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寒日子與田園牧歌——讀存文學的小說《獨龍江的麥子》

　　存文學(哈尼族)的《獨龍江的麥子》(《民族文學》2015年第2期)是一篇反映獨龍族人民生活狀況與民風民俗的佳作。

　　獨龍江邊放牧山羊的阿布秀本身也像一只活潑的小母羊，她和她身處的山野一樣自然、美麗，但美并不能改變殘酷的生存現實。阿布秀放牧的山羊是爹在世時辛苦買下的，爹是3年前進山時被毒蛇咬死的。爹死后，阿布秀把上學的機會讓給弟弟，扛起爹留下的打熊木棒開始放羊。弟弟阿龍不幸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被大風刮進獨龍江，被狂野的江水卷走了。阿布秀和媽媽只能吃小南瓜和豆角煮在一起的瓜豆粥，吃不上米飯。

　　這一天，從省里來了一對夫妻作家：高明和錢麗莎。阿布秀的媽媽不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但是作家帶來了米，能吃上米飯，自然是高興的事。作家還要吃獨龍江的土雞，因為“城里的雞鴨都是用激素催出來的，人吃了，一個個就變得像豬一樣發胖”。阿媽把家里的一只土雞殺了，要50塊，多了少了都不行，因為，“政府說了，獨龍江的矮腳土雞是世界上最香甜的了，一只要我們收50塊錢”。很快，七八個快60歲的獨龍族男女腋下都夾著一只雞來了，大家看見阿布秀家的米飯都兩眼放光。大家一起動手，把10只雞宰了，米又煮上一大鍋。阿布秀的舅舅說：“自己養的雞，還讓你們做客人的出錢來招待，真是沒臉面的事，只是我們這兒的人太窮了。”

　　民心是如此淳厚，奈何物質的窘迫！作家又出錢，從小賣鋪買下一箱包谷酒，12元一瓶，一箱才262元錢，卻是小賣鋪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生意。老實的獨龍江人把作家當大官看，“能住在省城昆明那個大寨子里的人，能不是大官？不是做官的，怎么也能過上吃雞喝酒的日子？”

　　阿布秀的爺爺堅信，“吃白米的人要比吃包谷的人聰明，吃麥子和青稞的人又比吃包谷和大米的人還要聰明”，所以，“他一輩子的愿望，就是能在獨龍江的土地上種出麥子來”。他生前像愚公移山一樣不懈地在獨龍江山坡上種麥子，結果不是被野豬、猴子偷吃了，就是遭到山老鼠和飛鳥的偷襲，每年都只能得到半袋麥種。作家說：“這哪里是麥子的故事，簡直就是獨龍江版的《老人與海》。”一代一代獨龍江人，就在為吃上麥子而奮斗，麥子，就是他們的“中國夢”。

　　喝完酒，村民們熱情地為客人唱起歌，唱的竟然是外面的世界早已遺忘的、“文革”期間流行的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一個連漢語都講不利索的獨龍山寨，居然有這么多能唱京劇的人，可見，當年樣板戲真是普及。原來，“文革”期間，獨龍江成立過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阿布秀的舅舅就當過宣傳隊隊長，他帶著一群青年男女，翻山越嶺，走了幾天的路到縣城，學習了三個多月的樣板戲，回到獨龍江后，就到各山寨巡回演出。這就是他們最新的文藝節目。

