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是顯在的，也是潛在的，西部作為一個廣袤的地域空間，介入每個詩人的寫作深度以及寫作方式，也是不一樣的。很顯然，西部詩人的作品中，西部有顯在與潛在之分，有這個人的西部與那個人的西部之別，還伴隨著時代精神的變遷。

2016年，西部詩歌活動較多，比較有影響的是，在蘭州舉辦的“來自大地的深情——2016西部詩歌峰會”和“蘭州詩社”成立儀式、在天水舉辦的首屆“李杜詩歌獎”、在甘南舉辦的 “中國當代詩歌論壇”、在平涼舉辦的“文學名刊改稿會”、在青海舉辦的“首屆昌耀詩歌獎”和“第三屆海子青年詩歌節”、在新疆舉辦的“第四屆西部文學獎”、在陜西發起的“長安詩歌節”等。

這一年，西部詩人繼續通過各文學期刊、微信等自媒體發表大量詩作，登上大刊的重要欄目。以《詩刊》為例，據筆者統計，西部詩人共有87人次在《詩刊》發表作品，其中“發現”欄目推出的詩人有阿海、高興濤、程川，“每月詩星”、“雙子星座”欄目推出的詩人有王琰、吉爾、李越、馬驥文、天樂，“青春回眸專刊”、“青春詩會專號”推出的詩人有伊沙、草人兒、王琰、左右，“銀河”、“視點”、“方陣”欄目發表作品的詩人有杏黃天、人鄰、趙亞峰、萬小雪、謝榮勝、蘇黎、古馬、阿信、李志勇，在“校園”、“E首詩”等欄目發表作品的詩人、詩作者則更多。《人民文學》2016年第6期發表阿信的《烏鴉筆記》，第8期發表娜夜的《致敬》，第11期發表古馬的《河西長歌》。此外，《星星》詩刊、《中國詩歌》《詩選刊》等刊物，也發表了不少西部詩人作品。

這里的“西部詩人”，主要是指出生或生活于西部地區（主要是西北地區）的詩人，而“西部詩歌”的文化地理，依據歷史慣例，主要指新疆、甘肅、青海等地出產的詩歌。在20世紀80年代，這一概念的生成，以及“新邊塞詩派”崛起，都是基于西北地區獨特的地域環境和人文景觀，基于它的獨特生活美學和諸如粗獷、悲壯、蒼涼、遼遠等詩歌美學。筆者曾撰文指出，當年“朦朧詩”主要著眼的是人與社會、人與政治的關系，而“西部詩歌”所要厚描的，首先是人與自然、人與地域的關系，也因此，這兩種新詩潮在當時的反響以及此后的命運都是不一樣的。“朦朧詩”以及關于“朦朧詩”的論爭，很容易就進入時代話語中心，引起熱潮，但很快就變成歷史，而“西部詩歌”雖然相對偏遠，但涉獵的命題卻更為持久，乃至今天它依然作為泛流派的形式存在。它扎根于地域，以西部的地域化書寫為底色，因而也就有了綿延不絕的素材和靈感。從《詩刊》等刊物發表的作品可以看出，許多詩歌仍然是以地域為依托，以地域化的實名空間作為詩意抒發的附身之所，熱寫自然地理，熱寫風土民情。《詩刊》設置“詩旅·一帶一路”這樣的欄目，既呼應了國家戰略，也催生了新的更多的“西部詩歌”。像葉舟、沈葦這樣具有重大西部特征的詩人，定然能夠在凱歌行進的絲路歷程中，占有國際詩歌的坐標。

我們看到西部詩歌的新生因素，已經與過去時代有了很大的不同。那種曾經的“大寫”的人，硬漢式的、開拓者的人，在目前的西部語境中，已然沒有了順應的表達機巧，而日常的（抑或正常的）、理性的、個體化的、有生命細節的人，得到前所未有的發揮和伸展。那種吟唱的、歌詠的詩歌形式，往往讓位于冷靜的、現代的、帶有“新口語”特點的一種書寫形式。這是西部詩歌的一個重大變化。“所有的日子，草原上連蒼蠅也是干凈的/帳篷里，始終都能看到湛藍的空氣/然而你仍然不來，山崗更加干凈了”。這是李志勇組詩中的一首《甘南》，可以看出詩歌中的地域化因素仍在，卻已經不是傳統的地域，也不是傳統的地域書寫方式了。三句詩，一句挨一句，到后面已是耐人尋味，且產生了荒誕、反諷意味。“從陽臺望著落雪的小鎮，對妻子保持沉默/雪很輕很白的，來自遠方……此刻，妻子正悄悄讀著他寫在碗里的東西/在廚房里，一個人哭了/因此有的碗才有了裂紋，有的碗/才有了一種聲音，有了一種靜默的能力”，這首詩就更冷靜了，也用意象說話，描述力、想象力、構思力、語言的把控能力俱佳，惟獨隱去的，是抒情的直白與內容的夸張，現代詩歌已經不需要這種直白與夸張，它需要的是現代的冷靜，需要的是個體經驗及其細節。它甚至都不需要抒情，動人的是那些敘述過程，然而抒情的力量又隱含其中。

