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世》（長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7月版）是趙德發(fā)繼“農村三部曲”（《繾綣與決絕》《君子夢》《青煙或白霧》）和“宗教姊妹篇”（《雙手合十》《乾道坤道》）之后又一部全新力作。該小說構思奇巧、內容駁雜、結構恢宏、形式多變，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境界。作者采用移步換景、散點透視的敘事策略來講述故事，情節(jié)亦莊亦諧，人物有諷有頌，融現(xiàn)實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表現(xiàn)技法于一爐，將當代現(xiàn)實生活、中西方神話傳說與地質學意義上的“時間簡史”有機結合，使作品兼具現(xiàn)實關懷、歷史胸懷和宗教情懷。

一、主題：“生態(tài)”警世鐘

無論從小說的主題內容上還是從結構形式上看，《人類世》都稱得上是一部“大”書。小說獲啟于地質學上的一個前沿性學術概念，但又不止于地質學范疇，趙德發(fā)憑借著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文學想象力，將小說擴容到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生態(tài)學、宗教、哲學、藝術等多個領域。文本信息量之大，敘事濃度之高，覆蓋面之廣，是當下許多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者所無法企及的。從宏觀敘事上講，《人類世》的主干線索大致有兩條：一條是地產大亨孫參的罪惡發(fā)跡史，及其商業(yè)帝國從繁盛走向覆滅的全過程；另一條是地質學教授焦石孤獨而艱辛的學術之路，及其對真理和良知的執(zhí)著捍衛(wèi)與堅守。然而，在這兩條主干敘事線之外，作者又巧妙地運用“花開數(shù)朵、節(jié)外生枝”的結構技巧，穿插講述了孫母王蘭葉的“拾荒人生”、郭曉蓮的商業(yè)轉型、王思萱的“填坑救贖”、三教寺的“教主之爭”、關亞靜一家所面臨的“三峽移民”問題等等，這些故事情節(jié)既自成一體，又彼此交織滲透，為讀者繪制出一幅囊括古今中外、官民僧俗的當代浮世繪，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得窺測到現(xiàn)代社會中存在的諸多“生態(tài)”危機。

小說表現(xiàn)最為突出的當屬自然生態(tài)危機。趙德發(fā)從“人類世”這個地質歷史學前沿學術理論出發(fā)，借助小說家的如椽巨筆，通過移山填海、濫施農藥、污染水源、竭澤而漁、殘害野生動植物、制造核武器等諸多觸目驚心的情節(jié)設置，尖銳而形象地指出人類的肆意妄為、暴殄天物。其中，孫參喪失生育能力、焦石長期忍受腰間盤突出困擾、孫母突患肺癌、真真反復發(fā)作過敏癥、盈盈慘遭飛來橫禍……則隱喻著人類如此肆無忌憚地破壞自然環(huán)境終將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人類世》另一個關注的重點是人類的精神危機。趙德發(fā)在小說中多次借人物之口提到“末法時代”一詞。佛教徒普遍認為，末法時代是佛法日漸式微直至滅亡的時代，在此期間，它的表現(xiàn)形式就是正法面目全非，邪教甚囂塵上，正所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作者借此隱喻當前時代出現(xiàn)的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價值混亂、物欲膨脹、金錢至上、娛樂至死等種種精神癥候。例如，孫參所鼓吹、兜售的“成功神學”，腐儒田德明與衛(wèi)道士冀成鶴之間的“主教之爭”，舊年同窗對船運寡頭郭曉蓮如蟻附膻般的吹捧與諂媚……都從不同角度折射出現(xiàn)代化進程中出現(xiàn)的大面積精神生態(tài)危機。

此外，《人類世》還對整個時代的政治生態(tài)、商業(yè)生態(tài)、社會生態(tài)、文化生態(tài)、知識生態(tài)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呈現(xiàn)，例如，官場中存在的權力尋租、面子工程、官本位思想，商場上存在的誠信缺失、惡性競爭、虛假宣傳，社會結構上存在的貧富懸殊、階層固化，學術教育界出現(xiàn)的行政干涉、思想禁錮、學術閹割……對于上述種種“生態(tài)危機”的深刻揭示充分體現(xiàn)出作家的知識分子入世精神與人道主義情懷。

