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云嘎

　　年輕的時候，阿云嘎曾經無比熱愛詩歌，并固執地認為蒙古族是詩的民族。哪怕是歷史經典《蒙古秘史》，其中也有很多用詩歌的形式表達的內容。這個傳統一直持續到現在。

　　他因此覺得自己幾乎生活在詩歌的海洋。在鄂爾多斯報蒙古文版當編輯十幾年，每天來搞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基層牧民寫的詩歌。前些年，在草原上甚至出現了以家庭為單位的“詩歌那達慕”，吸引了很多詩歌愛好者前去參加。當然，阿云嘎也喜歡寫詩，并發表過四首詩，但他很快意識到自己沒有詩的思維，轉而改寫小說。

　　從1976年11月11日發表于《內蒙古日報》的《鷹飛不過去的沙梁上》算起，阿云嘎的創作已歷經40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暨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最新一期的《民族文學》在“七一特稿”欄目發表了阿云嘎的《天邊那一抹耀眼的晚霞》，從幼稚到成熟，手法也變得更為老到，唯一不變的，是阿云嘎樸實、冷峻的風格。

　　讀書報：1980年代，您的兩個短篇——《大漠歌》和《“浴羊”路上》獲得內蒙古自治區文學創作“索龍嘎”獎一等獎。能談談這兩個短篇的創作嗎？

　　阿云嘎：《大漠歌》里寫了一個孤獨的牽駝人。牽駝人本來是孤獨的，他拉著駱駝頂風冒雪（駱駝運輸一般在冬天）走在茫茫荒原上，他要去很遠的地方。但牽駝人同時又是自信而勇敢的，他們藝高膽大，瞧不起躲在暖屋里的膽小鬼。他們還有一種自由精神，說走就走，誰也管不了。風雪、沙暴陪伴著他們，也許還遇到強盜和野狼，也有相好的女人在等著他們。但《大漠歌》里的牽駝人吉格吉德的自信卻遇到了挑戰——他頂著狂風在半夜趕到與他相好的女人家時，卻發現一個跑個體運輸的卡車司機在那里。他不得不承認駱駝運輸已經過時，牽駝人的光榮與驕傲也即將一去不復返。于是他又離開女人，走進了風沙中。但在《大漠歌》里并沒有簡單地否定牽駝人吉格吉德，而是想挖掘駱駝運輸即將過時這個現象背后的文化意義：其實牽駝人身上有好多美好的，傳統的東西，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那些美好的東西正在被丟棄。這是一種必然，但也是一種悲劇。

　　《浴羊路上》寫的是三個十幾歲的男孩性意識覺醒的過程。我對這篇小說很滿意，因為它沒有力圖表現政治觀念、價值觀等社會學層面上的東西，而是表現了人性。

    讀書報：您一直是由母語創作嗎？為什么不直接用漢語創作？

    阿云嘎：年輕時我一直用母語創作，因為當時我對自己駕馭漢語的能力信心不足。因為我中專畢業時才能夠勉強用漢文寫信。后來看漢文的報刊、文學作品多了，對漢語開始有了感覺，就用漢語寫了一些短文，也得到了大家的認可。今年《民族文學》上發的長篇《天邊那一抹耀眼的晚霞》就是直接用漢文寫的。

    讀書報：《滿巴扎倉》這部小說的構思緣自什么？在創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阿云嘎：滿巴扎倉是我家鄉邊上的一座寺廟，坐落在山坡上。1964年我離開家鄉到呼和浩特念書，路過那里。年老的僧人告老還鄉，年輕一些的都還俗娶妻，都走了。當時在內蒙古這種現象很普遍，搞破除迷信，搞大躍進，好多寺廟都斷了香火。所以當時我看到的是一座人去屋空的寺廟。一處空無一人的寺廟，給人的感覺是奇特的，那是一種荒廢的感覺，甚至是陰森的感覺。當然也會讓人想到，這里大概發生過不少事情。那以后我再也沒有去過那里，只聽說那座寺廟在“文革”中遭到毀壞，后來又重建了。但當年那種奇特的感覺卻一直伴隨著我。但我也沒有想到要寫一部長篇小說。后來我對蒙醫學的發展歷史有了一點了解。現在的蒙醫學是從藏醫學演變而來的，但我又聽說，在歷史上蒙醫學是很發達的，后來失傳了。這樣我又想到了民族文化遺產的傳承問題。這樣我又想到了滿巴扎倉，因為那是一座專門研究醫學的寺廟。這部長篇就這樣開始構思的。

