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安，山東肥城人。散文作品見于《十月》《青年文學》《天涯》《山花》等刊。出版有散文集《稻草人與蝴蝶》等。獲山東省泰山文藝獎、三毛散文獎等獎項。

臘八一過，日子像滑雪橇，哧啦一下就到了小年，要掃塵了。

天好，全家人把北屋里能搬的東西都搬到天井里，炕、缸、甕這些搬不動的，用油紙、報紙蓋上。早就買好了新笤帚，竹竿上一綁，母親戴上草帽，踩著杌子，仰著臉，把三間屋的屋頂、房梁、窗戶、墻壁……所有蒙塵的地方掃個遍。平時在飯屋的灶上做飯，到了冬天很冷的時候，北屋里生了煤爐——我們叫“憋里氣”——炒菜做飯就在爐子上了。日日煙熏火燎，墻與屋頂都是黑的。三間北屋，東間尤其黑。我十四歲之前，冬天的早晨，那間屋里每天都會生起一團火。

三間北屋，東西寬十米半，南北多長不知道，只知道連院子一共長十六米。堂屋、東間、西間，大小差不多是三等分。堂屋靠北墻一張長條幾，幾前一張八仙桌、兩把椅子；水甕在屋門西南角，爐子在東南角。后來有了一張能折疊的圓桌，吃飯時打開，吃完折疊好靠在堂屋的東墻邊。幾只馬扎不坐時也靠東墻或西墻立著。東間里，靠北墻一張一米二寬的木床，靠東墻一張土坯壘的炕，南墻窗下一張半人高的也是土坯壘的桌子；確切地說，是臺子。西間里，南窗下一張木頭寫字臺，貼著北墻與東墻，則是幾個盛糧食的甕和缸。靠西墻原本也是一張土炕，后來，殺了一棵槐樹，讓木匠打了一張一米半寬的床。三間北屋，彼此之間沒有門，只掛著兩幅薄薄的棉布門簾。門簾一挑，人進西屋了。門簾一挑，人從東屋出來了。我們姊妹和奶奶，就睡在東間的兩張炕和床上。父親和母親則在西間。有一天小妹說，后來睡不開，西間靠北墻又加了一張床。我卻記不得了。若果真如此，夏天夜半從窗欞照進的月光，應該順著床腿鋪到了誰的身上，就像東間里，深夜醒來，我看著一小片月光一只白貓一樣貼在我枕邊。

冬天的早晨，屋里的水缸里漂著一層薄薄的冰。母親照舊早起掃凈了院子，做好了飯。奶奶要起床，母親不讓，說奶奶身子骨瓤糠，不禁涼，要給奶奶烤了棉衣再起。奶奶，年輕時的窈窕淑女，十六歲嫁給爺爺時，下轎后“倒氈”而行，在主持人“瓜瓞綿綿，爾昌爾熾，同心同德，宜室宜家”的祝福中進入洞房。爺爺自幼練武，會輕功，能飛檐走壁。兵荒馬亂的年代，一身好武功的男人，注定屬于戰場。連續兩個月在劇院看常香玉的演出，這樣鮮花著錦的日子，奶奶年輕時自然是常常有的。然世事荒唐，奶奶終究在三十五歲上守了寡。彼時，父親十七歲，姑姑十六歲。緊接著，一場再普通不過的出疹子，從我的生命譜系中，永久地刪除了“姑姑”一詞，讓“孤兒寡母”成為父親和奶奶的身份特征。后來很多年，但凡老輩人提到姑姑——那個十六歲就遁入塵埃的姑娘，都說，真俊啊，再沒見過那么好看的女孩子。命運給什么，奶奶就接過來什么，一生馴從。血肉之軀如堵不嚴的窗戶，奶奶的身體里，寒風吹徹。

