義的作品。事實上小說里命運糾葛對我的折磨遠遠抵不上每天打開電腦瀏覽新聞給我的痛苦，仿佛有那么一股力量，引導你不得不流淌到最低處去。所以就算終其一生寫不出偉大的藝術作品，內心里還是卑微地期望自己的努力能對這個社會、對一部分人或多或少有所助益和慰藉。”讀過他的小說，可以感覺到他的努力一定已經在發生著作用，這些命運多舛的普通人，用自己的力量在進行某種救贖，讓人們在面臨一樁樁丑惡、欺騙、暴行之時，還能心存希望，善良最終以明燈的光芒照亮人世。

　　在與修正揚不多的交流中，他曾征求我的想法：他那本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的中短篇小說集叫何書名，是《幸福村》還是《家譜》？這倆都來自他的小說，我后來建議《家譜》，潛意識里我仍然探究著修正揚作為苗人的由來，雖然明知小說與他本人的家世并無直接關系。《家譜》寫的是一位修姓的男子從網上結識了“我”，然后來到“我”處，尋找家譜，拜謁修氏祖先。這本是可當作散文寫的一些素材，但修正揚卻在散淡的描寫之后，讓“我”突然歇斯底里，聲稱自己殺了妻子，并葬在了陳年老屋的院子里。事實上，這是子虛烏有的，但影響“我”的是一種難以解釋的宿命，修家的男人每一代里總有人到哪里去了，去了某個地方，或遲或早總會如此，去到一個連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我”無法控制地認為自己也會如此。讀到這里，會非常明顯地覺察到南方山林里的神秘氣息，它就像那只靜臥著的歌棒，雖然無言卻有久遠的故事。修正揚的小說寫在當代，同時亦透示出筆下人物的過去及未來，它讓我們肯定，他是當下的苗人，也是意味著過去及未來的苗人。他的才華經這本小說集的出版得以展現，也將在今后的寫作中不斷提升，因此寫出更好的作品。從他目前作品所表現的思想、結構及語言，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