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就是在翻譯中丟失的東西。”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這句話道出了詩歌翻譯的困難之處。但即便如此，仍有許許多多的詩人、翻譯家以極大的熱情和毅力投入到詩歌翻譯的實踐之中，為讀者提供了一首首精彩的譯作。6月20日，以“黃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詩歌的語言、翻譯和可能性”為主題的魯迅文學院學術論壇在京舉行。中國作協副主席、魯迅文學院院長吉狄馬加，以及十多位詩人、翻譯家、評論家與會研討，大家圍繞詩歌翻譯的價值、詩歌翻譯的可能性，以及譯作對詩歌創作的影響等話題展開討論。

吉狄馬加談到，中國新詩的發展既繼承了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也不斷借鑒從外國翻譯過來的詩作。我們對外國詩歌的翻譯一直進行著，這些翻譯作品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我們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回顧中國新詩百年史，詩歌翻譯的作用不可忽視，詩歌翻譯家的貢獻需要強調。通過詩歌翻譯，我們深入了解了其他國家的文化精神，抵達不同民族人民的心靈，并借此不斷刷新了我們的詩歌觀念和語言。在當下，中外文學交流越來越廣泛、密切，詩歌翻譯越來越系統、全面，這將有利于促進中國詩歌的繁榮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希望翻譯家們能夠靜下心來，提高翻譯的準確性和文本呈現的詩意性。

“黃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這是俄羅斯詩人曼德爾施塔姆詩作《我凍得直哆嗦》中的句子。翻譯家樹才談到詩歌翻譯的發生機制時說，讀到優秀的詩歌作品，就如看到舞蹈著的黃金，反射出一道光芒，于是就想在另外一種語言中將它歌唱出來。不過這時候歌唱的主體變了，從詩人變為譯者，語言當然也變了。在這個過程中，原文會像幽靈一樣跟隨著，但譯者也可以發揮自己的創造性。譯者試圖在原文和譯文之間搭一座橋，讓語言之河流淌的時候保持活力，使得翻譯出來的作品保持黃金的品質。

翻譯講究信、達、雅，但對于詩歌翻譯來說，這一點尤其難以做到。翻譯家董強談到，詩歌作品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東西，不同的譯者可能讀出不同的感受，想要真正做到“信”就非常困難。因此，一個譯者并非什么樣的詩作都能翻譯，就像鋼琴家一樣，他并非所有的曲子都可以彈好，應該盡量選擇那些與自己氣息相通的詩人的作品。在翻譯的時候，要抓住一個詩人最核心的東西，思考其作品的真正偉大之處何在，特別是作品的風格、情緒等等。要把這份核心價值盡量自然、準確地傳達出來，避免以自己主觀的、詩意化的想象去強加給譯作。

談到詩歌翻譯的選擇性，《詩刊》副主編李少君說，作為一個編輯和讀者，他覺得有兩類作品可能比較好翻譯，翻譯出來的作品也相對容易引起共鳴。一類是那些具有現場感、畫面感、圖像感的作品，比如米沃什《禮物》中的“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讀者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對應的畫面；另一類是那些表達普遍理念和意義的作品，比如歌德《浮士德》中的“永恒之女性，引導我們飛升”，寫出了很多人的普遍感受。而那些涉及較為濃厚的民族文化、神秘經驗的作品，就相對比較難被他國讀者所接受。

在詩歌翻譯中，譯者時刻都得注意翻譯的準確性與藝術性的平衡。評論家張清華談到，好的漢語譯作具有植根于漢語的屬性，就像是從這個語言的內部生成的一樣，它同時植根于人的心靈，植根于人的無意識，表達出一份自然而然的妙處。葛雷翻譯的蘭波詩作《奧菲利亞》、王央樂翻譯的博爾赫斯詩作《鏡子》就是這樣的作品，它們幾乎沒有翻譯的痕跡，經得起認真的推敲。詩人歐陽江河認為，詩歌翻譯不是詞與詞之間的機械轉換，也不是簡單地尋找詞與物之間的對應性，它涉及詩歌發聲方式、生命體驗、審美文化、思想觀念等諸多因素。在這個過程中，譯者要保持一種審美判斷力。

每個譯者都想翻出優秀的譯作，但每一次譯詩都像是一場冒險，結果難料。翻譯家汪劍釗說，譯詩和戀愛的相仿佛，在于都是一個靈魂對另一個靈魂的辛苦尋找，最終只有真誠的相愛者才有機會攜手進入婚姻的殿堂，孕育出一個新的生命。在整個過程中，有快樂，也有痛苦，結果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失敗的教訓。作為一個譯者，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高語言水平，增加知識貯備，提升整體修養。

譯作的涌現對中國新詩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中人們討論得較為頻繁的就是“歐化”、“翻譯體”的問題。評論家張桃洲認為，“歐化”現象一直以來被很多人以一種負面的口吻進行指責。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新詩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很多詩人從譯作中借鑒了新的句法、文法。他們通過對譯作的不斷閱讀，逼出了漢語詩歌寫作的新火花。評論家霍俊明說，很多詩人既翻譯又寫作，但還是需要注意兩者之間的界限。就像詩人張棗一樣，他翻譯了史蒂文斯的詩作，但在寫作中，他時刻提醒自己要去除史蒂文斯作品帶來的影響。正因為如此，他尋找到了獨屬于自己的聲音。

此次學術論壇由魯迅文學院副院長邱華棟主持。敬文東、蔣一談、郭艷、安琪、趙四等詩人、評論家，以及魯迅文學院第二十九屆高研班學員也參加了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