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的溫州，沒有火車、汽車，唯一的出路只有海上。”作家張翎對故鄉的記憶，或許可以代表許多人。相對隔絕，是溫州的地理特征，也是溫州文學特定的印記。近日，“永嘉文脈與當代小說學術研討會”在復旦大學舉行，邀請張翎、陳河、鐘求是、吳玄、馬敘、王手、東君、哲貴、程紹國九位溫州籍作家，探討溫州當代文學的獨特氣韻。

相對隔絕的地理，自我成熟的語言

“今天的社會是完全開放的，人的流動、語言的融合、一致性讓同質性的傾向越來越強烈，這對文學有好有不好，信息量過多，同質性越來越嚴重，對小說寫作來說未必是好事。而溫州這片地域的文學寫作仍然過著相對隔絕的生活。”在作家王安憶看來，地理的不方便是溫州文學獨特的原因之一：“他們在自己的‘山縫’里生長，自成一體，語言也在自我封閉中成熟，溫州作家的語言、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其他作家也就有了不同。”

與相對隔絕的地理形成巨大差異的是，世界各處都有溫州人。正如評論家陳思和所說，“溫州人對世界有巨大的好奇心，他們有以天下為家的膽大妄為、像火山噴發一樣的熱情和活力”，然而溫州文學卻不太一樣，“他們在文學上不太大膽，他們寫的東西都很現實，也很樸實，文學想象力都凝聚到現實生活里”。由此生發的一個問題是，溫州經濟模式為大家熟知，但文學上怎么去界定？“永嘉文脈”是溫州文學的一個源頭，陳思和認為，這條文脈仍然體現在當下溫州作家的寫作上。

存在于“永嘉文脈”這條脈絡上的當下作家們，仍然操持著前人的語言，這種語言讓他們的寫作具有個性特征。評論家楊揚表示：“溫州是一個語言風格區，各種信息到了溫州，但處理它們的仍然是溫州本地的方言，因而溫州文學與一波一波的文學潮流沒有關聯，它自在地處在前現代時期，不怕自己不夠先進不夠現代化。”

這與評論家孫良好的觀點不謀而合：“溫州作家屬于游離于文學主潮之外卻能自由生長的一個群體，搖曳多姿的溫州民間生活及其背后不可忽視的民間力量，豐富了作家們的寫作元素，他們以各自的人生體驗和寫作形式與之對接。”

出走和在地作家的多元書寫

事實上，與溫州商人相同的是，許多溫州作家也走出故土，四散到全國和世界。張翎和陳河遠在加拿大，鐘求是、吳玄則在杭州。如評論家陳曉明所說，人的出走讓溫州文學具有了很大的不確定性，能夠不斷地變異生長，作家寫作因而也就具有了兩面性：“一方面歷史脈絡和傳統非常深厚，他們都有一種滄桑感，但另一方面不確定和廣闊的開放性，風格更為多樣。”

張翎的長篇新作《流年物語》今年出版，與此前的許多小說相似，仍然是她擅長的年代故事，一個家族的三代人生，溫州是所有故事的起源地，故土在她的寫作中有著不一般的意義。“沒有離開溫州之前，我和溫州的關系是自然的、緊密的，但意識不到它是我的故鄉。到復旦上大學后第一個假期回溫州，看到碼頭上都是提著三洋錄音機、戴著蛤蟆鏡的人，第一次家鄉這個詞進來了，我知道我和溫州有距離了。我每時每刻都想逃離，一次比一次離開得更遠。”張翎寫溫州，更多是因為它粘連著童年記憶，“成年的時候在哪里居住沒有關系，重要的是童年和青少年在哪里度過，它有加權重量。我一次又一次回到故土尋找精神營養，像海綿一樣吸取了很多東西，我帶著它們走一輩子。”

與張翎不同的是，陳河最初是放棄寫作出國的，因為“在溫州這個小地方寫作，發現自己的寫作也就那樣了”。一個意外讓他重拾了寫作，1998年，他在阿爾巴尼亞被綁架，“我感覺自己在一個地洞里，眼睛被蒙住，空氣進來，青草的氣味，小鳥的叫聲，上面就是生，下面就是死。當時就想，要是活下來，就要把這段經歷寫下來。后來就知道，寫作在我心里的分量。”2005年，換到新環境后，他終于可以繼續寫作。今年他出版了新長篇《甲骨時光》，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安陽考古成為了他的寫作素材。異國與故土之間的游走，某種程度上讓陳河的寫作具有了更多的經驗，也有了思想上的變化。

與他們相似，溫州作家自覺地關注故土，哲貴的“信河街”系列關注溫州富人群體，鐘求是寫自己的小鎮生活和城市生活，邊緣人、小人物成為他主要的書寫對象。溫州文學正在展現它的多元化，并逐漸從被經濟遮蔽的角落里走向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