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延續新世紀以來現代文學研究的問題與方法，形成了一些亮點。首先，整體性的問題意識逐步顯現，體現為史觀的選擇，以及基于相應選擇的“有立場的研究”日漸增多。實際上，相比“古代文學”，“現代文學”作為學科建設的意義一直不斷被追問，原因是“現代文學”與現代文明的轉型與建設的同步性，與現代歷史高度的互文性。可以說，1980年代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從來沒有從這種追問中取得過一貫穩定的“學科內部價值”，相反，對它的討論越來越呈現出本源層面的分歧，在當今的形勢下，它更是成為了一種思想判斷乃至決斷。

現代文學研究因此具備了雙重屬性，一方面它的形成基于客觀史料、文本和完成了的事件、人物，另一方面，它呈現出一種“不斷問題化”的獨特的特征。在我看來，我們對這種特征不必有過多的焦慮，相反它意味著現代文學研究獨有的活力和價值，是中國現代歷史書寫的題中應有之義，而這些年來不斷出現的，對現代文學作家、作品的新穎解讀，都是源自這一點，2016年的研究也不例外，種種有關“現代”、“中國”、“學術”、“文學”本身的意義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思，而各種后現代的方法論在這些反思形成的新的話語空間之中也有了用武之地。

迄今為止發行量最大、得到最多公認的現代文學史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在2016年出版了全新修訂版，距此書初版本也已經有30年了，修訂版的各章敘述都有所調整，而總體結構變動不大，仍然延續了“思潮與運動”、“文體”、“重要作家”的敘述結構，但也有一些變化，比如單章論述的作家增加了沈從文一章，“通俗小說”更名為“市民通俗小說”，內容也增加了不少。歷經30年，這本文學史在各種不同的思潮與話語的碰撞之中，取了一種相對穩重中立、優美曉暢的敘事風格。《現代文學三十年》的敘事起點是“文學革命”，這本身就是一種基本的歷史判斷，即現代文學的發生是基于歷史的重大轉折，而結束于另外一種重大轉折，這一點是明確的，而除此之外，在兩次重大轉折之間，“三十年”有一種被暫定下來的時間的意味，既是客觀無疑的，又開放給了各種闡釋空間。在當下這種文學史觀不是沒有受到挑戰，比如海外漢學研究對“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的不同理解，以及國內學者對“民國文學”、“漢語新文學”和“華語語系文學”等概念的辨析與提倡，都體現了基于不同歷史觀的“命名”與學術反思，對于現代文學研究的挑戰與沖擊。

1906年《青年雜志》的改版揭開了革命的序幕，著眼于“起點”的現代文學研究在2016年對新文化運動百年的紀念是一大主題，各大期刊都推出了新文化運動的研究特輯，總體來看，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同樣在本源意義的辨析上有所加深，新文化運動本身是一場什么性質的運動，它和100年來的啟蒙、革命、現代性話語和社會運動之間是什么樣的關聯？新文化運動名為“文化”，其文化啟蒙的面向一直是學界關注的，而近年來關于新文化運動作為社會運動、社會動員的討論也逐漸增多，有學者認為“社會改造”是新文化運動不可或缺的一個面向，其中有著“新村”、“工讀互助”、“小組織實驗”、平民教育、社會調查為代表的諸多實踐，這種實踐所造就的社會氣氛，對于早期新文學的影響很大，因此，在“思想啟蒙”和“工具革新”之外，必須加入“社會改造”的層面，才能理解新文化運動與各種社會實踐的聯系，從而更好地觀察其歷史走向。也有研究文章專門討論了五四知識青年們的具體實踐活動，他們以創辦雜志與成立社團的方式參與社會活動，實踐五四的文化與社會理想，形成了幾百個小團體，在不同的思想傾向、活動模式、人員構成的形態之下，社團運動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層面。除了社會改造和社會實踐行為的考察以外，還有從信仰構建的層面來理解新文化運動的研究，有學者認為五四時期的《新青年》已經從正面討論了中國人的信仰問題，指出“《新青年》發起的‘打倒孔家店’運動其實就是一場有關國民信仰的保衛戰。《新青年》對現代國民信仰建構的重視態度，深深地影響了五四新文學革命運動的發生與發展。”不但如此，“《新青年》等雜志對現代國民信仰問題的思考，滲透到了五四時期的新文學創作中”。魯迅說“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信仰”問題有沒有可能在中國的現代轉型過程中得到真實的討論，一種現代“信仰”與科學理性等普遍性話語之間構成什么關系，又與國民生活形態建立起怎樣的聯系？這一角度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同樣不僅僅局限于文化啟蒙層面，而是深入到了更深層的精神狀況，以及建設社會共同體的具體要義的辨析之中。

