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民族影像中的文化記憶

　　今年4月，北京國際電影節北京民族電影展將舉辦“中國民族題材紀錄片回顧展”，主題為“家園·遺產”，旨在以紀錄片展映的方式，推動中國各民族，尤其是少數民族歷史記憶的典藏、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博物館人類學和影視人類學學科的發展。這是電影節舉辦6年來的一次創新。

　　其實，用影像記錄文化遺產、保存民族記憶，在中國電影歷史中由來已久。作為文明古國，我國的文化遺產舉世無雙。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各個時期壯闊的變革，加上廣大而復雜的地理版圖，使中華民族孕育出了多元的文化。少數民族的服飾、建筑、音樂、歌舞、儀式、工藝等，作為中國民族電影中的文化要素，早在上世紀中期的中國電影中就被鮮明地表現出來。

　　特別是在1956年至1964年間，為制定解決各民族問題的政策和措施，了解全國民族構成情況，中央人民政府組織大批學者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民族社會歷史、語言的調查。這一時期拍攝了一大批紀錄片，反映各少數民族正在發生的社會形態的轉變和行將消失的民族文化，這些紀錄片都被后人稱為珍貴的“人類學民族志”，是新中國紀錄片誕生的第一個黃金時期。

　　第二個黃金期則是上世紀90年代，大批中國電影人開始自覺關注和表現文化遺產。在這個時期，進行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方方面面的巨變，同時，全球化浪潮也在席卷著中國大地，很多固有的文化和價值觀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這兩種巨變帶來的焦慮，促使中國大地發生了歷史上最為激蕩的一場大變遷。“攝影機在變遷中的中國大地上攝錄的一切社會和民族文化細節、特征都已成為人類歷史文化記憶的一部分。”這一部分中的很多內容，就包括了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在這個背景下，獨立紀錄片在中國迅速發展，為中國紀錄片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這一時期，很多優秀紀錄片的鏡頭都對準了那些人口較少、文化獨特的少數民族個體，通過關注和記錄他們在時代變遷下個人命運的改變和遭遇，來折射在這個時代變遷過程中一個民族群體的生存狀態和正在消失的文化的命運。如孫曾田的《最后的山神》《神鹿啊神鹿》、郝躍俊的《山洞里的村莊》、梁碧波的《三節草》等。

　　第三個黃金時期發生在新世紀開始至今。越來越多優秀的人類學、民族志紀錄片出現，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對“非遺”文化的記錄和保護，并成為影視人類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意義的作品有內蒙古顧桃的《敖魯古雅，敖魯古雅》、云南郭凈發起的“鄉村影像”系列、新疆劉湘晨的《太陽部落》《獻牲》及其最近完成制作的《帕米爾》《最后的阿希克》《開齋節》等。

　　縱觀新中國電影史，表現和關注文化遺產的大都是少數民族題材的電影和紀錄片。進入新世紀，人們對文化遺產更加重視，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護政策。在這種背景下，那些具有文化憂患意識的電影人積極用鏡頭去關注文化遺產，出現了很多相關題材的民族電影。比如表現蒙古長調的電影《長調》，表現哈尼梯田的電影《諾瑪的十七歲》，表現侗族大歌的電影《我們的桑噶》……類似的電影還有不少，法籍侗族導演朱小玲的《童年的稻田》，表現了侗族的稻作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壯族題材電影《天琴》則表現天琴樂器；藏族題材電影《馬奈的新娘》關注藏族嘉絨文化；《遷徙》聚焦羌族文化等。

　　電影對于文化遺產的保存具有非常大的作用。2008年由韓萬峰導演的羌族題材電影《爾瑪的婚禮》，是一部首次使用羌族母語的電影。這部電影拍攝完后不久，就發生了“汶川大地震”，影片幸運地為人們留住了寶貴的鏡頭：羌族村寨、羌族史詩、羌族雕鏤、羌族民間歌舞。這些鏡頭記錄的都是羌族千年來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們中的大部分已經消失在地震中。但今天我們還能在這部電影里看到——這也許就是這部電影的價值所在。侗族導演丑丑2010年拍攝的《云上太陽》聚焦貴州省丹寨縣，它共擁有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130項。其中，被列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有12項；“苗族蠟染”、“苗族錦雞舞”、“古法造紙”等7項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在這里延續了1600多年的古法造紙術是世界獨一無二的“活化石”……這些文化遺產都被表現在了影片的故事情節中。

　　2013年10月，國家民委、中國作協設立“中國少數民族電影工程”，中國三大民族史詩電影——《格薩爾王之“霍嶺大戰”》《瑪納斯之“英雄的誕生”》《江格爾傳奇》的創作已經被列入其中，將來也會有更多的電影聚焦民族文化遺產。文化遺產與電影的結合，必定能喚起一個民族的想象力和智慧，創造出新的神話。無疑，在今天這個高度物質化的時代，我們尤其需要這樣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