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強民族題材文學的文化認同

　　從20個世紀80年代開始，由于西方現代文化的大舉進入，傳統文化面臨著精神和道德等方面的危機，面對這樣的一種困境，一部分漢族作家開始關注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文化，期望在這些民族的文化傳統中尋找解決現代化危機的精神資源，因為這些少數民族文化被賦予了拯救傳統文化的重任，所以在表現這些族群文化的過程中，作者表現出一種積極的認同意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將這些族群文化理想化為人類生存的最佳方式。

　　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一個族群的傳統文化是該民族有別于其他民族的最本質的特征，它凝聚著一個民族在其歷史的自我生存發展中不斷形成的智慧、理性和創造力，以及自我約束力。在適應本民族特殊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方面具有獨特的價值和功能，具有自己的獨創性。少數民族由于大多數生活在生存環境惡劣的邊遠地區，所以在他們的傳統文化中，更加重視人與自然的關系，更注重保護生存環境，在對待自然的問題上，很多時候是帶有一種敬畏的情緒，又由于與現代社會的脫節，他們的文化還停留在原始宗教階段，這曾是被現代理性文化所嘲笑的“祛魅”之前的蒙昧狀態。但是在現代理性受到質疑，現代文化面臨困境的時候，這些被嘲笑過的原始文化開始顯示出詩意的光輝，為現代人治療痼疾提供了某種良藥。基于對民族文化的向往，作家在敘述的時候往往認同這些民族的萬物有靈的世界觀，在以鄂溫克族文化為主題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遲子建像鄂溫克人一樣相信大自然中的萬物都是有靈性的。同時在敘述中還會引入大量的民族神話、傳說、宗教故事等，以鄂溫克族的薩滿為主要載體，引入了大量鄂溫克所特有的原始神話、故事和傳說，例如作品中穿插出現的鄂溫克神話，民族祖先的傳說以及各種神歌、血河歌、祭熊歌等。范穩在《悲憫大地》中也一直在講述狐貍變人、戰神等故事情節。這種對于原始文化中神性、英雄傳說的認同是為了解決現代理性文化所造成的想象力枯竭。

　　對于語言和思維方式的認同。與以往描寫少數民族題材作品不同，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現的作品，不再以一種外在的他者的角度進行敘述，而是采用了民族的思維方式和語言來敘述。少數族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處于一種只有語言沒有文化的文明狀態中，思維方式還保留著原始的“隱喻思維”，在表達無生命的事物時常常會用人的感覺和情欲去傳達。這種詩性邏輯方式對于漢族作家而言既是陌生的同時又是熟悉的，因為這是所有民族最初認識世界的方式，這種本真的語言表達很容易被認同并運用到作品寫作中。鄂溫克族就是這種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族群，《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遲子建成功地運用了這種詩性思維進行敘述，老人的故事不僅講給人們聽，也講給所有有生命的事物，“如果剛來到我身邊的紫菊花接不上我的故事，你不要著急，等我講完后，讓樺皮花瓶再單獨地說給你吧。樺皮花瓶可不要推脫，誰讓你把紫菊花擁進懷抱，并且吮吸了它身體里流出的清香的汁液了呢！”看那天邊的云彩都是悠悠的鼓聲，“雨停了，西邊天上飄蕩著幾縷橘紅的晚霞。如果說夕陽是一面金色的鼓的話，這些晚霞就是悠悠的鼓聲了。空中浮動的云經過了雨水的洗滌，已是白色的了。”路有時能指引人們，有時也會因此迷失方向，“我們再也不用在搬遷時留下樹號了，山中的路越來越多了。沒有路的時候，我們會迷路；路多了的時候，我們也會迷路，因為我們不知道該到哪里去。”在準確地講述故事的同時，也用這種口語化，極度貼近鄂溫克族語言特征，甚至有某種仿真特色的語言引導讀者同作者一道來認同這種文化。

　　對于時空觀念的認同。時空觀念是人類存在的基本范疇，但人類的時空觀念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往往和社會的生產實踐密切相關。在原始文化環境中，人們的時間和空間觀念是豐富而具體的，而到了現代社會，一種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空間觀念被壓縮了，麥克盧漢提出的“地球村”的概念，就是對這種空間被壓縮的一種真實描繪。在少數族群的原始文化中，空間觀念是十分具體而細致的，他們對生存環境的敏感來源于他們和自然環境的親近，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遲子建細致地講述了鄂溫克族生存環境中各種不同的河流：“我這一生見過的河流太多太多了。它們有的狹長，有的寬闊；有的彎曲，有的平直；有的水流急促，有的則風平浪靜。它們的名字，基本是我們命名的，比如得爾布爾河，敖魯古雅河，比斯吹雅河，貝爾茨河以及伊敏河、塔里亞河等。而這些河流，大都是額爾古納河的支流，或者是支流中的支流。”對于環境空間的描寫具體生動，讀者可以從中充分感受到空間變幻的過程，“勒拿河是一條藍色的河流，傳說它寬闊得連啄木鳥都不能飛過去。在勒拿河的上游，有一個拉穆湖，也就是貝加爾湖。有八條大河注入湖中，湖水也是碧藍的。拉穆湖中生長著許多碧綠的水草，太陽離湖水很近，湖面上終年漂浮著陽光，以及粉的和白的荷花。拉穆湖周圍，是挺拔的高山，我們的祖先，一個梳著長辮子的鄂溫克人，就居住在那里。”與現代觀念中用時間去擠壓空間不同，原始的時間空間觀念往往是結合在一起，互相印證的。“我們從太陽當空的時候出發，一直把太陽給走斜了，才到達新的營地。那里是一片茂密的松林，已經能看見在樹叢中竄來竄去的灰鼠了，尼都薩滿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在全球化的語境下，不同文化之間互相交往、對話已經變為常態化，不同文化之間在交往中互相認同，共同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是解決精神危機的一種方式 ，漢族作家對于少數族群文化采取積極認同的方式，希望在原始文化中找到拯救本民族文化，用心是良苦的，但同時也要對于不同文化進行深入的分析，僅僅是單方面的認同很顯然是不夠的，在重新定位自己的文化價值時，應該在多種文化交流中選擇對話的方式 ，更有利于建立正確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