　　向導說：“我們獨龍江有三件大事，一件是1958年大躍進，一件是文化大革命，再一件就是一個省里的大官進我們獨龍江來。”向導說：“獨龍江從來都是不通公路的。十幾年前，從鄉政府到縣城得走5天的山路，老人說，清朝的時候，有一個大官騎著馬到過我們獨龍江，百年后的1997年，省里又來了一位大官……” 獨龍江夾在兩座大山之間，一年有大半都是被大雪封住的，即便不封時，進獨龍江的路也是掛在半坡上的，“省里的大官”是走5天山路來的，看到百姓苦寒的日子落了淚，他為獨龍江辦了件好事：修了一條從縣城到鄉政府的96公里的路。但公路通了之后，再有官來，就是“一早從城里出發，下午兩點到鄉里，吃一頓獨龍牛，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他們留下的話就是說獨龍牛的味道是天下最好的”。這里的百姓一切聽政府的，女作家給開小賣鋪的紋面女拍照，報酬100元，紋面女卻拒絕：“你給那么多，我們不能要的，一人給50塊就得了，你照多少張，也只要50塊，我們要聽政府的話。”政府說一只雞50元，拍一次照50元，村民們就堅決遵循，多了不要。他們過得雖苦，但絕對是厚道有加。

　　如果不是存文學跋山涉水深入獨龍族生存的腹地進行田野調查，我們根本無從了解在目力之外的偏遠山區，少數民族兄弟還存在這般原始的苦況。當阿布秀母女把被蓋拿出來給客人用之后，她們自己就沒的用了。寨子里除了開小賣鋪的白建珍，其他人都是在前幾年辦身份證時照過相之后就再也沒有照過了。沒有電，看不了電視，也沒有通訊機站，通不了電話，他們和外面的世界是隔絕的，現代文明的陽光尚未照臨這里。這幾乎是一個不生文字的地方，小賣鋪里酒瓶的標簽都是倒貼的，酒瓶之間卻塞了些破舊的《怒江報》和《云南日報》。在一個連文字都稀奇的地方，報紙的出現顯得何等陌異！獨龍江人奢望著麥子卻實際連大米都吃不上的苦況，令人震撼和心痛！這心痛從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到杜甫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從未停息過，這是作家的良心。這苦況，還讓我們對自己所擁有的不再感覺那么理所當然，令我們內心產生了托爾斯泰式的不安。

　　雖然苦，他們都是重情重義之人，阿布秀的舅舅因為沒能對外甥施救，覺得對不起阿布秀一家，就用艾蒿稈戳瞎了自己的一只眼睛。然而，良好的民風并不必然與富足的生活相匹配。作家和我們一樣，想到的都是：如何著手改善？所以，就有了外來的白族老師李蒼山。他學會了獨龍語，用雙語教學生，從一年級教起，使他們能夠用流利的漢語對話，這是通往外面世界的橋梁。在寂寞得發慌的獨龍江，李蒼山憑著責任感和信念堅守下來，與山野精靈阿布秀相愛。在他們結婚前，李蒼山寫信告訴兩位作家：寨子里已經通了電，獨龍江上架了一道水泥橋，公路從鄉政府一直可以到寨子。有了橋和公路，他們才會邀請作家來參加婚禮。李蒼山還去了趟縣城，買回嶄新的鋪蓋和太陽能設備。作家開著車來了。錢麗莎要給每只雞增加10元，寨子里的人不干，他們說，還是和兩年前一樣，50元一只。錢麗莎說：“外面的物價一直在漲，你們怎么還這樣死腦筋，錢多了不害人呀。”開小賣鋪的白建珍說：“不管你們外面怎樣變，我們獨龍江有自己的規矩，政府說一只雞50元就50元，政府沒有說多收10元呀。”

　　《獨龍江的麥子》也許多少有點變形、夸張，然而仍不失為邊遠少數民族生存的一個縮影。小說雖反映“民生多艱”，卻也不失美好和希望，是閉塞、不發達地區的田園牧歌。這閉塞、不發達是否構成田園牧歌的先決條件呢？是否因為難以進入、未被開發，生態才得以保存？獨龍江的生態好，野豬、熊、猴子很多，與政府一直強調對野生動物的保護有關。但好的生態并不能帶來好的生活，為了改善生存，獨龍族人是那么令人心酸地歡迎著資本入侵。可是，資本一入侵，家園也許就不復從前了。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悖謬，似乎是一個很難走出的怪圈。保護性發展是科學的兼顧的觀念，但實踐起來卻容易顧此失彼。田園牧歌背后其實已經包含著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