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方法的“多民族文學”：文化交融與家園想象

　　新世紀以來，“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提出可謂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領域最重要的理論觀點之一。圍繞著這一概念，相關論述層出不窮，使得原本較為沉寂的少數民族文學理論建構領域成為眾聲喧嘩的話語場。回溯往昔，在2006年7月于青海西寧召開的第三屆“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上，李曉峰所作的“中國多民族文學史觀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發言引發了廣泛討論，這是“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在學界的首次亮相。時移事往，如今這一概念已經提出近十年，但是其理論能量卻依然充沛，并且為下一輪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的發展預留了空間和可能性。

　　站在十年后的位置上往回看，“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無疑是具有現實性和前瞻性的。其產生的最大影響就是促使“少數民族文學”向“多民族文學”進行范式轉移：這不僅僅是一個詞匯或一個前綴的變更，更是少數民族文學對自身學科定位、知識體系和發展脈絡的反思。自此之后，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任何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都必須正視“多民族”的在場，也必須在“多民族文學”的層面進行宏觀或微觀的文學考察。在這個意義上，“多民族文學”已經將自身形塑為“方法”。

　　作為方法的“多民族文學”帶來的效應是多重的。首先，“多民族文學”打開了文學史的視野，超越了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族文學的二元格局。在較長時間內，我們將“少數民族文學”視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將其與“漢族文學”分隔開來進行研究。這樣做的初衷始于對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者身份的尊重，也來自于新中國文學對平等政治的追求，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分隔逐漸阻礙了各民族文學之間的溝通與交流，這使得用“多民族文學”的概念重構“中國文學”框架成為一種必要。因此，“多民族文學”作為方法，實質是一種文學史的“歸還”與“回返”。它改變了既有的文學史版圖，起到了“重寫文學史”的學術作用。

　　其次，“多民族文學”的概念不僅擴大了文學史的容量，還暗示了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和新方向。相對于“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聚焦在各民族內部文學與文化的傾向，族際對話和文化交融在“多民族文學”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關注，這恰好是前一種研究范式經常忽略的。在“多民族文學”的研究視野中，各民族的敘事傳統或抒情傳統有著復雜的對話和互動，產生出彼此纏繞、彼此共生的混血文學形態。因此，“少數民族的漢語書寫”、“漢寫民”、“翻譯”和“文化間性”等現象在“多民族文學”的研究框架中成為焦點。

　　再次，“多民族文學”研究催生了“多民族比較詩學”。“多民族比較詩學”是對各民族之間文化接觸與文化交往的交界地帶進行的詩學研究，是在多民族文學平臺上進行的理論研究與理論探討。“多民族比較詩學”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可以凸顯出各民族之間的差異性和獨特性，從而在多樣性的文學表述中呈現“多元中國”的不同側面；另一方面可以打破既有研究中單一民族自我本位化和自我中心化的取向，產生“內部的構造”的效果。因此，“多民族比較詩學”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比較文學框架，揭示了“中國文學”作為多重緣起和多元建構的“復合系統文學”的本質。

　　此外，“多民族文學”涉及國族建構與國家想象問題。在《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研究》中，作者李曉峰和劉大先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其文學是建立在“多民族”的法理基礎和學理基礎之上的。中國文學史具有鮮明的“國家知識屬性”，即使是作家主體的創作也必將受到國家意識形態的規約。由此看來，“多民族國家”與“多民族文學”是同構的。惟有在“國族建構”的層面上，我們才能理解“多民族文學”的意義所在。毋庸諱言，“多民族文學”是一種“國家文學”，是一種基于民族國家建構的文學史框架。

　　與一般的社會科學不同，文學并不將知識進行分類或切割，而是試圖在文學世界中對現實進行再現、加工與想象，進而進行總體性的把握。相對于民族學、歷史學與人類學，文學是一種關于人、人性和情感的學科。少數民族文學正是如此，她承擔了形塑身份認同，鍛造民族情感，在急速變幻的時代中進行認知圖繪的功能。“多民族文學”作為一種情感的容器，不僅僅具有“重寫文學史”的學術意涵，更重要的是它作用于各民族人民的情感層面，并由此產生豐富的文化、社會與政治的“跨民族連結”。

　　在中國這片古老而又嶄新的土地上，生活著生活方式、文化記憶與精神信仰各不相同的各個民族，雖然他們之間充滿了差異性和多樣性，卻都以“中國”作為生存的家園與認同的對象。然而，當“現代性”的世界浪潮滾滾而來，“中國”本身也面臨著巨大的轉型。“中華多民族史觀”正是這個轉型時代與過渡時代的重要產物。“多民族文學”處在“少數民族文學”的延長線上，它不僅能加強跨族際的對話與互動，推進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結成更加緊密的文化紐帶，還能在全球化時代重新建構新的身份認同與家園想象。恰如馬克斯·韋伯所說，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理想類型”(idea type)是一種分析概念，是高度抽象的邏輯工具。人們必須通過“理想類型”的方式才能處理紛繁復雜的文獻材料，使之形成一個條理分明的系統。“多民族文學”正是這樣的“理想類型”，在表面上看來，它是一種新型的文學史框架，但究其根本，它更是一種方法論和認識論。通過作為方法的“多民族文學”，我們可以得到一種新的立場、視角和路徑，來重新觀看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中國文學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