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以下幾個方面，為近五年小說創作提供了重要的藝術經驗，同時提出了有待繼續深入探索的問題。

第一，在如何把握和表現時代生活、如何深刻體現人民群眾豐富的思想情感變化、特別是如何對現實發言，如何對當下的現實生活作出積極的回應等方面，作家們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仍然力有不逮，仍有很多難點需要克服。

第二，關于講好中國故事，不是有個好故事就行了，如何汲取中外文學傳統資源，提高敘述技巧和語言表現力，至關重要，這也是近年小說創作中一部分作家的自覺追求，值得注意。

第三，作家們打開自我身份認同、代際劃分的藩籬，開拓更廣闊的視野，努力表現有機的完整的廣闊的時代生活。”

近五年來，小說創作從整體趨向上看，仍然延續著新世紀以來文學創作的發展脈絡，但是，在堅持文化自信，弘揚中國精神和擴展敘述能力上，又發生了一些明顯的變化，眾多小說作品生動地描寫了大變革、大轉型時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無比廣闊多樣的生活畫面，呈現出多色調、多方位的文學場景，有些作品能夠達到對生存和生命意義思索的層面；不少作家，文化意識明顯增強，底子厚了，筆觸能深入到一向不被人注意的深層領域。

近五年來，涌現出了一大批好作品。許多深孚眾望的老作家、名家，筆耕不輟，仍能推出新作，僅從長篇領域看，佳構迭現，每年都有新收獲；而廣大青年作家，無論“80后”、“70后”，也都表現出旺盛的創作活力，他們強化了對生活的體驗和思索，孜孜研習敘事技巧，人生閱歷和藝術視野較前開闊了，傳達出豐富駁雜的城市經驗，在刻畫同代人的精神成長歷程方面有所突破，他們的世界正在突破年齡閱歷、代際劃分的局限，不斷擴大和融會，奉獻出不少具有豐厚內涵和獨特情思的作品。另一方面，不少作品敏銳地表現出高科技和新媒體時代人的思想情感的微妙變化，這在中、短篇，乃至小小說領域體現得尤其鮮明。

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如何表述豐富駁雜的現實經驗，如何探尋現代國人的靈魂激蕩以及人生命運的壯闊或奇詭，這一切，繼續構成作家們不得不面對和書寫的一個宏大的精神主題和敘事前景。我感到，以下幾個方面，為近五年小說創作提供了重要的藝術經驗，同時提出了有待繼續深入探索的問題。

第一，在如何把握和表現時代生活、如何深刻體現人民群眾豐富的思想情感變化、特別是如何對現實發言，如何對當下的現實生活作出積極的回應等方面，作家們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仍然力有不逮，仍有很多難點需要克服。本來，長篇小說需要審美距離，需要沉淀，不一定對現實立刻作出近距離的、同步的回應，按慣例，有時要等到多年以后才來書寫。但是，生活在巨變，文體也隨之變化，在一切都提速的今天，現代生活的節奏決定，它不可能拖延和回避對當代正在行進中的現實的把握和表現。人們迫切需要長篇小說能對現實發言。這是時代的需要。我認為，今天長篇的概念與以前已經有所不同，每年幾千部的數量且不說，我個人認為，長篇小說的文體功能已發生變化，傳統的長篇定義“篇幅超長，人物眾多，結構宏偉”當然還在起作用，但近些年人們的興趣所在，已不一定是大部頭，多部曲，而偏向于中等，甚至小型長篇了。

更重要的在于能否對現實發言。作家們也很清楚，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文學被全民關注的程度明顯在減弱，如果文學不能“親近”和觸及許多現實問題，例如生存艱辛、生態惡化、貪污腐敗、資源短缺、精神困境等等，就不可能被廣大民眾所重視。但是，話說回來，在今天，一個作家要言說我們的時代，準確地評價我們的時代生活，深刻地表現這個時代，難度是很大的。也許目前還沒有人能夠以巨大而深刻的超凡筆力，令人滿意地表現我們的時代。不少作家的最大問題是失去了把握和讀解這個時代的能力，無法定性，于是只能舍棄整體性，專注于局部趣味，或滿足于表面上的類型化。

