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同學管謨業

　　繼《紅高粱》之后到90年代后期大約十年間，莫言開始進入長篇并劍走偏鋒，在追隨西方化的道路上過猶不及。主要作品有中篇《歡樂》 《紅蝗》 ，長篇《食草家族》 《十三步》 《酒國》 《天堂蒜苔之歌》等。特點是有點刻意追求形式的現代與西化，加之感覺的泛濫和語言的膨脹，以及想象的重復，造成了作品閱讀中一定的紊亂感和晦澀感，作品開始疏離讀者，也遭到了批評界的嚴肅批評。

　　從世紀之交的《檀香刑》開始，莫言又回歸了傳統。那個很熟悉、很親切的莫言又回來了，回到了本土、回到民族、回到了民間、回到了說唱藝術，包括《四十一炮》 《生死疲勞》 《蛙》等都屬于這個階段。

　　莫言把我涮了

　　那是1984年秋天，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首屆招生，從全軍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共招收了35個學員。我當時從福州軍區的矮子里面拔將軍，撿了一個“大漏” ，稀里糊涂就考進來了。結果一報名，方知與當時的大偶像李存葆等一干當紅作家成了同學甚至“同居” (宿舍) ，慶幸之余又不免自卑氣短。開學第二日中午去食堂的路上與莫言偶遇，便不免相互打探。我問他姓甚名誰、來自什么單位、寫過什么作品，他靦腆一笑，說我叫管謨業，也沒寫過啥，總參沒人，讓我頂替來了。當時一聽，我心中不免略感安慰，覺得我雖然差，竟然還有比我更差的。遂心生“同病相憐”之感，對他投以憐憫之目光。殊不料，第三天我就發現上當了。在第一次全系會議上，系主任徐懷中先生向大家簡略介紹了開辦文學系的背景、動機和設想之后，就談到了生源之雄厚，一一舉例說明，其中尤為滿意的一例竟是管謨業，筆名莫言！說他的報考作品短篇小說《民間音樂》為著名前輩孫犁先生賞識，認為有點“藝術至上的味道” ，其中的主人公“小瞎子”寫得“空靈飄渺” 。結論說，如果當年的全國短篇小說評獎遇到了它，我一定要投他一票！此語一出，全場皆驚，都不免用目光來追逐莫言，只有我慚愧地低下了頭，心想，什么“同病相憐” ，那純屬美麗誤會，其實他沒“病” ，是我有“病” 。這小子挖了個坑，把我裝進去了！

　　從此，同學們都對管謨業刮目相看，但管謨業堅持沉默是金的信條，一般場合極少開口，真正開始像他的筆名一樣，只寫而“莫言”了。而一旦開言，就不得了。

　　開學不久，徐懷中主任主持一位著名同學的著名作品的討論會，不期然莫言跳出來放了一炮，對其作品語言大加撻伐，不留情面，語辭犀利得連徐主任都大感意外，不得不宣布中途休會。同學們說，莫言莫言，不言則已，一言驚人。也因此，莫言給自己施加以巨大的壓力：你說如此公認的作品都如此不堪，那你寫一個好的給我看看。莫言真把自己逼到了絕境。那時文學系的寫作浪潮是一浪高過一浪，每個屋子4個人，一到晚上都點燈熬油地干。翌日早餐時就等于是作品發布會，說誰誰誰昨晚又寫了一個短篇，誰誰誰又寫完了一個中篇，然后又是《收獲》 《昆侖》哪里哪里要發頭條！直聽得我輩心驚肉跳。此間，莫言不動聲色，每晚悄悄溜進階梯教室里埋頭筆耕。待到年終，終于“爆料” ：莫言寫出一個中篇小說，徐主任如獲至寶，親自將題目《金色的紅蘿卜》改為《透明的紅蘿卜》 ，并推薦給文壇泰斗、 《中國作家》主編馮牧先生了！隨后就是這棵小小的“紅蘿卜”輕輕地撼動了中國文壇！

