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江蘇里下河地區涌現 了一批在中國文壇頗具影響力的小說家、詩人、散文家和評論家，他們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直接參與并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在里下河這片文學的沃土上孕育 出的作家作品，具有文學共通性，其價值追求、審美情趣、語言風格等具有一定的同構性。從文學史的角度而言，里下河文學無論作為流派，還是作為作家群，或者 作為創作整體現象，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蘇中平原里下河地區涌現了以復出文壇的汪曾祺為首的一大批全國知名的作家。90年代之后，里下河文學之名逐漸流傳。 2013年，江蘇省作協、泰州市文聯聯合文藝報社舉辦了第一屆全國性的里下河文學流派研討會，正式推出里下河文學流派這一概念；2014年里下河文學研究 中心成立，并推出了多卷本的里下河文學流派叢書。作為一個成長中的流派，里下河文學流派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文學流派在當下的文學格局中有意義嗎？文學流派與作家共同體有什么區別？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具體內涵、美學特質是什么，如何更準確定位？哪些作家可以歸入里下河文學流派？里下河流派如何發展？

　　一般而言，文學流派是在文學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是一定歷史時期內出現的一批作家，由于文學主張、審美觀點一致和創作風格類似，自覺或不自覺 地形成的文學派別。現代文學史上的人生派、創造社、新感覺派、現代派、鴛鴦蝴蝶派等，當代文學史上的山藥蛋派、荷花淀派、朦朧詩派、尋根文學派等都曾經引 領一時的文學潮流。從文學史來看，文學流派的出現往往產生于思想比較活躍的時期，文學流派的誕生又能夠進一步推動文學創作的繁榮，引發不同流派之間的競爭 與互相促進，從而活躍文壇。在當下文學日益邊緣化、創作高度同質化、商業化的情境中，文學流派的作用不可小覷。近年來，關于地域文學的話題頗為熱門，一些 省份作協也相繼提出陜西作家群、湖南作家群等稱號，希望通過同一省份作家筆下共同的地域文化特色將他們集結在一起，引發更大反響與關注。但這些作家的創作 往往在創作傾向、作品風格等方面有很多差別，因此只能歸為一個創作共同體，而不能稱之為文學流派。而里下河地區，則得天時、地利、人和之諸多因緣，具備了 成為一個文學流派的各種條件。在我看來，就小說文體而言，里下河風情文化小說，自成一派，并且正在不斷發展。

　　一個流派的生成首先必須要有一個精神領袖式的人物起到引領作用，譬如趙樹理之于山藥蛋派、孫犁之于荷花淀派。里下河風情文化小說，其流派的精神 領袖無可爭議地歸于汪曾祺。事實上，里下河文學之所以引起關注，肇始于汪曾祺，汪曾祺作品的獨特審美品質構成了里下河風情文化小說的內核。里下河文學的壯 大，也有賴于后來者充分吸收汪氏文體的營養并加以創新發揚。

　　之所以將眾多里下河作家的小說定位為“里下河風情文化小說”，是基于汪曾祺及后來的許多里下河作家作品所呈現的審美情趣和創作風格。首先，“里 下河”構成了這些作家作品中的地理標志，里下河作家的作品中處處洋溢著水鄉風韻。正如眾多研究者所發現的，汪曾祺的作品似乎處處充滿了水，他的《受戒》 《大淖記事》《看水》里，全都水氣氤氳。同樣，劉仁前的《香河》《浮城》，畢飛宇的《平原》，劉春龍的《垛上》等作品的題目都與水有關。水鄉構成了這些作 品的自然環境，優美的自然環境使得作家們的筆觸不由自主地變得富有詩意、變得溫情脈脈。同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水鄉環境還對作家們的人格氣質的養成起到 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也間接影響了他們筆下塑造的人物。其次，“風情”一詞在這里有兩重含義，一是指風俗民情，一是指男女風情。從第一層含義而言，里下河小 說家作品對風俗尤為重視，并且通過風俗的描寫傳達淳樸、和諧的民情。風俗畫構成了汪曾祺作品的審美氛圍，也是其審美核心。汪曾祺說過：“我以為風俗是一個 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抒情詩。我的小說里有些風俗畫的成分是很自然的。”他也因此被譽為風俗畫作家。在沙黑的《街民》、劉仁前的《謊媒》、羅望子的《我們這 些蘇北人》、龐余亮的《出嫁時你哭不哭》、徐曉思的《萬年歡》、夏堅勇的《高家班子》等作品中都有關于里下河民俗的大量書寫。某種意義上說，里下河小說家 的作品中這些風俗才是真正的主角，其作用有時甚至蓋過了人物本身。通過對風俗的描寫和人物和諧關系的刻畫，里下河作家提供的是一幅幅世情烏托邦圖景。汪曾 祺說他追求的就是和諧，魯敏的《逝者的恩澤》《離歌》等東壩系列、曹文軒的《甜橙樹》、費振鐘的《笛子·魚》、王干的《父親》都為我們刻畫了純美的鄉村圖 景和鄉土的淳樸人情。另外，風情一詞也指男女風情。愛情是文學的永恒主題，里下河作家疏離宏大敘事，關注鄉村、市井小民，具有戲劇性的愛情自然成為他們書 寫的重心。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大淖紀事》就是以鄉村兒女的愛情為主要表現對象。此外，胡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及《秋雪湖之戀》、劉仁前的《香河 女》、曹學林的《菜花燦燦》、羅望子的《蔡先生》、龐余亮的《王金根老師的對象問題》、王大進的《漂亮的疤痕》都是非常出色的愛情書寫。事實上，愛情書寫 并非他們的最終目標，他們的最終目標如同汪曾祺所說是要刻畫美好的人性、淳樸健康的人性。也因此，包括汪曾祺等人的作品，盡管表現的是幾十年前的場景，讀 起來依然讓人陶醉、感動。

