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長篇小說《繁花》之后，金宇澄于2017年初推出了非虛構敘事集《回望》（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如果說《繁花》讓人沉醉于1960至1990年代上海的無數個傳奇故事中，那么《回望》則將視角回撤到作者的生命之根里，深情了回望“父母”一代的人生經歷。在《回望》中，金宇澄旁搜博采各類圖文資料，包括父母的照片、書信、日記以及相關學術著作，以近乎科學研究的方式從各式各樣的記憶斷片中“綴合”了父母“密密麻麻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話說，此書旨在“遠看一個普通的青年人，如何應對他的時代，經歷血與犧牲，接受錯綜復雜的境遇和歷史宿命，面對選擇，從青春直到晚年”（第342頁）。金宇澄父母的一生，恰好完整經歷了二十世紀中國最為波瀾壯闊的一段時光。因此，個體在歲月滄桑中的 “境遇”及其“應對”與“選擇”，也就天然地與某種歷史的圖式與勢能聯結在了一起，從而使得對于個體經歷的講述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個”的價值，而具有了一種“群”的意義。書中的“回望”雖止步于“文革”爆發，遠未徹底完成，但父母一輩所經歷的哀樂人生與寂寞歷史，卻早已被拓展蔓生的細節勾勒得動人心魄，況味悲辛。而這部深翻于記憶地層之間的作品，也為后來者提供了若干凝視歷史的門徑與支點。

重新打開個體與歷史的“緊張時刻”

金宇澄的父親金若望出生于江蘇黎里的沒落地主家庭，他的學生時代隨著“抗戰”的全面爆發而提前結束。他曾是“華東人民武裝抗日義勇軍”的成員，“皖南事變”后轉移至上海成為了一名中共地下情報工作人員。1942年日共地下組織在東京暴露，亦即著名的“佐爾格案”發生之后，中共上海情報科的日裔中共黨員中西功和西里龍夫被捕，并供出了與他們有聯系的南京、上海兩地情報人員。金若望因此被日軍逮捕，在經歷了嚴刑拷打與刑訊逼供之后，僥幸保住了性命，開始了疾患交加的牢獄生活。1944年，他雖借“重病保外治療”的方式得以出獄，但終其一生卻都難以擺脫曾經“叛黨”與“變節”的猜疑。自1955年因“潘漢年案”被重新隔離審查之后，他十余年來數度申訴，其間也不免再次惹上牢獄之災。

在《回望》中，金宇澄以第三人稱的視角，講述了父親跌宕起伏的傳奇經歷，尤其是父親突然被捕接受刑訊一節，節奏緊湊，令人屏息，格外可見金宇澄的文字功力。當然，歷史本身的緊張感也躍然紙上。值得注意的是，金若望的經歷固然傳奇，但在金宇澄的筆下卻一絲一毫都未沾染時下諜戰劇的媚俗氣息。從寫法上來看，作者的態度是極為嚴肅認真的，甚至把對于父親的溫情都壓在了紙背之下。他在文本中直接插入了大量文獻資料，“材料名稱、出處都放在引文前面，既像是引、也像是注，很有意思。有點像圍繞一件事七嘴八舌的插話、討論”（《金宇澄：文學就是回望》，《南方都市報》2017年1月8日）。他讓材料之間互證、互補甚至互駁，盡力還原了記憶的原生態、參差性與“在場感”，從而形成了一部所謂的記憶“毛邊本”。比如，對于日籍中共黨員中西功，書中羅列出了截然相反的評價：《黨的文獻》指出中西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即使被捕入獄也堅持進行英勇斗爭；而《吳成方談話摘要》（注：吳成方是金若望從事地下工作時期的領導）則指出中西功等人情報的價值極為有限，是后來被夸大了的；父親在“抗戰時期上海情報史座談會”發言中又提到，中西功被捕后對情報部門地下黨員造成了事實上的傷害，應當給予客觀評價，不能隱惡揚善、不分是非。這些歷史材料的對讀，讓讀者盡可能地體會到歷史內里的豐富性。但與材料的豐贍相比，金宇澄的筆法卻極為克制，并未輕易給出只字評價。即便這里直接涉及到了自己父親的政治聲譽，他也是抱著一種“實錄”的史傳精神，留給讀者進入、理解與評判歷史的自主空間。