　　還有一點，我過去寫的東西故事性比較差，我認為應該彌補這個不足，所以寫《滿巴扎倉》時我特別重視故事，結果就寫成了懸念比較強的東西。寫作中最大的困難也是編故事。憑空虛構出一個比較長的故事并非易事。尤其是那些懸念，最后必須有個結果，真是讓我大費心思。

    讀書報：您的創作技巧嫻熟，有掌握那么豐富的資源，是否創作相對輕松？

　　阿云嘎：創作永遠是艱苦的，因為文學創作是不能重復的。好在我有個優勢，那就是我對草原生活比較熟悉，那里有好多鮮為人知的東西，真是取之不盡。我認為蒙古族作家應該發揮這個得天獨厚的優勢。

    讀書報：獲了很多獎，也取得很高的成就，您仍堅持不懈地寫作。這種動力來自什么？

　　阿云嘎：寫作純屬個人愛好，但也經歷了幾個階段。年輕時主要是喜歡，也希望出點名賺點稿費，所以那時候想到什么就寫什么。但寫著寫著我又發現，任何民族的作家都離不開社會，離不開自己那個民族的命運，我們身邊每天上演著人間的悲喜劇，讓我們感動，讓我們遺憾。好多美好的東西我們丟掉了，好多新的考驗又來了。你不想關注都不可能。這個時候作家就會感到有了一種責任。有些東西我看到了，就想寫出來，這就是動力。

    讀書報：您的小說地域特色明顯，往往寥寥數筆就能把人帶到美麗的草原。您如何看待地域文化對自己的影響？您對家鄉懷著怎樣的感情？

　　阿云嘎：寫小說離不開場景，寫好場景就必須寫自己最熟悉的，最讓你動心的，最為刻骨銘心的那些場景。關于家鄉的記憶就是屬于這樣的場景。我相信每個作家的筆下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寫了不少來自家鄉的記憶。我十幾歲到呼和浩特念書，念完一個學期回到家，當你遠遠地看到自己的家、羊群、母親的身影，看到牧羊狗迎著你跑過來，你會是什么心情？這個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地方讓你產生那種心情。不管你后來到什么地方生活和工作，也不管你扮演什么樣的社會角色，但你永遠是你家鄉的孩子，你的生命、命運、優點和不足都是從家鄉那個巴掌大的地方起源的。

　　地域文化對每個作家都是至關重要的，沒有對地域文化的把握，你甚至都寫不出像樣的作品。我們現在偶爾能夠看到“草原題材”的影視作品，有關草原的場景會有很多，比如拉馬頭琴，賽馬、祭敖包、婚禮等等，但你仍然會覺得缺少了一點什么？缺少了什么？就是地域文化特色。要知道，草原是個很大的概念，其中存在著好多地域，而我們有些搞影視的人卻不了解其中的任何一個地域，又在那里拍作品，能搞好嗎？

　　讀書報：《天邊那一抹耀眼的晚霞》非常吸引人。這似乎是您的作品一貫的特點，敘述很有張力，且富有懸念。為什么會選擇這一題材？

    阿云嘎：我是想寫一部表現“高原好漢”的小說。高原好漢是蒙古族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一個特殊的群體，有人稱他們為“趕馬大盜”。寫高原好漢就必須為他設立一個對立面，我就把日本人寫成其對立面，這樣就寫成了抗日小說。去年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但我一開始真的沒有把這部小說跟七十周年聯系起來想。

    讀書報：很好奇您為何一直保有持久的創作生命力？

　　阿云嘎：你肯定會從生活中不斷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就必然會產生寫作沖動，就會不斷地寫下去。

    讀書報：您如何評價內蒙古的整體文學創作，似乎年輕的作家不太為人所知。

    阿云嘎：目前內蒙古文壇上活躍著一大批青年作家，他們善于接受新的文學觀念，視野開闊，知識面廣，其中好多人還懂外語，這是他們的優勢。我認為什么事情都有周期性，到了一定的時候他們會脫穎而出的。他們代表著內蒙古文學的希望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