　　最后，關于“文化”一詞，必須理解其內在的多重含義。以汪曾祺為代表的里下河小說家的作品中的文化內涵是傳統文化、地域文化、民間文化與文學傳 統的交融。以汪曾祺為例，他被譽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他的作品中儒家和道家文化的意味特別濃厚，還有宋代文人畫的意境。同時，地域文化對他的影響也非常 深。里下河地區自古屬于吳文化圈和維揚文化圈，維揚這塊自古疏離政治商業繁華的地域蘊蓄了歸趨世俗崇尚自由的維揚文化，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 現。汪曾祺作品對市井小民的關注或許還可以上溯到泰州學派強調“百姓日用之道”的學理背景。民間文化不僅體現在民情風俗中，也體現在方言俚語中，這些在汪 曾祺作品中都有大量的體現。汪曾祺也是文學傳統的集大成者，他的作品遠離宏大敘事，回到小說之“小”，“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 所造也。”也因此回到了《詩經》中國風以來關注小人物、關注平民百姓的文學傳統。從《世說新語》中“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等古代筆記小說的影 響到歸有光的“以清淡文筆寫平常人事”的濡染，從契訶夫把小說寫得像散文的觀念滲透到阿左林的影響，從魯迅、沈從文、廢名等人的現代抒情小說到重視民族風 格、書寫優美人性的京派文學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汪曾祺接續了當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的文化裂痕，寫出了帶有濃郁民族風格、文化韻味獨特的當代 小說，為里下河文學樹立了美學標桿，其影響所及甚至蔓延到當年的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些著名作家賈平凹、何立偉、韓少功等人都直接或間接 受到汪曾祺小說文化意味的影響。這種文化韻味在里下河作家比如沙黑的《街民》、魯敏的《離歌》等作品中都有很好的展現。

　　基于以上理由，我把里下河小說定位為里下河風情文化小說。在我看來，里下河風情文化小說的敘述焦點是抒寫俗世的溫情。汪曾祺認為作品必須有益于 世道人心，并自認為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于生活，我的樸素的信念是：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我自覺地想要對讀者產生一點影響的，也正是這點 樸素的信念。”在汪曾祺看來，生活是很好玩的，俗世是充滿了歡樂與溫情的。即使有苦難，也要用快樂、柔韌的心去化解它。所以，《受戒》充滿了初戀的朦朧美 與青春的歡樂，《大淖紀事》中的巧云雖然不幸被強奸，但在愛她的十一子看來，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影響兩人的純潔感情。除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里下河 作家還著力表現勞動者的歡樂。汪曾祺筆下的市井人物、沙黑筆下考棚街的街民等，盡管身份可能微賤，對自己的手藝卻都躊躇滿志，享受著手藝者和勞動者的尊 嚴，安然享受俗世的樂趣。

　　在汪曾祺等人奠定了里下河風情文化小說的基本美學特征之后，近年來一大批里下河作家通過自己的創作不斷發展和豐富著里下河風情文化小說的內涵， 也預示著里下河文學未來的發展方向。一是在長篇小說方面求突破。汪曾祺由于受到古代筆記小說的影響較深，沒寫過長篇小說，也覺得自己的風格不適合寫長篇。 新世紀以來，畢飛宇的《平原》、朱輝的《白駒》、龐余亮的《薄荷》、劉春龍的《深愛至痛》都以里下河地區為敘述背景，尤其是劉仁前的“香河三部曲”，顧堅 的《元紅》《青果》《情竇開》三部曲都是典型的里下河風情文化小說，在里下河風情文化小說擴大敘述容量和表現空間、長篇化方面做了開拓性的嘗試。二是表現 空間從鄉村向里下河地區都市轉移。都市文學正日益成為當代文學表現的焦點，里下河文學也不能落在后面。劉仁前的《浮城》《殘月》，劉春龍的《垛上》、顧堅 的三部曲都有對農村青年進入城市后境遇情感變化的書寫。魯敏的《謝伯茂之死》《鐵血信鴿》等作品也深刻敘述都市人群格式化生存導致的異化，魯羊、吳晨駿、 朱文書寫都市文青的心靈漂泊與落寞，新一代里下河作家比如“80后”作家費瀅的《鳥》寫都市少年的孤獨與不自由，這些作品雖然風格與傳統的里下河風情文化 小說有不少差異，但換個角度說，他們其實潛在地受到了里下河風情文化和鄉土倫理的影響，他們看待城市的目光也因為固有的“取景框”產生了變化，里下河鄉土 倫理成為他們觀照都市倫理的潛在參照。同時，這些作家作品對都市普通個體內心情感的細膩描繪以及小說的散文化傾向等方面，仍與傳統的里下河風情文化小說有 諸多內在的相似之處。當然，對于擅長表現過去和回憶的里下河風情文化小說家們而言，如何更好地發揚本流派風格表現當下生活依然是一個長期擺在他們面前的嚴 峻課題。

　　當前，文學界正在熱議講述中國故事，以汪曾祺為代表的里下河風情文化小說同樣契合以民族風格講述中國故事的大方向。通過地域書寫、民族風格講述 普通中國人的故事，這是里下河風情文化小說的終極發展目標，對于其他地域、流派的作家同樣具有啟發作用，對于當代文學的整體發展應該是一個有益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