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葛亮，他的《朱雀》正在創作之中—叫作南京的城市對他意義重大，他鋪設人物的命運，讓他們在歷史里站住腳，在現實里建筑起一個屬于他們和他自己的時空—一面寫，一面把南京的前世今生帶在身邊，朋友們不免沾染了那城與人的氣息，后來看書時，猶如驀然回首。

又過七載，讀到了他的《北鳶》。原來時光荏苒中，這一次寫故事，用的是另一種專心，過程縝密，如高手練武，等潛心練成了招式，才公布于眾。這完完全全是一個民國的故事。因為緣起于故人之事，所以手下處處留情，這情感是將世事無常悉數收藏，用洞悉的態度俯視，仿佛看千舟過盡，無不可以寬恕；同時，對于創作者來說，這故事的場景無疑開辟了一片廣闊的天地，無條件地提供了無限度的自由，在史實與創造間自有挑戰，一旦游刃有余，就是一片水闊天空。歸根究底，《北鳶》不是傳記，而是小說，虛構的人和事，穿梭于浩瀚史實之上，便是創作深具的美感之處。

在香港這樣一個城市寫民國，其實也算傳承有序。當年，許多民國人物南來，經過這彈丸之地，留下的為數也不少。后來，這城市依照常人容易理解的規則發展成一個大都市，之間沒有經過人為否定一切的過程，所以躲過了一些破壞和動蕩，留下來的便依著年華沉積，也算得上井井有條，在各種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堆砌的繁華和殘骸之下，只要留意整理倒也不難嗅到些舊日氣息。南風吹來之時，小說家信手拈筆，那些家族間流傳的故事，久在心中磨礪的，最終變成欲吐之言，而且忍不住要精雕細琢，順手就將民國風范拾了起來，一切順理成章。事實上，葛亮在香港已經生活多年。他在南京成長，然后在香港求學，家學和經驗匯流在一起，與故事發生地隔了一段距離 ，坐南看北，論事反而冷靜，脈絡自有一種清晰。

前輩作家因為經歷過，所以寫傷痕；八零以后的作家跟隨著社會成長，同樣因為經歷著各種各樣的膨脹，于是在筆中努力找自我。生于七零年代，成長過程正是閱讀選擇驀然增多，相對無忌諱的年代，沒有經歷過的也在閱讀中獲得了經驗，網絡時代又把這種經歷和經驗的界限變得更模糊，甚至銜接得天衣無縫，所以寫作時正好承上啟下，筆端無禁忌， 開天辟地創造出一個有溫度的世界。而《北鳶》中的民國事事妥貼，物物落實，因為作者的本意是要復原，沿先人的路走一遍。那個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年代在今天的孩子看來，總是帶著傳奇；對經歷過往事滄桑的前輩來說，已經是多少往事煙雨中——寫傳奇高明之處是要不浮于其表，即便大浪淘盡，但年華中可以挽留的還是悉數留出位置—不管是一份情調，還是一件民國風物，關乎衣食住行——這也許是葛亮的包容之處。《北鳶》以一場繁華為始，然后便把一切交給了時光，作者執著落實的各種細節，創造一種真實的震撼。

書名《北鳶》出自曹霑《廢藝齋集稿》中《南鷂北鳶考工志》一冊，作者借曹公的心思，用一只借風北飛的紙鳶理出屬于民間的真性情。且不將書中歷史人物對號入座，只跟著那只民國天空的風箏，看它飄到哪里去。卷首極其細致地鋪開工筆長卷，圍繞著仕紳家族的繁華還是一派溫柔，遠沒有落盡，盡管人世艱難初露端倪，但是珠玉在前，讓人不忍想像傷害。那風箏的線其實握在男女主角的手上，文笙和仁楨，本有前緣，偶也交錯，人生道路仿佛相隔不遠，像是彼此守望而不自知，在大時代里，出一點差錯，彼此就永遠錯開了，軍閥之間的戰爭，日軍侵華，以及那時代里因為信仰不同的兵刃相向，能夠依舊握著那紙鳶的線的一端是僥幸。到最后，歷史的長流還是把他們送到了一起，也是千帆過盡的意思，留在岸上的他們便從此執子之手，后面的，是另外的一段故事，作者未著筆墨，卻留下線索；對于歷史無奈之處，也許實在不必說得太盡。這是真實的民間故事。

時間就這樣過去了——對，真實就是如此。時光在小說中仿佛更易流逝。與傳統的感懷不同，作者是順其自然的態度。歷史跌宕起伏，個人還是有責任把個人的日子過下去，有時被拋在浪尖上，然而浪靜之時，必要學會站穩——這感知來自作者祖父出世入世的態度——說時簡凈，其實背負的已經是厚重的二三十年代中國的歷史——在時代轉折的時候，從來不以個人為意愿，大風來時動極思靜是奢望，放手的只好放手，失去的終要失去，留下來的握在手里。站在今天看《北鳶》，如泛泛閱讀，自可以看個熱鬧，波瀾壯闊；不止這樣而已—— 此時此刻距離歷史上那些大規模的戰爭風云已經有相當的時日，世界卻也不是在完美的平衡之中，年輕的一代仿佛站在十字路口，回首來時路，一路堆滿物質的豐盈，連自己也嫌太多；看前方，卻依稀，于是便帶著好奇和蠢蠢欲動，就像樹欲動而不知歸向——讀一讀歷史，在這時候是必要的。《北鳶》拉開長卷，以這個時代的眼睛看過去，一則故事，一重觀點，一段歷史。過去的路上有旖旎的風光，也有艱難，而時光如斯，在我們指尖流了過去，但是，不管如何，潮水退去，能拾起的那些歲月的遺跡都會是值得陳列的——這便是民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