直到一團火一樣的母親嫁進門。

母親從飯屋抱來柴火，放在東間一張炕、一張床、一只土臺子圍成的狹小空地上點著。柴火通常是麥秸和麻稈。麥秸干松，好生火，噌——，火柴一擦，只需點燃幾根，一小堆麥秸就轟轟地著了。細長的麻稈白生生的，火起得慢，耐燒。有時候，母親也會拤一捧“奓子”。“奓子”就是玉米扎在地里的根。玉米棵砍倒運走后，高舉著鋤頭把根從地里刨出來，掄起三齒鉤打掉上面的土。這動作像極了打高爾夫球。不同的是，一個是勞動，更多地俯身大地，停留在物質層面；一個是消遣，常常仰望天空，高居精神層面。“奓子”曬干，撿到筐里背回家。但它易生煙，比麥秸和麻稈燒的次數就少。那些寒冷的早晨，火苗一起，母親從兩床棉被之間摸出奶奶的棉襖，把袖子翻過來，在火上烤。母親盡可能讓棉衣靠近火，那樣烤得熱；又不能貼太近，否則會烤煳，或烤焦，或燒著。來回調幾個過兒，烤得熱乎乎的了，把袖子塞回去，讓奶奶坐起來趁熱穿上。再摸出棉褲烤。奶奶裹了腳，標準的三寸金蓮，錐形的、小小的棉鞋也要烤。火，經過母親的手，把奶奶從頭暖到了腳。我和奶奶睡，炕窄，奶奶在南頭，我在北頭，兩人通腿。整個冬天，火，這世間最不可思議的東西，會從麥秸、麻秸、“奓子”、秫秸里跑出來，以舞蹈的姿態，出現在奶奶的床前。我一次次看著，看火焰如炬，看青煙繚繞，看灰燼滿屋子飄，直到火光湮滅。

奶奶的棉衣烤完，我央求道：“娘，俺也想穿熱乎的！”“小孩身上三把火，你的不用烤。”母親說。我嚷嚷：“我身上哪有火？你，你……”突然想起有次聽二奶奶說的一句話，脫口而出，“你是什么人什么待，什么蘿卜切什么菜！”睡在靠北墻那張炕上的二姐撲哧笑了，問我：“你是什么蘿卜？”母親也笑了，說：“人不大吧，怪會說。”然后，順帶著給我的衣服烤了。我趕緊鉆出被窩穿衣服，生怕慢了熱乎氣就跑了。那真是整個冬天少有的溫暖。我真想用什么東西把那種暖烘烘的熱長久地留住，但我始終沒找到。

年年歲歲，火光都能如期照亮那間黯淡的屋子。這樣的日子，地久天長。可十四歲那年，九月的一天，有人去學校叫我，說奶奶“老”了。我一路哭著往家跑。以前，奶奶伸出手，給我這給我那。而那次，她靜靜地躺著，雙手并攏，將自己和盤托出，給了我她的死亡。那時候的我已經不止一次看過別人家發喪，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但似乎，那些都是預習，唯獨奶奶的死是真的。我默默地站在床前看著死亡。它平靜，瘦，皮包骨頭。奇怪的是，炕上氤氳著一股梔子花般的奇香，似乎奶奶變成了一朵花。那年冬天的早晨，寒冷依舊，但東間的空地上再沒生過火。以后多少年都沒有。有一種火，完成了它的使命，永遠消失在了我的少年時代。冬天冷而長。我眼睜睜地看著腳踝凍得裂開口子，手背腫得像小饅頭一樣。從小我就知道，冷，是身邊一個可怕的物件，具體可感。

不再生火的東間，灰似乎并沒少，笤帚過處，撲簌簌落。細細的塵在太陽的光束里肆意飛揚。陽光照著塵埃，也照著塵埃中灰頭土臉的母親。但母親似乎全然不知，她一下下，刺啦啦，刺啦啦，掃得又快又干凈。墻上留下一道道灰白。

