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手稿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手稿，是中國古典名著中唯一存世的作家手稿，現存于遼寧省圖書館。目前，蒲翁故里的有識之士和有關部門正積極運作，期望通過仿真影印、原樣復制的方式，把《聊齋志異》手稿原汁原味地“請回”老家淄博。

《聊齋》手稿的保存地緣何不在其誕生地山東省淄博市，而是保存在離淄博940公里之遙的東北遼寧省圖書館？

夢斷科舉，畢生心血著聊齋

蒲松齡，字留仙，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自稱異史氏，今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洪山鎮蒲家莊人；生于1640年6月5日，卒于1715年2月25日。

蒲松齡天資聰穎，19歲應童子試，接連考取縣、府、道三個第一，名震一時。然而命運多舛，不喜好八股文的蒲松齡此后屢試不第，直至71歲時才成為歲貢生，每月可領取象征性的“退休金”。

蒲松齡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距家約30公里的周村區西鋪村畢際友家做墊師。他從年輕時即著手創作的《聊齋志異》,一直未能結集。到畢家任私塾先生后，讀書創作的條件大為改觀，有石隱園的美景，有萬卷樓的藏書，再加上有畢家的支持，自此，他在業余時間把精力一股腦地投入到搜集素材與構思創作中。

蒲松齡以畢生精力創作出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詩壇領袖王漁洋在畢際友家見到蒲松齡，十分賞識，以為奇才；在借閱了蒲松齡創作的《聊齋志異》后，欣然題詩《戲題蒲生〈聊齋志異〉卷后》：“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王漁洋以蘇軾因反對變法，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常與人談神論鬼，要別人“姑妄言之”的典故，提示《聊齋志異》以傳奇而志怪的特點，具有超現實的奇異性和虛幻性。又用李賀《秋來》詩“秋風鬼唱鮑家詩”，指明其 “厭作人間語”，避開世間人事而托言鬼狐，喜講鬼故事，道出聊齋故事取材的方式和寓意的真諦，這是極具眼光的鑒賞和評價。

蒲松齡則答以《次韻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見贈》：“志異成書共笑之，布袍蕭索鬢如絲。十年頗得黃州意，冷雨寒燈夜話時。”述說了創作之艱，也表達對王漁洋給予的肯定和贊許的感激之情。

1766年，蒲松齡去世半個世紀，《聊齋志異》方刊刻行世，從此廣為流傳。

郭沫若先生曾為蒲松齡故居題聯，贊譽蒲氏著作“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為避戰亂，后人攜稿闖關東

據《蒲松齡年譜》等史料記載，蒲松齡40歲始在周村區西鋪村畢際有家坐館，那時《聊齋志異》已初步結集。《聊齋志異》定稿后，由于家境貧寒，無力付梓，只好珍藏在家。他雖視書稿為鎮家之寶，可一些過從甚密的朋友求借，又不得不借，但恪守一條規矩——不借全稿，以保全手稿的安全。

蒲松齡48歲那年春天，結識了當時的大詩人王漁洋。那年夏天，王漁洋來信索閱《聊齋志異》。據淄川人王培荀《鄉園憶舊錄》記載：“《志異》未盡脫稿時，漁洋先生士禎按篇索閱，每閱一篇寄還，按名再索。”

據說《聊齋志異》定稿后，王漁洋曾欲以500兩黃金的天價購買，蒲松齡堅拒。他還為家族立下規矩：“長支傳書，次支傳畫。”

按蒲松齡遺訓，《聊齋志異》手稿由其長子蒲箬一支世代傳存。為使后人傳承代系清晰明確，他為子孫編制了譜系命名用字，共32世：“竹立一庭，上國人英，文章顯業，忠厚家聲，門多賢哲，代有公卿，慶延宗緒，萬葉長榮。”

據齊魯書社2018年9月出版的《聊齋鎖議》（蒲松齡后裔蒲先和著）收錄的回憶文章，梳理文獻資料，參閱近年來媒體刊載有關報道，可對《聊齋志異》手稿流落東北的過程有一個較詳細的了解。

將《聊齋志異》手稿帶到東北的，是蒲松齡八世族孫蒲價人。1863年，淄川城內爆發農民起義，硝煙四起。當時，蒲松齡長支后代手中的手稿，存放于蒲氏家祠中。后來,清軍血洗劉德培的根據地淄城，這恰恰是蒲氏家祠所在地。蒲價人擔心《聊齋志異》手稿等珍寶在戰亂中遭遇不測，便攜往關東。之后，他定居沈陽（時稱奉天），以卜卦和代寫文書為生。后將手稿傳給兒子蒲英灝。

軍閥借閱，半部手稿無影蹤

1894年，蒲英灝供職于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幕府。依氏得知蒲英灝藏有《聊齋志異》手稿而借閱，蒲無奈只得以半部借之。

但依克唐阿未能如約璧還，致使該部分手稿至今下落不明。原來，戊戌變法發生后，慈禧緊急調兵，依克唐阿奉命進京。由于走得匆忙，他未交代手稿存于何處，進京后又染急病，于1899年不治身亡。由此，彌足珍貴的《聊齋志異》手稿只剩下“半部”。