這需要突破。對小說而言，所謂表現時代并不是面面俱到，高舉高打，擺出個宏大架子，搞羅列流水賬的幾部曲之類；最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找到并創造出最具時代特征和精神，最有代表性的生存狀態和人物典型。可喜的是，已有很多富啟示性的作品出現。例如《帶燈》中的帶燈這個人物及基層維穩辦的煩瑣生活，還是寫出了某種巨大的真實。《極花》是個關于拐賣的故事，展示了極花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經歷的內心煎熬，作品從拐賣入手，真正關注的是當下中國最為現實的貧困農村男性的婚姻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沖擊力。《篡改的命》用黑色幽默的筆調，狀寫農民進城的生存狀況以及中國當下的兩極分化現狀。《裝臺》透過一群幾乎被遺忘的裝臺人的悲歡人生戲劇，道盡了底層人的萬般艱辛。《我不是潘金蓮》看上去比較荒誕，但最大的荒誕可能是最大的真實，荒誕比真實更真實。我看到了它的作者的銳度和深度。它寫出了相當一些不作為的中國官員的生態樣相，包含著尖銳的對現實的干預和對人民疾苦的關懷。余華的《第七天》出來后受到了較多的批評，不無道理，但它仍有它的銳利的光彩，吟唱底層的哀歌，勞動者相濡以沫的偉大。

近些年來，新媒體的高度發達使文學與傳播媒介的“交集”日趨頻繁，不少作家有意識地在文學敘事中“采熱點”，將社會新聞拿來與小說敘事元素快速、直接地黏合，力求在“新”字上做文章。于是有人表示，當下文學敘事似乎已患上了“新聞依賴癥”，作家的想象力已無法觸及復雜而多變的社會現實，甚至認為文學敘事即將淪為新聞素材的附庸。這說得有些嚴重了，社會新聞進入文學的界面確實較前擴大了，有可能成為新媒體時代影響寫作資源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折射出新媒體時代文學與新聞的“新關系”。在我看來，深層的問題不在于作家涉獵了什么樣的話題，也不在于是否“親近”了媒體新聞，而在于作家有無能力再造一個豐富而復雜的想象世界。新聞指涉的是事件的“客觀真實”，而小說的優勢在于，它始終聚焦于人性，它有強大的主體意識的重塑和再造功能，它創造的是“主觀的真實”，因而是更深刻的真實。近年來，不少作家克服將現成的社會新聞簡單移植進藝術世界的急切和粗糙，而注重接地氣，引活水，深度夯入生活的地層，寫急遽變動中的社會，寫在生活的湍流里沉浮和搏斗的普通人，寫人性之深和人性之美。一些作品敢于直面現實，直面矛盾，打破積久的模式硬殼，體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

第二，關于講好中國故事，不是有個好故事就行了，如何汲取中外文學傳統資源，提高敘述技巧和語言表現力，至關重要，這也是近年小說創作中一部分作家的自覺追求，值得注意。小說要發展離不開傳統，比如中國古典小說傳統資源，從唐宋傳奇，到話本小說，到明清小說的諸多偉大作品，其藝術經驗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和轉化，外國現代小說的技藝一直伴隨著新文學的發展，在怎樣與中國經驗結合上，也存在問題，例如最近的“回到先鋒”與“離開故事”之爭。我曾說過，思想穿透力不可能通過犧牲詩性和敘事性來獲得。

近年來在藝術探索上好的方面，我想舉三個例子。一是《望春風》，堪稱中國當代鄉村演變史、精神史、風俗史，帶有悲劇色彩的告別，有強烈的悲憫意識。作者的語言典雅傳神，具有畫面感、色彩感、動感、質感，打造了一種與江南情調協調的語言。這種語言，可與莫言、賈平凹、余華等人比美。在講好中國故事上，它注重中西合璧，中西打通，結構緊密，懸念重重，環環相扣，主干很簡單，但意象較為繁盛。我能感到作者對《金瓶梅》《紅樓夢》手法上的某種化用。