　　我為莫言改了行

　　今天回過頭來看，坦白地說，當時我們只覺得《透明的紅蘿卜》好，清新，靈異，空濛，飄渺，詩意，但要從理論上說個一二三也都暈菜。當時也就是《中國作家》為此召開了座談會，會后發了個紀要而已。待到1985年秋，我從老家度完暑假返校一看，出大事啦！因為我一下子讀到了莫言集束手榴彈般拋出的短篇《白狗秋千架》 《枯河》 《大風》 ，中篇《球狀閃電》《金發嬰兒》等一批作品，徹底把我征服了。我當即作出兩個判斷： 1 。這是新中國以來寫農村題材最好的小說；2 。我遇到了在創作之路上永遠不可能逾越的高峰！第一個判斷我興高采烈地到處宣講，與同學們分享。結果卻遭到普遍的質疑，甚至抵制。大意是，莫言寫得有這么好嗎？這么年紀輕輕就超越了柳青、周立波、浩然？你朱向前算老幾，你憑什么敢如此放言？這下子，無疑等于我也給自己施了個壓，逼上了絕境。怎么辦？說不清、辯不明，那就寫，寫出個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而且，這又正好暗合了我心底里的第二個判斷，既然認定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峰，咱不越了不行嗎，咱改行。咱不搞創作了，咱改寫評論，咱不攀越高峰，咱贊美高峰！一下子柳暗花明，豁然開朗。

　　1985年金秋的有一天，我到隔壁莫言宿舍，對著正埋頭寫作的莫言一拍肩膀，他轉頭問我，干嘛？我說：你能否將你目前發表的所有作品借我一套？莫言再問，你要干嘛？我說，我要研究你！

　　今天，為作此文，我查閱了一下，我關于莫言的第一篇創作論《天馬行空——莫言小說藝術評點》 ， 15000余字，寫于1985年10月10日—25日，刊發于1986年第二期《小說評論》 。

　　應該說，這是我主動邁出的文學評論的第一步，也是當時中國文壇上關于莫言小說最早的比較全面、系統的作品論之一。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我深知近水樓臺先得月、身在福中要惜福的道理。密切跟蹤閱讀、研究莫言新作，僅在1986年前后就陸續發出了《紅高粱：穿越歷史的悠長召喚——兼談歷史戰爭題材創作中的當代意識》 ( 《解放軍報》 1986年7月23日) ；《在傳統堤岸與現代潮流之間構筑自己的世界——莫言小說“寫意”散論》( 《當代作家評論》 1986年第四期) ；《莫言莫可言》 (1987年《昆侖》第一期) ； 《馬、貓頭鷹、牛犢——為“莫言游戲”作注》 ( 《作家生活報》 1987年1月25日)以及《莫言：“五老峰”上種“高粱” 》 (1988年1月《長河》創刊號)等長長短短一批文章，共約5萬字，基本上都成為刊發報刊最早的莫言評論。其間，影響較大的是為《人民日報》寫的《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郵票” ——莫言小說漫談》 ，載于1986年12月8日，通欄標題，占了大半個版。據說，當時《人民日報》為此文頗慎重，因為莫言的與眾不同或者離經叛道，作為黨報的《人民日報》一直未發文章表態，但此時電影《紅高粱》已捧得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金熊大獎，莫言的影響也一下子溢出了文學界乃至國界， 《人民日報》實在難以繼續沉默了。為此拉了一張有十幾個評論家名字的名單來甄選，最終選中了我。所以，我得以在1986年短短的一年中搖身一變成為青年批評家，確實是因為搭上了莫言的快車道。

　　“三劍客”的“風波”

