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藝術論——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論文集》(47)

　　詩刊 》在很多城市舉辦了“春天送你一首詩”大型詩會，廣東作協也主辦了兩屆“廣東詩歌節”，很多地方政府與文學機構聯合舉辦詩歌采風，各地文學機構也做了不少活動，這值得肯定。但詩歌大格局民間走在了“官方”的前頭，有關文化、文學主管部門行動滯后已是不爭的事實。推動詩歌發展來自體制內的力量在詩歌整體運行中所占百分比偏低。作協體系或其他文化部門給予詩歌的關注不夠，乃至缺席，作協批評、總結文學成就往往有意無意忽略或不談詩歌，而中國詩歌跟世界文學的交流并不遜于小說、散文，相對來說或許影響反而更大。無論新詩還是舊體詩詞，民間和網絡上詩人數量遠遠大于小說、散文作者隊伍。在所謂“精英”大學生中或所謂“草根”農民工中，從事或熱愛詩歌寫作的人也明顯多于其他體裁。《

　　南方日報 》、廣東作協和中國移動廣東公司正在舉辦的“詩潤南國——首屆廣東小學生詩歌節”，由三家單位主要領導擔任組委會主任，我作為評委會主任了解到運作的整個過程，共有五千個小學生參賽，四百八十人進入決賽。我們設想一下，其他文學體裁怎會有如此廣泛的群眾基礎？詩教決定了一個人的文化精神走向，詩成為孩子們生命中的血液和營養，對提升民族素質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文學機構沒有理由長期忽略、放任如此大的“野生”詩歌創作群體，在詩歌活動上作協完全可以“借力打力”，例如對其他新聞、文化部門舉辦的或民間、網絡舉辦的大型詩歌比賽、評獎、朗誦等活動給予必要的關注、聲援和支持，使這些活動跟專業文學組織發生關聯，這只會提升作協的美譽度和形象。民間和個人有能力作紙面和網絡小圈子詩歌傳播，而文化、文學部門依托國家冉冉上升的綜合國力，可在詩歌影像作品、劇場演出等靠個人和民間難以支撐的項目做大文章，對外國漢學家翻譯介紹中國詩歌(

　　無論是我們推薦的還是他自己選擇的 )所付出的勞動和取得的成就，給予表彰和獎勵，因為他們為弘揚中華文化作了貢獻。毋庸諱言，影視是當今文藝的大生產力，小說是次生產力，詩歌的商業作為不大，但建設詩歌公園，評選“詩意城市”等國家文學部門才有能力操作的活動，同樣可構建文化產業，且潛移默化影響公民審美品格與精神境界，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

　　再就是我對本次研討會“詩歌與走向平民大眾”命題存疑。

　　古老的周易體現了辯證和諧的哲學思想，“中庸之道”是中華文化傳統，而今天的中國更是如此紛繁多元。可令人驚訝的是，文學界至今還沿用一種文化上非此即彼的思維來談論詩歌，簡單的二元對立的劃分“小我/大我”、“個人化/群眾化”。這樣的辯論爭鳴很容易論調清晰、聲音響亮。可這種簡化跟真實生活相差甚遠，單是命名首先就讓其中一方陷入被動，“小”的自然應該向“大”的靠攏，“獨善其身”也自然沒有“兼濟天下”光彩。可早在三十年前，國家在政治上就已明確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此“作家”與“人民”并非鐵板釘釘的兩大陣營，用與時俱進的眼光來看問題，大眾藝術或相對較少人接受的高雅藝術，都是間接或直接地寫人民、為不同文化層次的人民寫。國家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大學擴招和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如今打工詩人都寫出了極其優異的詩歌，非要詩歌再像過去戰爭年代那樣努力去貼近快板書和順口溜，以為如此群眾才“喜聞樂見”，實際上以青年愛好者為主體的當代詩歌讀者群根本就不買賬，期望詩歌有小說的受眾，跟期待小說有影視的受眾一樣不切實際。這種要求違背藝術規律和基本的專業判斷。從沒有哪個時期像當今那樣需要抵御雜質，抵御詩歌的麥當勞化和Q幣化，堅守純粹，忠于自我，尊重獨創，達致對人性和藝術的堅持。必須承認，詩本質上是貴族藝術，詩的價值是培養全民的貴族氣質，而一個具有貴族氣質的民族是深沉偉大的。

