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文學創作呈現個性化與多樣化雜糅交融的繁復風貌，特別是長篇小說創作在新的起點上不斷擴展藝術版圖：主題的深化與提升，題材的拓展與豐盈，形式的創制與靈變，態勢的平穩與沉實，風格的炫麗與奇瑰，彰顯出當代作家依憑獨特文本講述中國真實故事、重構文學連接現實并以此獲取強大人文精神支持的不懈努力。僅以部分長篇小說為例，面對時代嬗變與生活調整，這些作品或拂去歷史塵埃，袒露先輩們守望桑梓的家國情懷；或切入現實生活，描寫當下人繁亂急促的生存境況。

歷史是現實的根脈和基元，對歷史進行打量、抉發、思度與呈現，是當代作家價值認知的重要客體，也是藝術表達的重要方面，無論是矚目“家族史”“地方志”，還是聚焦“個人史”“心靈史”，在近年長篇小說創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與明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近年歷史題材長篇小說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小說，其所呈現的歷史想象、文學觀念和寫作手法，為當代文學譜系注入了嶄新內涵。格非的《望春風》以從容平靜的敘述，描寫了一座清幽簡樸的江南小鎮，在新中國成立后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變遷中，個人、家庭和村莊的命運跌宕起伏。作品貫注著一種淡淡憂傷和濃濃鄉愁，而這種一唱三嘆式的情感旋律成為統攝全篇的基調與主線。葛亮的《北鳶》以細密扎實、靜水深流般的文字，書寫了民國商賈世家子弟盧文笙的生活變故與情感遭際，作品起筆于主人公的成長發跡，收束于波詭云譎的20世紀中葉，通過言說兩個家族的興盛衰亡展現整個民國的風云激蕩，在滿足讀者對民國史某種閱讀期待的同時，將藏匿在歷史深層的國人特有的文化情懷和精神氣質提挈出來，讓人們感受無常時代條件下的“常情”分量，也讓人們重新寓目維系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民心”力度。張煒的《獨藥師》以更為簡潔內斂而富有張力的語言，勾勒了第六代獨藥師傳人季昨非由抵觸革命到同情革命、再到援助革命和參加革命的漸變過程，書寫了膠東半島一戶養生世家的曠世傳奇，一方面展現了辛亥革命歷史潮流的壯闊與浩蕩，另一方面體現了儒、釋、道、基督四種文化形態在齊魯大地上的碰撞與融合，進而揭示了中華文化各種質素互通、互補、共進的歷史必然。路內的《慈悲》以極為節制冷靜的筆調，鋪陳了一家國有化工企業歷經三年自然災害、“文革”和改革開放不同歷史階段的發展歷程，刻畫了以水生為代表的一代產業工人勤勉的精神狀態和粗糲庸常的生活狀況，從一個些微而奇仄的視點傳遞出傳統國企與時代疏離隔膜的信息，營構出時光短促但世事驟變的氛圍。作品所建構和闡釋的平等互愛、安然若世的中國民間式“慈悲”，源于國人苦難生命的體驗、源于世道人心的期盼；這種“慈悲”所蘊含的體面與尊嚴、施舍與救助，正是國人生命情感邏輯之所在。

