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父親在《日瓦戈醫生》封三的白頁上寫：“……反映當時的動蕩，饑餓、破壞、逮捕、投機分子和知識分子的沮喪，都是事實，但作家的任務是什么呢？知識分子決不是沮喪和黑暗的。”那個時期，我一直在寫小說，我總覺得這些字是他為我寫的，他一直對我的寫作和以后的編輯職業憂心忡忡。

本書范圍止于1965 年，是考慮之后景況，有太多的共同經驗——書中某些細部，實也溢出了篇幅，總之，三種記憶和敘事、引文、解釋不厭其煩，包括極為繁復的編排過程，讓我懂得，即便再如何拓展蔓生，作為個人，總徘徊于獨自的情感和視野里——人與群的關系，人與史的碰觸，仿佛一旦看清了某些細部，周遭就更是白霧渾茫……萬語千言，人只歸于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

讀到1950 年代他們反復討論家中開支的內容，我曾經問過母親：為什么不賣掉那箱嫁妝？母親睜大眼睛說：這怎么可以？根本不可能的，是想都不會想的事！！

確實如此，時代過去了，這種激烈表達，已少人能懂，賣出金銀細軟，當年必須提供詳盡戶籍資料和單位證明……這些特殊細部背景，非常容易風化，非常容易被遺忘。

記憶與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須，那么鮮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們在靜然生發的同時，迅速脫落與枯萎，隨風消失，在這一點上說，如果我們回望，留取樣本，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