三間屋不大，一年積下的灰，卻也要一上午的工夫掃。屋子掃完，搬到天井里的物件，一一擦拭干凈再搬回屋。一切都收拾妥了，餓得前胸貼后背了，才燉棵白菜吃午飯。

泛黃的舊報紙掃屋前就撕下來了，下午，打糨糊往各面墻上糊新報紙和年畫。照例，堂屋北墻的正中是領袖像，兩邊才是年畫。我們貼過《紅樓夢》，貼過《水滸傳》。有一年，我和小妹買了四幅《俠女十三妹》的連環畫，一邊兩幅。不久前我們才看過那部電影，露天看的，幕布扯在兩棵樹之間，人多，烏泱烏泱的，有本事的騎到樹杈上，搶不到好位置的只好看反面。銀幕上的十三妹，黑眸杏眼，舞刀弄劍，英姿颯爽。黛玉、寶釵美若天仙，但十三妹讓我看到了另一種不同的美。原來，不只男人，女人也可以如此鐵骨錚錚。另一年，我和父親去趕集，在年畫攤上，我倆同時被一張畫吸引住了。整個畫面，幾乎全是厚重的紅色，紅色的樹，紅色的山，一團烈焰一樣，把整個集市都要點燃了。唯有三兩掛飛流而下的瀑布、依稀掩映在叢林中的七八處院落，以及奔淌在山腳黑石間的溪水是白色的。細看，畫的左上角豎著寫有幾行字：

萬山紅遍 層林盡染

一九六四年秋九月寫毛主席詞意于北京西山

                                            李可染

我們買回去，它幾乎貼滿了堂屋的一整面東墻。每每站在那幅畫前，我都覺得自己的魂被它既莊重雄渾又古樸典雅的美勾走了。我甚至頻頻做夢，夢中的我在山林中走啊走啊，總也走不到頭。彼時的我并未意識到，它正在對我日后的審美起著巨大的啟蒙作用。我愛上了那種紅。多年后看資料，原來真跡《萬山紅遍》上的紅，是李可染先生用從故宮流出的半斤乾隆朱砂繪制而成。同一題材他一共作了尺寸各異的七幅。十多年前有消息說，最大的那幅以近三個億的價格被人拍走。看圖，正是當年我貼的那幅印刷品。還有一年，墻上貼的是上一年的掛歷，十二張，全是花鳥。我想不起那些掛歷是怎么來的，如同想不起西間后來增加過一張床。丟失的記憶，如消失在灰燼中的火苗。但我清晰地記得那些唯美畫面。其中一張，濃密的綠葉間，一只小鳥單立枝頭，左邊豎著題了一行字：何日君再來。沒人知道少年的我盯著那行字看過多少次。我很小就知道，人一生中有些等待是永無盡頭的。就像奶奶和父親，他們來到人間，有一天，宛若飛鳥，去了遙遠的他鄉。我們全家人在心里等啊等啊。直到今天，多年過去了，兩個人誰都沒回來。他們只肯偶爾到我夢里，一閃，就走了。及至后來，當我無意中聽到一首歌，驀然怔住：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淚灑相思帶。今宵離別后，何日君再來……