二是《繁花》，它的產生的確不是事先設計好的，我說它是無結構的結構，無意義的意義，全由閑聊和對話推動，用細節化，庸常化，完成了一部鮮活流動的市井生相。對上海這座都市的滄桑今昔，這種筆法恰恰收到奇效。但《繁花》的成功并不意味著都市小說都要這么寫。第三部是《陌上》，它的作者的語言才華很值得注意，與格非比較，她是屬于北方的。語言純凈，風格清麗，時時感到它的根子是深扎在傳統的土壤中的，有經典現代鄉土小說的影子，有紅樓夢的意味，不僅僅是荷花淀派。另一方面，它有一種歡樂之感，洋溢著喜劇情調。讓人欣慰，中國鄉土敘事優美傳統后繼有人，而且還那么年輕。

第三，作家們打開自我身份認同、代際劃分的藩籬，開拓更廣闊的視野，努力表現有機的完整的廣闊的時代生活。代際劃分無疑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代代人經歷不同，我們就是這么一段段走過來的，難免形成代溝，但過于認同自我的“代際”，就可能成為“自限”，成為問題。這里想舉孫惠芬、張悅然、路內的例子。對孫惠芬來說，《尋找張展》是一部重要作品，對當前創作也是有重要意義的作品。她完成了一件幾乎難以完成的任務，是自我突圍，衰年變法，逆水行舟之作，改變了她一慣的格局，也改變了“60后”、“50后”們的格局。為什么這樣說呢？一般來說，創作就是回憶，要經受記憶力的考驗，這個年齡段的作家，不少在寫往事，這值得尊重。就孫惠芬來看，她的一切作品，基本都是從歇馬山莊出來的，跟莫言的高密東北鄉一樣。到現在為止，她非常勤奮，她的新鄉土系列，包括德惠老人，吉寬的馬車，民工，上塘書，后上塘書，生死十日談等等，大都是深入底層，為農民代言的思路。這一部《尋找張展》，跳出歇馬山莊，指向一個“90后”青年，打開張展的豐富而曲折的內心世界，是一次突破。向下一代甚至更年輕一代揭秘，雙向運行。我譽之為“拆墻“，拆代際之墻，拆思維慣性之墻，拆自我身份之墻。就張展而言，不僅是成長小說，而是直面當代人的精神價值、當代青年的人生抉擇、人生價值的定位，對尋求自由之路的渴望，對健全人性的追求。

而“80后”張悅然的《繭》和“70后”路內的《慈悲》也都不同凡響，它們向父輩溯源，向歷史探究，是歷史感的擴充，是藝術世界的擴大。在《繭》中，李佳棲和程恭是用了很長時間，才實現了歷史形成的受虐者和施虐者的互休舊怨。歷史的陰影并未消逝，它潛伏著，在“80后”一代人的心靈深處。正如程恭所言，剝繭是痛苦的，“多年后我們長大了，好像終于走出了那場大霧，看清了眼前的世界，其實沒有，我們不過把霧穿在身上，成了一個個繭”。路內的《慈悲》并沒有在大的歷史背景上過多鋪敘，似乎可說是悄無聲息地穿越了歷史上的一個個幽深隧道，作家完全把筆力集中在人物命運上，作為“70后”作家，把父輩經歷的生活，把父輩一代各種人物，及當年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態，嚴酷情景，人心氛圍，表達得如此深刻動人，入木三分，實在難得。

以上所講，偏重于長篇小說。其實中篇，短篇小說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我還特別想講的是，小小說的發展不容忽視，它已由弱到強，漸漸成為參天大樹。飛速發展的時代為它提供了新的廣闊舞臺，它不斷涌現新的題材，新的人物，新的手法，它一直擁有廣大讀者且讀者群在不斷擴大。當它與“微電影”聯姻以來，影響力成倍增大。

中國當代小說也已經不僅僅是一國所有，它應該是屬于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因而在人類性、民族性、審美性上如何契合全球化語境，也是不得不深入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