知識青年的現代轉型

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另外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對青年問題的關注。“知識青年”作為一種跨界的形象被提出，青年不但在文學活動、社團實踐、各種思潮和風尚中充當主角，其本身也被寄寓了“新人”的理想，尤其是著眼于具體的基層實踐層面，他們實際上是從國民革命到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構成力量，他們有類似的教育背景、個性氣質和感覺結構，過去的研究較少關注他們真實的思想狀況，而現代文學的每一個代際轉換其實都與青年的寫作、閱讀和思考有關。有研究者關注作為“知識青年”的典型作家，如潘漢年筆下的青年形象建構問題，進而探討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邊緣文學青年的群體構建過程，以及從“知識青年”向“革命青年”的轉變過程。一些歷史研究也同樣關注“知識青年”的問題，比如李志毓《新知識青年與國民革命（1924—1928）》。從高度的個人主義認同到社群想象的轉變，在20世紀初受過新式教育和具有理想主義的青年身上屢屢發生，這一與青年的身心歸屬有關的問題，對革命文學和左翼文學的壯大有著很好的解釋作用。可以想見，隨著“五四”百年紀念的到來，青年問題在日后的中國現代歷史和文學史研究中會越來越體現出價值。

魯迅研究的新動態

對于具體作家作品的研讀，過去的一年也收獲頗多。首先是魯迅研究。2016年是魯迅誕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對于魯迅作品的研究與討論呈現出豐富的樣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學評論》《魯迅研究月刊》《現代中文學刊》《探索與爭鳴》等雜志都推出了魯迅研究專輯。2016年的魯迅研究呈現出和以往不同的風格，除了一些基本的層面如文本細讀、文本重讀，有關魯迅生平的史料考據，魯迅與各種文藝思潮的關聯以及與同時代人的關系等等，2016年對魯迅的研究更加注重思想史和社會史層面，有機融合了當下社會思想論爭的一些具體問題，可以稱之為“在新的形勢下談論魯迅”。正如學者吳俊在復旦大學舉辦的“拿來主義與文化主體性”魯迅研究高峰論壇的發言中所說，魯迅必須活在真實中，“新媒體已經將說話的權力還給了每一個人”，在當今的網絡社會和大眾文化中，對魯迅的表達是五花八門的，“魯迅的邊緣化、娛樂化、學術化各執一端，貌似交集，實則互不相干”。他在另一篇文章里也指出，魯迅具有不可比擬的當代性，縱觀歷史，任何一次政治運動、社會思潮的發生，都將魯迅綁上戰車，在這個意義上的現代作家乃至中國作家中魯迅是第一人，這也造成了魯迅研究以及相關話語場的混亂、自相矛盾乃至虛無與反智。吳俊以及孫郁等其他一批資深學者，呼吁魯迅研究回到歷史與回到常識，回到規范的學術脈絡中去。

在我看來，對魯迅的闡釋的巨大分歧與分裂，正是當代社會種種癥候欲從現代歷史的根源中尋找答案的一個表征，而隨著這種種癥候的加深，魯迅研究所呈現出越來越巨大的空間分化是必然的，魯迅研究的意義也必然通過與當代問題的融合而呈現出來。2016年對魯迅作品再解讀的幾篇較為優秀的成果，能夠說明這一點，比如黃銳杰對《祝福》的重讀，他提出魯迅在《彷徨》中顯示出了啟蒙觀的變化，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起源于魯迅所意識到的鄉土社會的復雜性，鄉土社會的復雜性過去被歸于前現代和封建社會，在今日儒學復興的視野下，儒家的社會倫理秩序與祥林嫂的悲劇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得到了許多新的言說。黃銳杰的文章無疑隱含著這一視野所引發的問題，他指出所謂“魯鎮文化”以及祥林嫂的命運表明了晚清民初的社會中，儒家的“禮治”思想已經無法面對鄉村的倫理秩序失范造成的普遍危機，而“新黨”的啟蒙思想同樣無法深入到這種危機之中，鄉村需要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變革。這篇文章的立意與當代社會的鄉村研究乃至“返鄉體”書寫，鄉土中國的現代命運等等論爭結合得頗為緊密，是典型的帶有歷史書寫的問題意識之作。