　　詩人當然渴望更多的讀者，所有的時代也許都是大眾的時代，可所有的時代最終也是詩的時代。詩人和大眾畢竟共存共生于整個文化背景和經驗世界。大眾必然會接觸到詩人詩歌，又有意無意地打折扣去接納他們、理解它們。真誠的詩人可以無愧地說，詩的確是精致的純粹的語言藝術，以其形象、音律、靈感、提煉瞬間通往內心、本真和永恒。寫詩和賞詩，需要專門、寓于日常生活的長期學習、修養，大眾不完全理解和接受詩歌，也是社會分層、分工的常理常情。其實，農民通過日耕夜息、四季更替，市民通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同樣有他們自己對“永恒”的感悟。懂與不懂，各求所安。

　　詩歌尤其是探索性創新性的詩歌，從首創者、詩派、文學界再到意識形態、主流大眾的認可，就是個波折的、妥協的過程。天才詩人往往要等上幾代人，屈原、陶淵明、李白大抵都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現當代隨著新傳播媒介出現，先鋒詩歌的認受得以提速，然而，“五四”新詩在新中國建立好多年后、朦朧詩到了上世紀末才基本被接納；外國詩歌的波德萊爾、艾略特、龐德，小說的喬伊斯、勞倫斯也要用幾十年光陰卸下異端的外衣。獨立的詩人往往跟哲學的尼采、繪畫的梵高、音樂的馬勒有著相似的感慨和預言：“我的時代終將到來！”

　　只有當發生特殊社會事件或嚴重自然災害，強大的外力像磁鐵一般消除詩人和大眾的差異，把他們吸引到共同處境，滋生出相應文本的時候，詩歌才會成為公共話題。這些詩歌事件是如此強烈地沖擊常態生活和穩態社會，以至于被官方、大眾媒體和史書所隆重記載。

　　第一類是政治事件。白話文學推動了“五四”運動，“天安門詩歌”所代表的“四五”運動有助于十年浩劫的最終落幕。不過，文明的進步主要依靠的是穩步漸進的變遷，而非戲劇性的“革命”。“江山不幸詩人幸”的成本過高，除非日常生活空乏到極致，大眾和詩人都不可能盼望出現某個歷史事變去催生詩作。而且，當詩歌卷入政治浪潮，詩人和群眾發自肺腑的心聲難免扭曲變形，移作某種權力工具。詩歌不是為了解決時事而創作的，詩歌需要面對世界，面對未來。

　　第二類是自然災難。近年汶川大地震、西南旱災和玉樹地震，激發了數以百萬的網絡詩歌和大批專業詩人的“抗震詩歌”，它們在傳達人文關懷、凝聚民族團結和發揮公民精神的推動力量方面具有深遠意義，無論如何也值得尊重、繼承并且發揚。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一份專業詩人、文學愛好者和普羅大眾的難得的“集體記憶”。

　　天災之所以是天災，正因為其非常態。它短時段內強烈沖擊著社會生活和個人經驗的自然形態和穩定性，卻又不可能顛覆社會結構、混合分層、分工差別、徹底重塑文化趣味。因此，當災難過去，首先是大眾、其次才是詩人，很快便重回生活正軌。今天回顧2008年的網絡抗震詩歌，它們是作為整體、事件和過程被記錄、被尊敬和被研究的，除了《

　　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 》，極少有單獨文本能得以凸現。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學大體在“革命敘事”和“現代性想象”兩個向度展開，“革命”說到底也是為了“強國夢”，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重新打造成“現代文明國家”，從康梁變法、辛亥革命、北伐戰爭直至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解放戰爭到建立新中國，特別是近三十年來發生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確立、農民工大量進城、綜合國力在世界上大大提升等重大變革，中國現代化進程一直處于世界最前沿地帶。但主流詩刊一提反映現實就發所謂“鄉村性”的詩歌，而且幾乎完全停留在過去那種牧歌式地表現人與土地的關系上，跟時代脫節。在表現中國現代化歷史變遷中的精神結構和對處于現代文明中的當代人生存境遇的體驗式的書寫有所欠缺。藝術形式的創新更是不足，忽略了詩歌鮮明的現代性特征。

　　我們常常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以為只要是民族的古老、原始、甚至可以被獵奇欣賞的部分就是優秀民族文化，這里面有一個誤區：許多喪失本身底蘊和意義，只剩下空殼和儀式的“民族文化”除了帶來好奇和新鮮感，并不能帶給人心靈的震撼和強烈感觸。這樣“作秀”的藝術根本無法成為世界文學的重要部分。世界性需要有面向未來的價值觀，這并不意味著傳統個性的散失，而更要求具有這種強烈民族個性的東西能融合并滲透到普世性當中。一個世界性的藝術作品，它得有世界上各民族共同認同的比如愛心、勇敢、堅強、智慧等等人性品質的融會，還需要用現代表現形式與世界對接。而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和應對的。

　　網絡時代：詩的機遇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