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以來，社會生活在經濟新常態的趨勢下穩步運行，文學創作在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持續發展。在這種社會生活與文化生活的密切互動與聯手推導下，長篇小說創作在年復一年的依流平進之中，也在每個年度呈現出不盡相同的特色與姹紫嫣紅的風景。

就2016年來看，各式各樣的題材中，直面當下社會現實的傾向更為突出，各顯其長的寫法中，切近日常生活的敘事更為彰顯。這種不約而同的寫作追求，使得2016年的長篇小說，既在內蘊營構上更具現實性，又在形式表現上更有故事性，這種現象也可解讀為：作家們在長篇小說的創作中，既高度注重緊貼著時代的深層變異，感應生活的脈動，以使作品更接地氣，更具生命力，又密切注意切合大眾讀者的閱讀口味，力求為更多的讀者所喜聞樂見，以使作品更有人氣，更具輻射力。這一切，都可進而概括為，我們的作家越來越重視以自己的方式講述精彩的中國故事，當下的長篇小說創作也越來越在獨特的中國故事中回蕩著動人的中國旋律。

探悉鄉土的深層變異

鄉土題材長期以來都是長篇小說創作的重點所在，但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聯袂而來，傳統的鄉村生活已不復存在，置身其中的人們經歷巨大的精神陣痛。這種由內到外的深層變異，使作家們認識和把握新變中的鄉土現實，面臨了極大的挑戰。

但在2016年，作家們面對生活與創作的難題，迎難而上，銳意開掘，或以曲婉的故事探賾索隱，探悉生活深處的奧秘所在，或以日常生活的順蔓摸瓜，揭示表面事象背后的人文底蘊，使得鄉土題材經由他們的生花妙筆重現新的活力。

賈平凹的《極花》主人公是從農村來到城市的女孩胡蝶，她在找工作時被人販子拐賣，她以無言的沉默拼死抗爭，在這過程中她見證了黑亮一家因買她傾其所有，圪梁村人缺失女人的人生殘缺，她雖然為公安部門營救出來，卻又最終回到被拐賣的圪梁村。作品既寫了拐賣對于蝴蝶人生的無情改寫，也寫了兩性失衡對于農民生活的扭曲，作品在一個習見的拐賣故事里，探索了造成這一問題的深層社會性原因，描摹了為這一問題承擔了不同負累的各色人等。

付秀瑩的長篇小說處女作《陌上》，沒有連貫性的故事，也沒有貫穿性的人物，但散點透視的敘事，多人多事的內蘊，卻使作品在家長里短與恩愛情仇中，交織著對于鄉村傳統倫理的依戀與叛離、鄉村內在秩序的破除與建立，以及鄉村女性的生存智慧與心靈隱秘等諸種意蘊。作者自己所說的一席話，是值得人們看重的：在《陌上》里，當芳村的風雨撲面而來的時候，我們總能感受到撲面而來的大時代的氣息，芳村那些人，那些男男女女的隱秘心事，也是鄉土中國在大時代里的隱秘心事。

李鳳群的《大風》，以一個家族四代人7位人物的不同敘述視角，勾畫出60年間家與國的演變情景。作品寫法上的眾聲喧嘩的多聲部敘述，既讓不同的人物以最大限度地表述自己，也讓相互交織的故事具有了不同的側面與棱鏡，而由此映射出來的，是家族中的每一個人，在他鄉與故鄉間的數十年遷徙中，尋找著安身立命的精神所在，探尋著改變個人命運的可能。但飄蕩在歷史的大風中，誰又能準確地把握住自己的命運？這里，“大風”構成了一個特殊的象征，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又讓人身不由己，沉浮其中。可貴的是，作者不只寫了人在“大風”中的搖擺與無奈，還寫了人在“大風”之中的堅韌和頑強。

狀寫都市的新生氣象

中國當下的都市，一直處于變動不居的擴張與膨脹之中。這種擴張與膨脹，既有市場的伸延，樓房的興建，地界的擴大，更有務工者的進入，大學生的擇業，就業者的流動，這種都市中的新興群體的生活情狀與生存現實，不同階層人們的相互碰撞，不同向往的人們的相互競爭以及有得又有失的都市生活，有喜又有憂的都市故事，因為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構成了當下中國故事最新的篇章。