在年輕詩人那里，這種敘述經驗更來得單純和新鮮。陜西詩人袁源的《無邊的雨》：“集中下在我們村/全村的雨/集中下在我家四方小院/最后集中下在/我外婆的窗前/她坐在雨幕后面/發出長長的嘆息//窗下/蹲著/一只/蟾蜍/以吸食這些嘆息/為生”，該詩刊于《詩刊》2月號下半月“E首詩”欄目，造意清新，畫境奇特，有點夢幻色彩，后一節尤其出彩，讓人意想不到。另一首是《詩刊》3月號下半月“E首詩”欄目發表的寧夏詩人謝瑞的《以倒敘的方式給一只羊生路》：“飄散的氣又聚了回來/羔羊的呼吸漸漸粗重/它開始撲騰、喘息/刀子從脖子倒退著出來，血回到了腔子里/最初的捆綁一圈圈散開/它掙扎著站起，倒著追趕手提刀子的人……”這種構思，可謂神奇，詩人以特別的敘述方式，不僅救活了一只羊，也救活了一首詩。

西部的粗獷與悲涼，在有些詩人那里，已經化成了更加內在的美學形式。人鄰發表于《詩刊》2月號上半月刊“視點”欄目的《我一降生，就是為了等待》，屬于年紀越大寫得越好，越老越有火候。一組詩意味通透，隱忍著某種力，看上去又那么隨意、淡然、素凈，似乎無所用力。“高原熔金，斑斕生死，言辭只能如啞。//人，只能注目/云低，水落，山如茫煙，/大地起伏，/如豐乳，如溫熱母腹……//讓人有淚，亦不必有淚。”詩句里有物，亦有空明，有深情留戀，也有自在放下。又如《荒草》：“把山坡上的荒草，那被/秋風加重的荒草/按在紙上。//我需要這荒草。/我需要能靜靜地按住荒草的/時間。”這首“以靜制動”的詩，從某種程度上，流露出詩人的命運觀和寫作觀，一面是順服、領受，“靜靜地按住”，一面卻又在靜里積造更大的動靜。由此可見，人鄰詩歌表面上的無所用力，絕不是無力，而是以“無有”之力，經過時間的慢熬，形成一種經久而又深入抵達的東西。此外，《詩刊》1月號下半月“銀河”欄目發表的杏黃天的組詩《那些廢棄物》，將唱腔、物材、生命哲學融合在一起，通過“內力”，將它們電解和重鑄，從中發現物與人的可能和不可能。“在車間的一角，堆放著鋼板/鐵鉤、磚頭和厚厚的一層塵埃/風常常光顧這里，吹起的總是/塵埃，就像一個人站在風中/吹起的總是衣服一樣/吹不起來的那些沉重的事物/比如鋼板，我懷疑他們/也有思想，不然何以會在風中/嗚嗚作響”，這些“廢棄物”，以及“比機械更麻木的人”、“比人更冷漠的機械”，成為杏黃天重要的寫作素材，成為不同于一般西部詩的一個異質因素。然而，杏黃天的詩又不是我們通常想象的那種“工業詩”，他不是淺表地寫工業，寫機械制造，他用詩和哲學重新建立起一個異己的世界，那些他生命中曾經歷的“車間”，連同曠野和自在之物，都在這個無形工廠里被深度制造了，變成存在之詩。“圈養的那只蝴蝶，飛走了/不是它自己要飛走/是時間足夠久之后，籠子自己首先就爛了/蝴蝶，不得不飛走//也還有另一種可能/蝴蝶結并沒有飛走，在一只看不見的籠子里/仍舊待著//腐爛的籠子究竟要/成為自制的籠子，有形也以無形更長久地/在一群人中間，活了下來”，通過這首詩，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詩人的能力，是如何將“存在之思”變成“存在之詩”的。

域外詩人寫西部，歷來不乏佳作，筆者目力所及，印象最深的要數湖北詩人小引的那首《西北偏北》，那么膾炙人口的作品，不知作者是怎么寫出來的，寫得比西部人還要西部。2016年，印象較深的是李亞偉的長詩《河西走廊抒情》，此詩寫成于4年前，真正引起熱播和熱議，似乎是去年的事情。李亞偉是當年“第三代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莽漢主義”的寫作，曾經風云一時。本來，“第三代詩派”在總體上是反歷史、也是反地域的，時隔多年，李亞偉反過頭來花了很大工夫去書寫歷史、書寫地域，這本身就是很不尋常的舉動。這組詩也寫得很不尋常：“河西走廊那些巨大的家族坐落在往昔中，/世界很舊，仍有長工在歷史的背面勞動。/王家三兄弟，仍活在自己的命里，他家的耙/還在月亮上翻曬著祖先的財產……”開篇即不凡，貫穿全詩的是大氣磅礴的口語，以及串在歷史燒烤上的民間，還有那種反解歷史的痛快語感，令人感到駭俗之美。此外，南京詩人胡弦游歷西部，在2016年出版的詩集《沙漏》中收錄的寫西部的詩，如《嘉峪關外》《沙漠》《瑪曲》等，也是極有可讀性的。

西部是顯在的，也是潛在的，西部作為一個廣袤的地域空間，介入每個詩人的寫作深度以及寫作方式，也是不一樣的。很顯然，西部詩人的作品中，西部有顯在與潛在之分，有這個人的西部與那個人的西部之別，還伴隨著時代精神的變遷。總之，西部在前行，西部詩歌也在前行。盡管上世紀80年代以后，作為一個以歷史上最大地域命名的文學流派，“西部詩歌”歸于沉寂了。新世紀以來，隨著地域寫作、民間與知識分子寫作、網絡寫作的合流，中國新詩的總體面貌和審美眼界發生重大變化，“西部詩歌”中那種橫空出世的、標新立異的、有沖擊力的東西已經很少出現了，或者說，在全球化語境里已經見慣不怪了。也許，詩歌正以日常細微的姿態，回歸到它本身。2016年的西部詩歌，也走在這一歸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