二、修辭：視角與方法

近年來，反映現(xiàn)代化進程中出現(xiàn)的全球性“生態(tài)”危機這一主題的作品層出不窮，然而，能夠像《人類世》一樣將現(xiàn)實與虛構、內容與形式、思想與修辭之間的藝術平衡拿捏得如此恰到好處的小說卻并不多見。竊以為，這與作家多年來在創(chuàng)作實踐所形成的文學經驗與藝術自覺密不可分。趙德發(fā)在《人類世》創(chuàng)作談中指出：“現(xiàn)實發(fā)生著變化，文學的表現(xiàn)內容與形式也必須變化。尤其是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不僅要將人類精神層面引起的驚濤駭浪或微波細瀾盡可能的表現(xiàn)出來，還要在寫作視角、寫作手段上尋求突破和創(chuàng)新?！笨梢哉f，從某種程度上講，《人類世》之所以能從眾多“生態(tài)”文學中脫穎而出，作家所采取的新視角、新方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細心的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人類世》采用了一種多視點聚焦的方式來展開敘事。這種敘事策略不僅可以增加故事情節(jié)的復雜性和人物形象的立體感，更重要的在于，它為小說文本提供了多種“折疊/打開方式”。例如，從情節(jié)敘事上看，小說主要講述的是地產大亨孫參的商場浮沉，以及由他的“移山填海”行徑所引發(fā)的一系多米諾骨牌效應；而從主題表現(xiàn)上，小說是以第十五章“人類世”為原子核，以地質學家焦石教授與其研究生關亞靜之間的學術對話為催化劑，形成了一種類似于“核裂變”式的主旨輻射效應——整部小說的情節(jié)安排與人物設置亦可以說是對“人類世”理論的拓展與深化。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小說敘事話語具有鮮明的互文性特征。由于小說的敘事視點變動不居，人物身份又差別各異，從而使得小說文本中呈現(xiàn)出多重話語并置的奇特現(xiàn)象，其中包括宗教語言、科學術語、網絡話語、書信用語、新聞報道、商業(yè)廣告等等，這種跨領域、多聲部的“雜語共生、混合共鳴”，能夠鮮活而準確地呈現(xiàn)出整個時代的喧嘩與騷動。其中，最具象征性意味的一組互文關系就是孫參“成功神學”話語體系與與焦石的地質歷史學話語系統(tǒng)。前者以宗教為外衣，以欲望為推動力，深刻反映出“末法時代”中人類普遍存在的精神癥候；后者則是以學術研究框架，以地球演進史為背景，細致描述了“人類世”里人類充滿病態(tài)的生存景觀。兩者互為表里，相互映射，形成了一組彼此觀照的鏡像結構，從中我們可以清晰窺測到整個人類的人格貶值軌跡與精神異化程度。

三、人物：末法時代中的“反浮士德”形象

不知是何緣故，我在閱讀《人類世》的過程中，總是會時常聯(lián)想到歌德的經典巨著《浮士德》。在《人類世》開篇處，主人公孫參的宏圖大志是要“立虹為記、填海造陸”，而這恰好也是歌德為臨終前的浮士德所安排的最后一個愿望，即在海上建造一座人間樂園。巧合也好，有意也罷，某種程度上講，我們可以將《人類世》看做是對《浮士德》的跨時空“續(xù)寫”。

按照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保羅·克魯岑對“人類世”時間節(jié)點的劃分：人類世應該肇始于18世紀晚期的工業(yè)革命。有意思的是，這恰好是歌德創(chuàng)作《浮士德》的時間（初稿始于1768年，第一部問世于1808年，第二部問世于1832年，前后共計60余年），從《浮士德》到《人類世》，前后相隔不過兩個世紀。借此，我不禁產生了一個荒誕而又殘忍的想法：如果浮士德先生穿越時空隧道來到200年后的“人類世”當會怎樣，他是否也會成為另一個“孫參”呢？這個問題不亞于莎士比亞所提出的“哈姆雷特之問”。竊以為，《人類世》的創(chuàng)作價值即在于此。某種意義上講，趙德發(fā)從文學史的角度建構了一個與《浮士德》遙相呼應的價值參照系，從中我們可以勾勒出一條“人”格下滑線，即一條“人”從“神”降格為“非人”的運行軌跡。

