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剛，魯迅文學院第二十屆中青年作家高研 班學員，首都師范大學2010至2011年度駐校詩人。著有詩集《詩，或者歌》《第二本詩集》《粥中的憤怒》《正午偏后》《斯世同懷》和詩文隨筆集《落日 條款》《愿詩歌與我們的靈魂朝夕相遇》，曾獲齊魯文學獎、華文青年詩人獎、柔剛詩歌獎、阮章競詩歌獎和《十月》年度詩歌獎等。

　　兩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現自己有了花眼的跡象，這本算不上什么意外，無非生命中的事實按照自身的規律和秩序不請自來，弦外之音卻顯得意味 深長：季節人生，大抵已是秋天。回首往事的驕子在追光燈下講授“必然如此”的成功學，不堪回首的失敗者則可以在劇院的丙級票區乃至劇院外面安置“原來如 此”的慚愧了——布羅茨基說，生活的可見層面永遠比生活的內容更為重要——對于我這一代置身其中的人來說，不是命運開始出現分野，而是已經完成了分野。流 逝的光陰向來如此，不容商榷，當我從慵倦的寂靜午睡中茫然醒來，當我懷著詩人的滄桑之心去求解一些諸如此類被現實主義視為“一分為二”的命題，我知道，我 所尋找的詩歌答案并不具備普遍說教的價值，甚至連分享喜悅都只能在一個局促的空間展開。我還知道，我沒有打算依據生活的強行教育來調整自己的寫作興趣以取 悅附著在詩歌表面的那些即時誘惑，并且愿意用足夠的耐心為之交付我所能承受的學習費用——像曼德爾施塔姆談論但丁時所言：詩歌中重要的東西只是對詩歌發生 過程的理解。人不滿百常懷千歲之憂，一個合理的詩人，歷經境界、意趣和創造力的綜合考核，守住道德底線和文學的基準尺度并非額外要求，不過是土壤般的呼吸 無處不在。如此，詩人在彰顯“個性”時才不至于因為跑偏而迷失在“任性”的路上，才不至于把弗羅斯特的“一片樹林里分出兩條路——/而我選擇了人跡更少的 那一條，/從此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當作一笑了之的淺表性抒情。在我看來，互聯網時代以降，詩人的總體表現差強人意，隔三差五跑到臺前的“話題演出”幾無 新意，而且往往授人以柄，被取笑的詩歌和詩歌精神至少在形式上仿佛毫無還手之力，有風骨的公共藝術交流在開放的網絡平臺上越來越傾向于私有化的沉默，這就 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日新月異的科技和喜歡熱鬧的詩歌寫作者相得益彰，自成體系的詩人卻選擇了謹慎地規避和寂寞開無主地掉隊(誰跟自己成為朋友，誰就不 會在獨處時感到寂寞)。赫塞認為，人生是課以每個人各自不同的一次任務，在這里，重要的不是“任務”而是“各自不同”——因為人類不會輕易把一件世所僅有 的任務交給哪個具體的人，所以，“各自不同”決定了一個人(不僅僅是詩人)對于生生不息和薪火相傳的貢獻率。風在樹木面前藏不住級別，雨水也絕無倒流到天 空的可能，詩人允許形形色色，詩篇也允許魚龍混雜，大浪淘沙卻只有一種方式且至今未見變化。尼采告誡我們不要拋棄靈魂中的英雄——這句話的前提是，我們的 靈魂中首先要有一個存在的英雄構成被我們景仰的坐標。何謂英雄？字典給出的解釋為“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雄的顏值和版本雖不一而論，惟浩 然之氣和磐石之心不可或缺，阮籍當年指責豎子成名恰恰是對英雄的深情呼喚和間接致敬。而上個月，詩人宋石頭揣著“不想讓古人小看”的一意之念，置現代交通 工具于不見，只身徒步走了六七天，走了200多公里，從太原一路雪跡趕到長治，只為找朋友喝頓酒，也稱得上逆勢出場的“單體細胞”英雄挑戰司空見慣的生活 和大數據治下的時代。物質可不可以成為靈魂中的英雄？可以；權勢可不可以成為靈魂中的英雄？可以；物質和權勢可不可以成為靈魂中改造思想和修訂詩歌的英 雄？這個似乎不可以。我眼睜睜地活到了花眼的年齡，還在替那些一目了然的話題自問自答，你覺得是欣喜還是憂慮？是杞人憂天的追溯、無可奈何的停滯還是高處 生寒的瞻望？記得年輕時參加飯局，主人苦于我沒有合適的社會職務，干脆介紹說：“這位是詩人，王夫剛詩人。”起初我有點兒尷尬，畢竟詩人不是通俗易懂的局 長，也不是財大氣粗的總經理，及至后來，我不但欣然接受了這個稱謂而且漸漸有所偏愛，經過這么多年的妥協和反抗妥協，的確沒有另外一種更合適的稱謂接近于 我了——過去沒有，現在沒有，以后也將注定沒有——情況就是這些，命運已經這樣，那么，我為自己的詩人身份而感到榮幸，這也將是我在中年和中年以后所遭遇 的一種“原來如此”的非選項現象：如果我的靈魂中有一個未曾拋棄的英雄，他的名字必須叫做詩歌，在生死疲勞的旅途上啟蒙般把我的休眠火山一次次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