　　正當我準備趁勝前進，在莫言研究上大展拳腳、再露幾手的時候，莫言的突然變化、轉向和加速都使我跟不上趟。具體來說，就是自《紅高粱》之后，從1987年開始，莫言連續地拋出中篇小說《歡樂》 《紅蝗》 《白棉花》《父親在民夫連里》 ；長篇小說《食草家族》 《十三步》 《天堂蒜苔之歌》 《酒國》等大量作品，大都讓我讀得大費周章或大失所望，從漸失閱讀快感到難以卒讀，直至兩條平行線交叉而過，漸行漸遠。也因此，我放棄了“話語權” 。一是他的艱深、晦澀、詭異難以破解，我也無意破解；二是要么批評，要么無話可說，可是批評又何苦來呢？所以，自1987年后的幾年中，我對大紅大紫、毀譽參半的莫言未置一詞。直到1993年，當我做《新軍旅作家“三劍客” ——莫言、周濤、朱蘇進平行比較論綱》時，才不得不下決心寫下了一章近8000字的批評意見《莫言：“極地”上的顛覆與徘徊》 。文章開宗明義地指出：“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須直率地說出我對近年莫言創作的批評意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成在以極端化的風格獨標叛幟，敗在極端化的道路上過猶不及；因此，他在創作狀態巔峰的極地上和藝術風格的極限上顛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種失落美學目標的躁動與徘徊之中。 ” (見《朱向前文學理論批評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頁)該文企圖對莫言的“超極端化寫作”思路做出清理，并探究其根源與失誤。判斷主觀、出語激烈是難免的，但坦誠相見、與人為善也是肯定的。該文最后一段還糾結地寫道：“老實說，作為莫言的同學和最早的熱烈鼓吹者，我在如實地描述完我對近年莫言創作嬗變的真切感受后，心境頗為復雜。但是無論如何，我的全部的批評并不意味著我對莫言產生了江郎才盡之感。我對莫言巨大才力的信服至今沒有動搖。短短幾年之內，他能先后成為批評界驚嘆和詰難的焦點并以此構成新時期文學進程中的特殊景觀，正是因為他的才氣太大而不是相反。我不茍同他近年的創作路向也僅僅是出于這樣一種比較：比較他曾經達到的高度，比較他表現出來的天縱才情和人們對他的深厚期望。甚至我一邊寫著這些文字還一邊禁不住地想，也許是我的判斷失誤，如果時間將作出這樣的證明，我倒情愿如此。 ” (同上第50頁)

　　此間雖然我與莫言有一年多未見面，時或也有種種傳言，其一說莫言發了一篇文章在哪里哪里，題目就叫《隨他說去》 ，其中語多不屑與輕慢，還有好事者要找來送我看看，是否也回應一下，都被我一笑拒之。幸好流言止于智者。1994年冬天的一次全軍長篇研討會上，我記得我提前到，頭天下午去報到。正好進了院子就見莫言獨自一人百米外在散步，我一下車，他就看見了我，我們雙方幾乎是小跑著趨前握手，氣氛略為夸張但并無芥蒂之感，只是沒有觸及“三劍客”這個話題。交談中，他委婉地作了一點解釋，就是說這幾年作品在國內不被看好，但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大國翻譯不少，頗受歡迎。我聽出的話外之音是“求仁得仁” ，他有他的預設目標，他也成功了。

　　多年以后，莫言在寫我的文章《部長、教授、批評家》里面，首次提及該文：“后來，他的那篇長達4萬字的《新軍旅文學三劍客》的大塊文章發表，在批評界乃至文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因為這篇文章中涉及到我，所以認真地閱讀了。在軍旅文學領域內，從作家的出身入手來研究作家的創作，以作家的出身為依據來比較作家的創作，是朱向前的一大發明。盡管文中諸多觀點在我看來有點牽強，盡管把我和另外兩個作家拉到一起進行比較有點勉強。但我還是被這篇煌煌大文的語言勇氣所折服。這篇文章又一次讓我想起朱向前的辯才無礙和他熱衷的出語驚人的姿態。其實，文學界無所謂對錯，只要能自圓其說就是對的。我只能辨別出有無才氣的批評文章，分辨不出、也不愿分辨正確與否的批評文章。毫無疑問，朱向前的這篇宏文是才氣橫溢的，是有膽識有靈魂，當然也是對我有啟發有教益的，當然也是我贊賞的。 ”顯然，莫言對我的觀點多有保留，但他能包容、不排斥，這就足以顯示了他的雅量高致和大家風范。

　　我看莫言創作的“三個階段”

