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雪封門，這世界會是什么樣子？這北京還是不是眼前的北京？

如果大雪封門，我們應該站在哪個位置，才能看清這個城市以及自己的內心？

徐則臣的小說人物林慧聰來自南方，他對大雪充滿了想象和渴望，在高考語文考試中，他毫無顧忌地寫下了這個渴望——《如果大雪封門》。作文的內容 不可得知，但結果確鑿無疑，他落榜了，于是來到北京跟叔叔放廣場鴿。從事這一僅僅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工作的動力是，在北京也許能夠看到一場真正的大雪。

徐則臣滿足了他筆下人物的愿望，在鴿子一天天莫名其妙地減少，慧聰即將離京回鄉的前夕，30年一遇的大雪不期而至——大雪果然封門了。在大雪來 臨之前，他們不止一次地想象大雪覆蓋下北京的場景：“我想看見大雪把整座城市覆蓋住。你能想象那會有多壯觀嗎？”這是慧聰的想象：“那將是白茫茫一片大地 真干凈，將是銀裝素裹無始無終，將是均貧富等貴賤，將是高樓不再高、平房不再低，高和低只表示雪堆積得厚薄不同而已——北京就會像我讀過的童話里的世界， 清潔、安寧、飽滿、祥和，每一個穿著鼓鼓囊囊的棉衣走出來的人都是對方的親戚。”這是敘述者“我”的想象。

雪后的景觀是否滿足了兩人的想象，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小說中尋找答案。我感興趣的是這兩個人本身的精神狀態，毫無疑問，他們依然屬于徐則臣小說 中的“京漂小人物”系列，在繁華的北京從事著沒有尊嚴和保障的工作。他們屬于“看不見”的那類人群。但是這篇小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正是這些被我們的 社會“看不見”的階層，卻試圖用一種另外的視野來看我們存在的這個世界。無論是“我”還是林慧聰，他們都有一種強烈的“看”的沖動，林慧聰想看到雪，而 “我”作為一個隱秘的講故事的人，則想看到一切故事發生的秘密。正是在這種勃勃迸發的看的欲望中，建立了徐則臣小說的雙重敘事沖動，一是對于具體日常生活 的一種農民式的執拗，不管這種生活本身在整個社會結構中處于多么“底層”(我非常謹慎地使用這個詞語)的位置，也不管這種生活最后帶來了多么巨大的傷害。 二是對作為具有“精神呼吸自由”的人的熱愛，在這種熱愛中，徐則臣試圖不是去簡單同情，而是去理解他看見的那些人物：行健、米籮、林慧聰，甚至是那個在小 說中僅僅作為影子一般存在的寶來和無名的女性。如果說在以前的小說中，因為某種生存的慣性，徐則臣更多的傾向于書寫某種原生態的生存者的掙扎，那么在《如 果大雪封門》這篇小說中，他則更傾向于對人物內在精神向度的挖掘和書寫。生存的殘酷依然如故，小說的開篇寶來就因為被人打傻了而不得不離開北京回花街。但 是，這一非常具有戲劇性色彩的故事被放棄了，它沒有成為小說的中心和高潮，而僅僅是作為一個背景被虛化處理。這是徐則臣這篇小說非常明顯的特色，他不再著 意于某些突發性的、具有沖突意義和戲劇色彩的事件或細節，比如尾隨米籮和行健幽會無名女性，如果在傳統的短篇小說中(比如莫泊桑)這一細節毫無疑問會構成 一個重要的橋段，但徐則臣卻點到即止。他試圖恢復日常生活本身的節奏和無序感，在非因果邏輯中描寫一種生活狀態，由此，他的這篇小說充滿了現代感。

也許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小說中的空間布局。短篇小說的空間往往會受制于篇幅的限制而呈現出比較單一的空間感。但是這篇僅僅9000多字的作品卻 明顯有著非常豐富的層次。它至少有一個隱在的空間、一個具體的日常空間和一個精神性的空間。隱在的空間是指城市和鄉村這種似乎二元對立的空間對照，在徐則 臣的小說中則是北京——花街的地理遷徙，這是自五四新文學以來被廣泛關注的城鄉敘事在當代的延續和變種，從這一點來看，可以說，徐則臣是五四新文學忠實的 繼承人之一。這同時也是徐則臣的寫作地理學，而且他在一步步擴大這些地理學的內涵，比如在最新的長篇小說《耶路撒冷》中，這一地理學被擴展到全球化的范 疇。具體的日常空間則指的是人物賴以展開其故事和生活狀態的具體所在，比如《跑步穿過中關村》的中關村，比如這篇小說中出現的當代商城，它們往往與現實的 地理位置一一對應，它強化了故事的真實性，并喚起了讀者的閱讀信任。《如果大雪封門》不僅有上述特征——典型的由此處到彼處的線性挪動，同時還建構了另外 一類更抽象的空間，這一空間不是水平型的，而是垂直型的，具體來說，是在“高——低”這一立體的向度來展開。在小說的開篇，“我”就來到了一個特殊的地方 ——平房的屋頂，這個屋頂的“高”與平房的“低”構成了第一組關系；“高度”并不止于此，在屋頂之上，“我”看到了成群的鴿子，我和林慧聰在小巷子里追逐 著鴿子，鴿子的“高”與身處陋街小巷的“我們”形成了另外一組關系；“高”還在繼續上升，如果說鴿子作為一種“高”最終還要落到地面上來，那么，在鴿群上 面的“天空”則是一種永恒的高度，徐則臣并沒有對這一高度進行具體的描述，但是它幾乎是一種籠罩性的存在：鴿子、追鴿子的人、大雪覆蓋下的北京和整個世 界，都在天空的高度下呈現出某種神圣感。有論者認為這篇小說有一種詩意，我覺得可能不僅僅是詩意，而更是具有一種宗教感，雖然這一宗教感在小說中還顯得非 常朦朧。但正是這種非理性的，發自生命內在的宗教感讓這篇小說活了起來，宗教內在于“我”和林慧聰的內心，正是在對生命內在本質的持守中，一種具有精神向 度的“當代人”出現在我們面前。

這些人：敘述者“我”、南方人林慧聰，還有《耶路撒冷》中的初平陽，他們在生存的困境中試圖超越這一困境，將更大的力量致力于內在精神的完善。 在這個時候，小說的輕重開始變得辯證起來，如果說戲劇性的沖突和悲劇感的人物命運是一種“重”，那么，對大雪的渴望和對雪后世界童話般的想象就是一種 “輕”；如果說北京的城中村是一種“重”，那么，城中村的一個小小平房的屋頂就是一種“輕”。

大地為重，天空是輕，在大地上匍匐勞作的人是重，而當匍匐勞作者跳上屋頂，追逐鴿子、大雪和天空的光影，這些人就飛起來了。

這些人遍布在我們的世界，但因為某種自傲和局限，我們看不見他們。

但是如果大雪封門，如果你突然在這個喧囂的都市聽到鴿子劃破黃昏的聲音，你或許就看到了一切，不管這個時候你是否神經衰弱如一個講故事的人。

看到這一切的人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