1900年，蒲英灝奉命鎮守西豐縣，其家屬隨遷，半部手稿也被帶到西豐。蒲英灝去世前，將半部手稿傳第五子蒲文珊。

蒲文珊曾任西豐縣立圖書館館長。1931年，時任偽滿洲國參議、奉天省圖書館館長的袁金鎧得知蒲文珊藏有《聊齋志異》半部手稿，便提出借閱。蒲文珊推辭不得，親攜手稿面見袁金鎧，并拒絕了袁的重金收買。

袁金鎧繼而提出借書選印。蒲文珊覺得，選印祖上作品亦屬好事，就答應了。為防不測，蒲再度親帶手稿赴奉天與袁金鎧商議選印事宜。

當時，袁金鎧運作成立了《聊齋志異》原稿審核委員會，蒲文珊任委員。蒲再三叮囑妥善保存手稿，并將手稿暫存于奉天銀行。然而，“九一八事變”爆發，選印一事被擱置。

1935年夏，局面稍穩定后，選印再度被提起。此項工程由東北各縣及西豐縣士紳出資，膠版影印，于同年9月出版。

但當時袁金鎧并未馬上交還手稿。時隔五年后，經蒲文珊多次催要，終將原稿索回。此后，又有日本人和漢奸垂涎手稿，以重金收買，蒲文珊不顧個人安危，有勇有謀，均以“手稿已送回山東”為托辭“而力拒之”。

蒼天有靈，入藏東北圖書館

為保存好手稿，蒲文珊用紅木匣精心存放《聊齋志異》半部手稿，平時秘不示人，即使其子女也很少看到。就這樣，蒲文珊將半部《聊齋志異》手稿“雪藏”了20多年。但他沒想到的是，在土改中，這半部《聊齋志異》手稿險被付之一炬。

1947年冬，西豐縣解放。1948年初土改后期，農村刮起一股進城“挖浮財”風。蒲文珊家中的藏書被全部拉到農村。一天，時任西豐縣人民政府秘書的劉伯濤到元寶溝村檢查工作時，在農會舊書堆中發現一函兩部褪了色的藍布皮線裝書，村民正準備將這些舊書拿來引火用。

劉伯濤小心地翻開書頁，“聊齋志異”四字映入眼簾。他細心翻看，見兩書用的都是早年竹制紙，毛筆字工整秀麗，并多處勾畫刪改，有的還加了眉批，越看越覺得非同一般。劉伯濤找來1933年由遵化史錫華總司校勘選印的《聊齋志異》影印本，仔細核對，發現不僅筆跡一致，且書內所選文章都出自他手中的兩部《聊齋志異》。

1948年6月，已任西豐縣縣長的劉伯濤先后八次將蒲文珊請到縣政府。經蒲文珊辨認，從舊書堆里發現的手稿，就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手稿。

考慮到祖輩為保存手稿所經歷的種種風險磨難，蒲文珊“為長久保障手稿的安全，光大祖德，慨然同意將手稿交由國家保管。同時，寫了《聊齋原稿》和《聊齋流源考》兩篇短文以供研究家參考。”（《聊齋鎖議》）

1950年，蒲文珊將半部《聊齋志異》手稿捐贈給人民政府——遼東省文化處，1951年春轉交東北文化部。經專家鑒定確為真跡，系海內孤本，是極為珍貴的《聊齋志異》定稿本。

畫像印章，暗合手稿流落地

在淄川區蒲家莊蒲松齡故居的聊齋正房里，懸掛著一幅蒲松齡畫像，長258厘米寬69厘米。這是蒲松齡74歲時，其四子蒲筠請江南畫師朱湘鱗繪制的。這也是蒲松齡留下的唯一據他本人容貌繪制的“寫真”畫像。

畫像上方有蒲松齡親筆題寫的兩個跋，前后共蓋有六枚大小不一的印章。由于年代久遠，有些印章模糊不清，多年來一直未能辨認全部印文內容。蒲松齡第十三世孫蒲偉業，經多年潛心研究，查閱大量資料，遍訪蒲學專家求證，終獲重大突破，破譯了國家一級保護文物蒲松齡畫像上的六枚印章。其中，蒲松齡親筆題寫的跋的末尾位置，蓋的印章印文，恰是“奉天”兩字。“奉天”，釋義 “遵從天意”。專家認為，此印或許是蒲松齡嘔心瀝血創作《聊齋志異》乃“遵從天意”的絕妙解讀；如按地名來講，恰是今天《聊齋志異》手稿的最終棲身地——遼寧省沈陽市。查閱資料獲悉，1657年,清朝以“奉天承運”之意在沈陽設奉天府。1929年前，“沈陽”一直叫“奉天”。

沈陽（奉天）與淄博遠隔千里，卻成為《聊齋志異》手稿的最終棲身地。蒲松齡畫像上那枚不起眼的“奉天”印章，該不會是蒲老先生神差鬼使的“暗示”，蒲翁后人心領神會、鋌而走險“接力”，《聊齋》手稿顛沛流離終歸“奉天”——遼寧省圖書館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