　　雖然我在“三劍客”中猛批莫言，但這恰恰是因為“愛之深，責之嚴” ，我就是以一個天才大師的標準來看他的。文中動輒稱他為“天馬行空” 、 “天縱才情” 、 “天之驕子”(均見“三劍客” ) ，這在我至今30年的批評生涯中是絕無僅有的，并在當時的課堂上結合講授“三劍客”時多次聲稱：中國今后如有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第一個非莫言莫屬。尤其是1994年諾獎頒給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在授獎詞中坦言：如果讓我推薦一個亞洲作家，那就是莫言。這就是大江的胸襟與慧眼所在，由此也更加堅定了我對莫言獲諾獎的信心，覺得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2011年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評委會上，在討論《蛙》發生一點歧見時，我作為大組主持人不無意氣地說道：如果這次再不評給莫言，萬一他明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們這些評委情何以堪？ ！

　　通觀莫言的創作，近30年來，他在東方/西方、傳統/現代、民族/世界的道路選擇上，也走過了一條螺旋式的發展軌跡，粗略看來，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透明的紅蘿卜》 《枯河》 《白狗秋千架》 《老槍》 《大水》 《金發嬰兒》《球狀閃電》一直到《紅高粱》 《爆炸》 。可以說，莫言在瞬間找到了自己，憑著悟性、天分和激情迅速進入了爆發期。他的表達風格基本上是民族的，同時又受到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福克納的“郵票意識”和克洛德·西蒙感覺開放等外來影響，始終在“審美圖式”的邊緣進行創新與突破，若即若離，掌握分寸并拿捏到位。作品內容是民間鄉村故事，尤其是莫言自己的刻骨銘心的體驗。 《透明的紅蘿卜》出自天然，《紅高粱》走向極致，從想象方式到語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風格，以中國氣派為中國農民寫意造型。我對他這個階段是高度肯定的，甚至前幾天與老主任徐懷中先生通電話，他還不無懷念地堅持認為，莫言至今寫得最好的作品，仍然是《透明的紅蘿卜》 。那種質樸、純凈和詩意，一派天籟之音，不可復制。我亦深有同感。

　　莫言第二階段的創作就是繼《紅高粱》之后到90年代后期大約十年間，莫言開始進入長篇并劍走偏鋒，在追隨西方化的道路上過猶不及。主要作品有中篇《歡樂》 《紅蝗》 ，長篇《食草家族》 《十三步》 《酒國》 《天堂蒜苔之歌》等。特點是有點刻意追求形式的現代與西化，加之感覺的泛濫和語言的膨脹，以及想象的重復，造成了作品閱讀中一定的紊亂感和晦澀感，作品開始疏離讀者，也遭到了批評界包括我在內的嚴肅批評。但也許在莫言看來，這些作品雖然在國內沒有市場、沒有讀者，甚至大學生也不看、批評家也不待見，但是在國外卻頗受歡迎。言外之意是求仁得仁。如果作為一種策略，這倒也不失為明智之舉。事實上，從視角到結構到修辭，這些偏西化的作品更得西方的青睞，幫莫言大規模進軍西方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最后得諾獎也功不可沒。但我也并不因為他今天獲得了諾獎就收回當年的批評。

　　第三階段，從世紀之交的《檀香刑》開始，莫言又回歸了傳統。那個很熟悉、很親切的莫言又回來了，回到了本土、回到了民族、回到了民間、回到了說唱藝術，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后記里所宣布：“我要大踏步后退。 ”我不敢說這是我們的批評對他起了作用，但我敢說，這是莫言在新世紀尋找中國文學發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種很寶貴的調整和修正，這就是要走一條民族的道路、民間的道路、本土化的道路，在最傳統的形式中表達最當代的理念，講述最中國化的故事和經驗，包括《四十一炮》 《生死疲勞》 《蛙》等都屬于第三個階段。

　　盡管讀者對莫言的作品褒貶不一，尤其在他獲諾獎以后，對他作品的評價更是出現兩極分化，但這正說明了莫言的豐富性。而且據我看來，作家其實無所謂對錯，很難說正確的作家或錯誤的作家。我情愿說一個有沒有深度的作家，或者說越是復雜的作家，越是有爭議、有矛盾、有闡釋性的作家便越是有價值的作家。從去年《蛙》獲中國文學最高獎茅盾文學獎到今年折桂諾獎，恰恰說明了莫言的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