所謂“歷史”，往往并非均質連續的時間河流，而是產生于人與史互動的緊張瞬間，特別是那些個人遭遇外部世界時拼搏掙扎的瞬間。在歷史書寫中，這些有待講述和清理的動態瞬間通常包含了最大的容量與延展空間。因此，記憶中的“緊張瞬間”也就成為了歷史中的“關鍵時刻”。只有在回望這些瞬間時，歷史才是在場的。《回望》中關于父親的講述，便是對于這些“緊張瞬間”的重新打開。其間打開的是個體的生命史，同時也是二十世紀中國的“大時代”，更是浮沉于“大時代”的溝壑中的人的境遇與選擇。

當然，緊張感雖是一種歷史書寫的動力，但其表現形式卻并非僅有高度戲劇化的命運這一種。與父親命懸一線的生命“瞬間”相比，母親的口述只是“記錄了一個普通上海女孩的時光之變”（第342頁）。金宇澄的母親本名“姚志新”，小學時改名“姚美珍”，初二時自己改作單名“云”。在幾十年后，她曾經感慨，“這個名字有彷徨無定之意，名如其人”（第185頁）。她的人生經歷的重述，便構成了對于另外一種形式的“緊張瞬間”的打開與呈現。

母親的人生故事雖然平淡不少，卻依然由與大歷史互動的“緊張瞬間”構筑。母親一節，以“我”的口吻自述，風格一變，平穩沉靜。母親姚云就讀于上海建承中學時，因與投身革命的初戀情人唐凌生有書信往來，被日軍搜捕，情急之下決定潛逃出上海，投奔新四軍。結果臨走之前計劃泄露，在咖啡館被大哥帶走，未能離滬。1949年大學畢業前夕，她決心于復旦大學肄業，報名參加華東軍事政治大學的“短期訓練班”，理由是“以往因我沒有離滬，影響了投身革命的熱情，這次要下決心改造思想，適應形勢”（第246頁）。個人必須適應歷史形勢，雖然她與革命的形勢始終有疏離之感。在南京集訓期間，她日夜想要離開軍營，回歸上海的平靜生活。如愿返滬工作之后，她參加了1957年的機關干部下鄉勞動鍛煉，經歷了她前所未知的農村光景。而最讓人觸動心弦的，莫過于1955年丈夫金若望因牽涉“潘漢年案”被突然帶走時的天崩地裂之感。這些“緊張瞬間”真實再現了一位普通上海小姐進入歷史的節點、方式與姿態。換言之，這便是屬于她的歷史。在沉靜的回望之際，原子化的“個體”取代了歷史的“主體”，在國族敘事的裂隙處，打撈出了或隱或現的細部，在個人與時代之間，彌合出了一份專屬的歷史記憶。

金宇澄的父母一輩無法自外于大時代的歷史浮沉，既承受著歷史偶然性的塑造，同時也發揮著篤定活潑的生命力，仿若在激流中游泳，出落成“熱愛生活的一對”。只是如此獨異的個人史與家庭史，能否足以引起讀者的共鳴呢？亦即讀者能否順利進入金宇澄營構的“歷史現場”呢？答案是肯定的。《回望》中留存的這些與時代共生的“緊張瞬間”以及其間蘊含的記憶與情感，實打實地構成了讀者共鳴的精神基礎。這些過往的細節，通過時間的沉淀與內省式的回望，鑄成一個又一個有意義的標本。在個人的渺小命運背后，包孕著歷史的教訓與人性的原理——無論是隱蔽戰線工作者群體的歷史評價問題，還是對于普通人與革命事業的疏離隔膜應當如何看待，以及人性在具體的微觀情景中的善惡交織需要如何判定，等等——這些都構成了紙面背后直指人心的巨大力量。它們既是極為具體的與歷史的，又是及其超越的與現實的。金宇澄的好處在于，他選擇了最為克制的筆法，但同時并未放棄極為敏銳的歷史感覺。通過呈現這些與歷史邏輯相糾纏的個人經驗，他將這些“緊張瞬間”上升為了一種讀者進入歷史的有效通道。

在“語言”中回望

盡管意在“非虛構”，但《回望》仍是一部由語言構筑起來的作品。而書中那些“緊張瞬間”與讀者之間通電傳導，靠的也正是“語言”。也就是說，《回望》歸根結底不是一部歷史學家的學術著作——雖然此書具有鮮明的歷史品格，而是一部作家通過語言進入歷史的嘗試之作。因為凸顯了“語言”的重要性，恰恰并未使得此書的價值大打折扣，相反，還為當下的歷史書寫提供了一份難得的經驗。