而同樣是針對《故鄉》《祝福》的再解讀，也同樣發表在《現代中文學刊》上的，美國密歇根大學的學者梅儀慈的《魯迅與自我書寫的危機》則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梅儀慈的研究延續了1980年代以來的魯迅研究的經典命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文章指出，盡管魯迅一直被看作是創作農民形象的現代作家，魯迅的關注焦點既不是農村也不是農民。作者認為，《故鄉》與《祝福》的關注焦點在于“知識分子如何假設與建構一個相對于農民‘他者’自我，以及此舉所引起的道德與知識層面的危機”。“無論魯迅作為現實主義作家得到怎樣的推崇，在涉及農民題材時其作品的情節焦點依舊是主體與表達的矛盾，是自我與寫作的困境。”總體而言，1980年代以來解讀魯迅的兩種不同的線索依舊并置著：一是討論現代性，“自我”、“主體”、“知識分子”（在現代精神形態意義上）的生成，而將魯迅筆下的鄉村視為空間性乃至隱喻性的；二是著眼于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狀況，在此基礎上討論文學形式。這兩條線索有時會互相生發，有時也會強烈沖突。在對魯迅小說的研讀中，焦點集中于“鄉村”，鄉村也是中國革命的起點，以及現實主義的起源，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研究仍然是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最重要的話語代表場域。

魯迅和胡適是新文化運動以及文學革命的兩位代表人物，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對這兩位知識分子的研究主導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兩種不同的思想話語，2016年在新文化運動研究的視野中，胡適研究也有頗多成果，但其深度和廣度顯然無法和魯迅研究相比。胡適對于文學文化、學術教育思想、政治外交等方面的跨界，與魯迅執著地做“文學者”（竹內好語）構成反差，因此魯迅研究通常是從魯迅的作品出發，胡適研究則會起始于不同的領域和學科。2016年的胡適研究牽涉到中國思想史、政治學、語文教育、科技史、傳媒研究、圖書館學等等方面。如果說各種思想政治運動都“引”魯迅為“證”的話，那么中國現代各人文社科領域的建立則有著“引”胡適為“證”的趨勢。與新文化運動和新的學術范式的建立有關的，這里舉兩種研究，一是葉雋對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的不同留學背景與新文化場域生成問題的研究，葉雋以觀察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后的改革策略入手，分析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的留歐、留日和留美背景，以不同的文化資本、文化資源的角度重新思考新文化運動的文化權力格局。這是一個比較獨特的角度。李浴洋則綜合了近年來學術界對于中國現代學術范式的討論，從胡適對章太炎和王國維兩人的接受出發，細考學術范式從晚清民初的過渡狀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認為胡適以章太炎為節點，成功建立了他推崇的“科學方法”與清代學術經驗的內在關聯，“這輪‘范式’更替既是胡適選擇的結果，又與新的學術觀念、學術制度以及對于學術史的敘述方式的建立直接相關。”實際上不僅僅是學術范式，胡適常常引發人們多重的“范式想象”，對他的研究圍繞現代人格、現代教育體系，政黨制度等種種規訓體制的建立。如果說魯迅代表了中國的獨特性問題和癥候的話，那么胡適就表征著一種對現代國家的普遍性想象，某種程度上從對兩人的研究狀態可以看出特定的社會氣氛和話語導向的更迭。

新氣象與新力量

與之相關的，2016年的左翼作家研究也有著高度回潮的趨勢，包括魯迅、巴金、郭沫若、老舍、蕭紅、丁玲，以及趙樹理、孫犁、茅盾等經典作家，針對他們的作品有一批新的解讀出現，而在南方，自由主義和現代派文學家如沈從文、施蟄存、穆時英、邵洵美等人的研究也出現了一批新的史料和研究結論。不過，與這些解讀所得出的具體結論相比，更重要的是這一現象，即左翼文學乃至整個現代文學研究正在經歷一輪重要的變化，從研究視野到問題意識，從理論方法到價值判斷，隨著一批更新換代的年輕研究者的投入，顯示出開闊的氣象和新鮮的力量。1980年代以來的被戲稱為“翻大餅”式的此消彼長的研究潮流，在大量的從業人員不斷進行知識生產的今天，已經基本結束，這預示著將來的研究與重讀的動力必須基于對歷史以及未來的判斷，在這個基礎上所形成的現代文學研究，更會在許多分歧中見出真問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