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雷內·韋勒克在《批評的概念》一書中寫道：“藝術避免不了與社會現實打交道，無論如何藝術都是當下現實的一種反應”。描繪和剖解改革時代的社會生活，確認其新生內質，厘清多方矛盾的糾集關聯，從中透析研判時代的流轉變遷和脈象走勢，依然是近年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維度。賈平凹的《極花》，以冷峻筆墨和風俗畫的筆法，從拐賣人口入手直擊時下中國最為沉重的貧困農村男性婚姻問題，表達出對城鎮化過程中農村底層弱勢群體的悲憫與關切，鳴奏出中國當代鄉村的一曲凄美挽歌，讓讀者體認“極花”作為作者家鄉的一種普通植物，是文明社會光環之下綻放的罪惡之花，是落后地區愚昧與文明并存、丑陋與美妙相伴的兩面花，也是困頓凋敝的偏僻農村盛開的人性之花。王安憶于2016年發表的長篇新作《匿名》，幾乎拋棄了小說慣有的眾多元素，以隱喻、象征手法另辟蹊徑地創建了一個新的藝術文本：主人公在城市里從有到無，在山坳里從無到有，然后在回返路途中戛然死去，作者對主人公在荒蠻山野中的進化予以重新命名，并對與山村中奇異人物接觸后重建的自我世界加以鋪陳，展示了極端情境下人類個體本能由退化而進化的涅槃再生，這是對遠離喧囂塵世的人物精神向度和生存環境的深度關切與理性思考：即文明總體進程可能逾百世而不易，但社會具體變動卻可以常說常新。作品把敘事重心指向匿名者，表明這是一次對生命常識的科普式恢復，也是一次對人類今世前生的考古式問詢。“70后”作家中最具實力與影響力的徐則臣，在《王城如海》中以感性姿態和復調結構，將京都眾生以及他們千差萬別的來路去向，共同聚攏到形式感與思想質地兼優的文本中，將諸如城鄉差距、階層分野等社會問題，與驅之不去的濃濃霧霾中普通市民的憤懣與壓抑、文化精英的懺悔與愧疚等加以有效拼接，組構成多組突兀意象并幻化為大都市的復雜表情，這種復雜表情既是對當下城市歷史文化逐漸消弭、日益瓦解情狀的即時呼救，也是提醒人們認識到在北京城繁華富麗的光鮮表象之外，還頑強地存在著綿長久遠的“鄉土根基”。另一位“70后”作家付秀瑩，在其第一部長篇小說《陌上》中，采用散點透視的結構，以舒緩節奏和細膩筆觸，將華北平原芳村里姐妹婆媳間的家長里短、恩怨情仇，編織成一幅鄉土中國的精神圖譜，借此再現當下農民在社會轉型期的生存境況，展露“芳村”村民獨特的生命體驗，揭示年青一代農民的心靈密碼，表征著作者對鄉村傳統倫理的依戀和堅守。

變革與轉型中的中國，僅有鄉土社會顯然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伴隨國家新型城市化的迅猛推進，城市社會結構、生活理念、生存方式，以及價值取向和情感追求已經并正在發生深刻變革，一些作家與時俱進、適時尚變，紛紛聚焦鎖定城市生活熱點，于是近年來關于都市題材的長篇小說創作呈強勁之勢，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公開發表的城市題材長篇小說達20余部，其中比較有影響的當屬趙德發的《人類世》、吳亮的《朝霞》和王承志的《同和里》。趙德發在《人類世》中融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表現技法于一爐，將當代現實生活、中西方神話和人類學中的“時間簡史”有機結合，把沿海城市建設置于全球化背景下加以觀照和裁斷，借用地質學的最新概念“人類世”來探究城市生態與環保問題，通過敘說主人公焦石矢志從事環境保護的故事，告誡人們應敬畏自然、珍視自然和愛惜自然。吳亮是享譽國內文學界的滬上資深文藝評論家，他在第一部長篇小說《朝霞》中，以蒙太奇式手法和思絮體風格，對上海這座大都市的歷史片段以及生活在這座大都市里居民的生長方式進行了追敘、反思和叩問，表達出時下城市人類欲壑難填、生活詭異這一創作主旨。編輯出身的知名作家王承志在《同和里》中，以睿智語言和幽默表達，講述了20世紀60年代上海弄堂市井生活的陳年舊事，這些陳年舊事與表征上海文化特色的石庫門等，共同構成了上海市的風俗與風情，作者對老上海的風俗風情寄予了深深留戀，而這種留戀無疑與當下諸多上海人的文化記憶是高度契合的。

平心而論，近年長篇小說在藝術上的確實績不菲：作家對敘事策略的專注與偏愛，使長篇小說形式的發展更趨成熟穩定；對文本結構的在意與探究，使長篇小說文體越來越獨特卓異；對細節情節的后現代化處理，也使長篇小說的容量更加殷實厚重。“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盡管當今時代氤氳著浮躁功利等灰色氣息，但只要作家們“耐得住寂寞、穩得住心神”，著力追蹤和記錄改革發展的實踐，著力構建和固守藝術鏈接生活的橋梁，就能夠不斷涵育出當代中國長篇小說的新特質、新氣象。

（作者:劉金祥 系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