熟悉《浮士德》的讀者都知道，這部恢宏的詩劇講述的是深居學術象牙塔中的垂垂老者浮士德為了重獲新生，而把靈魂抵押給魔鬼墨菲斯特的故事——墨菲斯特承諾滿足浮士德提出的一切要求，但是當浮士德一旦說出那句“我滿足了，請時間停下來吧”，他的靈魂將為魔鬼所有。借此機會，浮士德嘗盡了人世間的愛恨情仇、悲歡離合，先后經歷了愛情生活、政治生活、古典藝術生活和“改造自然”生活四個階段。就在沉醉于對美好未來的憧憬中時，他不由自主得釋放出滿足的信號，然而，就在魔鬼即將收走他的靈魂時，天使降臨，浮士德獲得拯救。從中，我們可以深切感知到新興資產階級“人”格力量之強大，能量之充沛。在那個經歷過中世紀暗夜和文藝復興后的“狂飆突進”年代，“人”已從“神”的附庸中解放出來，成為“我思故我在”的大寫的人，在浮士德對于“新生”的渴望中，一定程度上包含著當時人們對感性體驗和現(xiàn)世享受的肯定與重視。然而，“浮士德精神”并非僅僅局限于對形而下欲望的滿足上，而是更多的體現(xiàn)在對形而上意義上的真、善、美的執(zhí)著追求中。

反觀《人類世》中的孫參形象，我們會發(fā)現(xiàn)，雖然他與浮士德都稱得上是各自時代中具備強力意志的”大”人物，但又不得不承認的是，這個人物已經從“大寫的人”異化為一個唯“物質主義”馬首是瞻的“非人”，亦或是“物”（錢）的奴仆。在孫參那里，形而上的（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追求已經被徹底擱置，所謂的宗教信仰也不過是用來商業(yè)營銷的幌子罷了；野蠻生長著的只剩下對于“性”與“物”的原始欲求與沖動。正如真真離他而去時一針見血指出的那樣：“孫參你出身低賤，卻期望過高；有些蠻力，但又過分自負，牧師講的七宗罪，你占了好幾條……你口口聲聲信奉的‘成功神學’其實是離經叛道，上帝保佑你，你就信它，上帝不保佑你，你就不會信它了?！比绻f，浮士德還在“理智與情感”之間掙扎苦惱，并最終用強大的理性力量遏制了欲望的膨脹與泛濫的話，那么，孫參無疑是徹底打開了那個充滿誘惑的“潘多拉魔盒”，并在“愛欲”的驅遣下，與人類的理性“文明”漸行漸遠，最終徹底淪為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中的“單向度的人”。

在此，重申一下我的觀點：筆者并非是要將趙德發(fā)的《人類世》與歌德的《浮士德》簡單地做寫作水平上的臧否，而是旨在借助作家筆下的人物揭示出文學史中“人”的價值貶損現(xiàn)象，進而說明《人類世》在當代文學史中的重要鏡鑒作用和警世意義。此外，需要強調的是，孫參這個人物雖然是一個“單向度的人”，但在趙德發(fā)的塑造中并非是”扁平人物”，而是一個集奸商、“西門慶”、孝子、父親于一身的活生生的現(xiàn)代人，一個極富立體感與復雜性的“反浮士德”形象。甚至可以說，《浮士德》與《人類世》分別反映了不同時代中“人”的真實存在狀態(tài)，浮士德與孫參都稱得上是世界文學人物長廊中極具獨特性與典型性的“這一個”。為了確保上述論證觀點的集中性，筆者對此未做過多交代，在這里補綴幾筆，聊做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