一旦離開，永不再來。

墻上換的是舊報紙、舊年畫，不換的是獎狀。挨著舊的，貼上新的。一年年，獎狀貼滿了一面墻。那是我們姊妹的旗幟、勛章。學校放假，獎狀不是自己帶回家，是學校敲著鑼打著鼓送到家。頒獎的隊伍行走在一條條胡同里，后面踢里踏拉跟滿了整個村的孩子。鼓聲響徹村莊的上空，孩子心里的小鼓槌也在敲個不停。咚咚咚。咚咚咚。誰都期待那樣被大張旗鼓宣揚的榮耀降臨到自己的頭上。喧天的鑼鼓在誰家大門口停下，誰家的大人臉上就有光了。得獎的孩子，心里分明歡呼著，雀躍著，但眾目睽睽下接過老師遞過來的大紅花和獎狀，還是不免有些拘謹。緊張，興奮，冷，使得小臉通紅。一年又一年，時時被那短暫的煊赫鼓舞著，學習這件事，竟比吃了蜜還甜。無數個深夜，我被催著去睡覺。“尕妞，不早了，睡吧。”“嗯。”我應著。“睡吧，不早了，還得早起上學。”“嗯。”父親一遍遍催，我一遍遍答應，眼睛卻不舍得從煤油燈下的課本上離開。什么叫書山有路勤為徑？什么叫學海無涯苦作舟？“唵？看看人家姊妹們！”當有一天，大姐、二姐、我，先后踏入大學校門，本家當老師的一個嬸子在班里這樣教育她的學生。“茅屋里飛出金鳳凰。”村里人說。而這之前，人們對我父母說得最多的是：“丫頭片子上那么多學干么，早晚得找婆家，不如省下錢翻蓋翻蓋三間草屋。”父親，那個讀過中專，會雙手打算盤，會跳舞，會吹口琴，會彈腳踏琴的男人，沒有聽他們的，他只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母親也沒有。母親聽父親的。

貼過報紙與年畫的墻壁，亮堂堂的，新房一樣。曾經蒙塵的日子，就這樣重新有了光，盡管，從這一刻開始，新的塵埃已經源源不斷地落下來。

照例，小年的黃昏要辭灶。母親在飯屋的灶前點燃三支香，插在香爐里，對著灶口貼的灶王爺爺畫說道：“今天臘月二十三，灶王爺爺上西天。恁老人家，可得少捎口舌和是非，多捎糧食多捎錢。”有一年，父親竟然用一張大紅紙寫了疏文。母親不識字，那疏文就是我讀的。我依稀記得三兩句：“……今當歲暮，上奏天庭，懇求定福真君庇蔭吾家老幼……”讀完，疊起來填進灶里一把火燒了。黑色的文字乘著火焰的紅翅膀，去了天上。如此鄭重，來年的日子有沒有比上一年更好，我已記不清了。早慧的我看著辭灶的母親，很想告訴她，其實每個人都是自己的神。但我一次都沒說過。每年換一張新的灶王爺年畫貼在家里，給人遼闊無邊的希望，多好。

我曾見識過村里五爺爺家不一樣的辭灶。五爺爺是濰坊諸城人，為著一些原因，落腳到了我們村。他的兒子寶珠從小喜歡畫畫。每到小年的晚上，五奶奶擺好四個盛著各種點心的碟子后，就會說：“珠兒，你畫匹馬吧！”寶珠就在已經備好的紅紙上鄭重其事地畫一匹馬，再剪下來。五奶奶捏著馬背，在米缸里放一會兒，讓馬吃飽；再把馬嘴飲在水盆里，讓馬喝足。最后，供桌前點香誦念。五奶奶的言辭里，除了讓灶王爺“少捎口舌是非多捎錢糧”這普遍而樸素的愿望，還有這樣一句：“把那戴紅帽的多捎幾個來。”我問戴紅帽的是啥。五奶奶說，老家的男孩子，小時候戴的是半帽，上面是紅的，下面一溜黑。我心里想，怪不得五奶奶好幾個兒子，我娘沒囑咐灶王爺這條，就只送來丫頭。五奶奶誦念完，把紙馬燒掉。原來，在他們老家，灶王爺是騎馬回家的。有一年，我悄悄跟正在畫馬的寶珠說：“你畫一架飛機！”五奶奶正好走過來，聽見了，說：“不中不中！”

那先前母親辭灶，什么都沒畫，灶王爺的坐騎是什么呢？

小年一過，村子里一天天熱鬧起來了。嘣——當——嗖——叭——時不時有人放個爆仗。人們個個臉上掛著笑，好像從來沒有過煩心事，下雪也不覺得冷，因為，那閃著金光的、給人巨大喜悅的日子，已在不遠處等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