王華的《花城》，寫花村青年女性苕花、金錢草抱著改變命運的美好意愿進城務工，而花城這個城市不但冷若冰霜，而且固若金湯，使得她們只能蝸居于城市的邊緣，生計與安全得不到保障，隨之而來工作與愛戀，更是步履維艱。讓人為之感動和紉佩的，是她們既沒有輕易認命，也沒有隨意放棄，面對難熬的現實，人生原則必須堅守始終，這使她們艱窘的打工生計，既增添了幾分額外的艱難，又內含了應有的尊嚴。

溫亞軍的《她們》，主人公是共同租住在京城一套公寓樓里的三個年輕女性，她們帶著不同的經歷、不同的向往，在這個相對狹小的空間里碰撞、交織、演繹。雖然“北漂”的生活時時處處充滿著沉重感，如同霧霾一般的鋪天蓋地擠壓著三個女性的青春活力，但她們卻在以小博大、以柔克剛的人生努力中，盡力適應著都市的生活，并努力導引著自己的生命去除浮虛與迷離，向著本真與平淡回歸。

焦沖的《旋轉門》，由北京姑娘何小晗的人際交往與兩性愛戀，作品漸漸展現出一個都市白領難以遂愿的的追求與并不順遂的人生。作品從都市白領一族，透視了看似光鮮的人們背后的身心傷痛，同時又揭示了不安現狀的人們左沖右突的人生追求。都市的豐繁，人性的斑斕，都于此一覽無余地呈現出來。

捕捉歷史的精神脈息

長篇小說中，有不少作品是寫過往生活的，這或者是現代以來的百年歷史，或者是過去不久的三五十年，這種或遠或近的往事書寫，雖非屬歷史題材，但卻充滿各具內涵的歷史感。

2016年的長篇小說中，這種史事寫作還表現出一個鮮明特征，這就是作家們不滿足于依循傳統的觀念與寫法，去詮釋共識性的歷史常識，而是以個人化的角度、個性化的視點，去著力揭示歷史中的人文遺跡與精神脈息，以獨特的人性蘊含與人情冷暖，讓冰冷的歷史復現其原本應有的溫度。

方方的《軟埋》由丁子桃和她的兒子吳青林兩個人物，展開兩條線索的敘事：丁子桃與吳家名兩個苦命相憐的人結婚后，有了孩子吳青林，長大之后的青林由父親生前留下的日記本和母親失憶后的囈語，了解到母親可能就是土改斗爭中全家自殺的陸氏家族的逃生者。小說的另一個線索，是丁子桃癡呆之后，斷斷續續回憶起陸氏家族被批斗至全家自殺的整個過程。作者似乎是在引導讀者去發現一段被掩埋和遮蔽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指向的卻是人性自身。尤其是不斷顯現又最后彰顯的“軟埋”的殘酷事實，更是托出了意味深長的一個意象性的概念：“軟埋”。這便使這部作品的主題，超越了歷史與文學，而具有一種倫理與哲理的深刻意義。

格非的《望春風》，以一個少年的視角狀寫一個村莊在時代發展中逐漸變化的全過程。在“我”的眼里，村子里的人們既有著這千絲萬縷的人際關系，又因為這些人際關系而在某種方面達到了微妙的平衡和內部和諧，在外界因“文革”而翻天覆地時，村子里卻因為村領導的種種善意而讓大家較為平穩地度過了這段極端年代。一個村子總能守住各種秘密，源于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道德標桿和行事法則，他們的愿望，只是在村子里默默度過一生。行云流水的敘事，波瀾不驚的故事，都在自然而然地展示江南農村特有的民俗風情，自有的內在秩序。

路內的《慈悲》，由普通工人水生的人生經歷，講述了一個國營工廠在蛻變中經歷的種種窘境，為了得到為數不多的補助，人們各顯其能，不擇手段，弄得人際關系格外緊張。而在時代更替之后，市場經濟在帶來新的活力的同時，也帶來新的社會問題，如水生這樣的普通工人，只能以深懷慈悲的隱忍，回望過去和面對現狀。個人化的故事背后，有時代的濃重身影，更有情懷的堅韌持守。

2016年值得關注的長篇小說，還有很多，這是主要從現實題材和寫實角度所做的觀察，難免掛一漏萬。但由這樣一個簡要的描述可以看出，我們的作家，無論是名家，還是新秀，都有不負時代的堅定追求，都有不負自己的卓越表現，這種文學主體精神的凸顯與高揚，應該是比作品本身更讓人為之興欣和鼓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