在通過文獻資料了解與拼合父輩生活的過程中，金宇澄覺察到呈現歷史的“真相”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一截昔時光影的‘積蘚殘碑’，復雜文獻漫漶凝結，時顯時隱，于當事者言，仍如海上冰山那樣觸目……那樣無法忘懷”（第119頁）。云煙往事化作“零縑斷素”，難以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不過，與材料的不完整性相比，對“語言”本身的質疑則更為根本和致命。

書中最讓人扼腕嘆息的便是父親數十年來申訴自身清白的蹉跎歲月。而父親的悲劇命運，源于被日軍審判時口供最后數行的問答：

問：你今后干什么？

答：回《先導》去。

問：今后愿為南京政府做和平文化工作么？

答：愿做和平文化工作。

口供中的一個“愿”字，在脫離了具體語境之后，被發揮為“變節”的證據。金宇澄在此極為貼切地引用了羅蘭·巴特的一段話：“自己不能證實自己，這是語言的不幸（但也可能是語言的樂趣）。語言的實質可能就是這種無能為力，或者，用一種肯定的方式說：語言在性質上是虛幻的。為了試著使語言變得不那么虛幻，必須有一個巨大的測量裝置：求助于邏輯。或者，再沒有邏輯的情況下，求助于誓言。”（第115-116頁）在邏輯幽暗、誓言失信的時刻，還有什么力量能夠證明自己呢？金父厚厚的申訴材料“欲訴無門”，但他沒有想到的是，正是在數十年后的《回望》里，在滿溢的細節互證中，讀者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斷，還他一個公道。而“公道”的最終得來所憑靠的正是曾經一度構陷于他的“語言”。語言的本質或許是虛幻的，但語言在特定的時刻，仍會建構出某種“無能的力量”，改變歷史的本來行跡。

在金宇澄回望父母的青春時代時，難免也回憶起屬于自己的往昔歲月。金宇澄1969年赴東北插隊，在家信中寫下了看到大批犯人被整隊押上卡車時的震驚體驗。時隔數十年之后，通過閱讀父親1942年的獄中通信與1953年的調查監獄制度的報告，他才發現父親的經驗與他的經驗竟然高度重合。而他與父輩一樣，都曾在暗夜或黎明，艱辛地勞作，無望地奔跑，兩代人的身影交疊難分彼此。“一些簡單的詞語，如頻繁出現的‘寫交代’‘寫申訴’，會油然融入到我少年時期的記憶碎片里”（第344頁），通過“閱讀”父母的照片、信件與日記，“寫作”曾經的過往與共同的經驗，在“語言”的整理與生產中，金宇澄讓歷史變得可以可觸、可感、可親、可怨。

正如金宇澄所說，文學的本質便是回望。照片中的父母“那時年輕，多有神采，凝視前方的人生，仿佛無一絲憂愁”（第13頁）。可是時間的箭矢拼命往前，一轉身便已到了“回望”的年紀。“仿佛只有回望，才是生命的價值”（第342頁）。時間的箭矢回轉，撤回內心，送來了沉積的過往經驗，因此文學才有了可供耕耘的土壤。而只有在語言的遺存中，歷史的共通感才得以建立，“無能的力量”才得以發揮。如果說“語言”本身并不具備把握自身與呈現自我的能力的話，那么作家對于“語言”的自覺與激活則使其這一功能的實現成為了現實。當面對紛繁復雜的歷史事實與歷史經驗時，需要的不僅有“正視一切歷史事實”的道德勇氣，還要有通過語言感知歷史經驗的技藝與修養。而《回望》正是在這一方向上做出了一份屬于當代中國文學的努力。這無疑是金宇澄在《繁花》之后的又一卓異貢獻。

《回望》不僅在內容上對于相關主題的書寫做出了推進，在形式上也可圈可點。全書的主體部分既有金宇澄講述的父親的故事，也是對于母親口述的記錄，還有若干第一人稱的敘寫。這樣的三重敘事角度的“合奏”，使得歷史的多元面向得以呈現。同時，必須說明的是，這并非是作家的故意“炫技”，而是書寫對象的內在要求使然。可以說，全書的結構既十分精巧別致，也非常自然而然。這是每個人生命的展開過程中，記憶自然層累的結果，也是兩代中國人情感與記憶的溝通與契合的見證。金宇澄為他所“回望”的歷史找到了最佳的“回望”之道，完成了屬于自己的歷史使命之一種，也拓展與確認了文學所應擔當的使命之一斑。而這，當然也是當代中國文學的一份重要收獲。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