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一個古老而又十分年輕的文體。說到古老，就已知的情形來看，至少在西周時期散文文體已經成熟起來，《尚書》的一些篇章，就已經具備了散文的藝術特征。無論是敘事也好還是議論也好，莫不感情充沛，語言精美，甚至流淌著厚重的詩意，很有美學意境和思想氣韻——同時，還有一個十分明顯的特征，這就是散文的創作緊密地與現實社會和當下的生活場景相關，沒有凌虛高蹈遠離人間煙火的味道，倒是強烈地散發著“地氣”，并不曾脫離了當時的政治經濟生活，和整個社會息息相關。而春秋戰國時期的散文，更加突出了現實關懷，表達出“諸子百家”意氣風發的政治訴求和社會主張——這些既說明了散文文體的源遠流長，也說明了散文文體就是“時代之花”——散文屬于“時代之花”，是我對散文文體的審美和藝術特征的一個比較明晰的認識。

對于散文的認識，也有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在我國文學發展的相當長的時期中，散文幾乎囊括了除詩歌、小說和戲劇以及一部分實用文體之外，其余的例如書信、序跋、筆記、碑文等（所有的）文體。這當然不是科學的對散文文體的界定，但是相當困難的是，散文文體究竟如何界定呢？至今仍然沒有一個確切的文體概念——不過，一般來看，散文不會超越敘事、抒情和議論的范疇。前些年，在研究我國古典散文的時候，采取了這樣的分類：抒情散文、史傳散文和議論散文。因為這三類散文是我國古典散文的主流，成就并支撐起我國古典文學史的主要構架。

為什么說散文是“時代之花”呢？因為散文的思想表達要求和審美要求，決定了這個文體必須扎根于時代與現實的土壤之中，要確切地表達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的時代與社會的政治要求和愿望表達——我國的古典散文史就充分證明了這個說法。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墨家、名家和陰陽家以及其他的學術流派，無不借助散文來表述自己的政治要求和愿望表達，而且為了使他們的這些要求和表達易于為人們所接受，他們無不在散文的藝術表現方式上費盡心血，甚是講究詞章結構和邏輯思想，所以當我們閱讀先秦諸子的散文還有后世諸如劉向、董仲舒、司馬遷以及“唐宋八大家”乃至元明清的杰出散文作品，不但被其篇章表現的雋永深刻的思想所折服，也往往陶醉于其由文字營造出來的優美意境和豐沛氣韻以及精彩紛呈的語言之中不能自拔——這就是說，散文的思想生命和審美藝術生命是根植于時代與現實社會生活里邊，是時代與現實社會生活閃耀著思想光芒和語言藝術風采的文體。

“時代之花”是說散文是時代精神的反映，當然還要依據散文本身的審美與藝術特性，首先是要真實。真實是散文藝術的生命線。什么是真實呢？真實就是客觀地反映現實生活，就是通過對現實生活里發生的人與事進行“切近”的描述。自然，在描述的過程里離不開語言敘述和心理刻畫，這是最能表現人物靈魂的藝術手法。史傳散文就具有這樣的品質。同樣，不管是抒情散文還是議論散文，都要具備真實的品質，若是沒有真實的藝術要求，就根本打動不了讀者，就不會產生震撼人心的散文作品。

既然散文的生命線是真實，那么，就要求散文寫作者具備洞察現實生活的藝術能力，善于透過浮躁而零碎的非主流的現象，抓住現實生活里本質的東西。這里所說的本質的東西，就是指時代與社會發展的內部規律——或者說，決定了時代與社會發展的趨向——這種趨向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住的。說散文屬于“時代之花”，在某種意義上是說散文就是要表現出時代與社會發展的內部規律，而不是滿足于風花雪月和花前柳下的無病呻吟。當然，由于散文的藝術體裁，決定了散文不可能全貌地揭示出時代與社會發展的內部規律，也不僅僅是散文，就是小說、詩歌或者戲劇也是這樣。但是，這并不是說散文就不可以完成這樣的美學追求，而是通過對高度濃縮了時代與社會的事物進行藝術描繪，猶如打開了輝煌壯麗的建筑群的一扇窗口，借著這扇窗口而知整個建筑群的風貌——自然，這是需要散文寫作者具備敏銳的洞察一切的眼光和善于把握事物的概括能力。說到底，這是散文寫作者的思想高度和藝術能力的綜合表現。

氣韻是散文的重要審美和藝術條件。氣韻是我國古代的美學和藝術的一個重要概念。這里所說的氣韻，主要是指散文的思想和哲學理念。一個從事散文創作的寫作者，主要的藝術修煉除了大量的語言實踐和儲備，更重要的是思想認識的提升與哲學理念的完善。以我國古典散文家為例，先秦的諸子百家一直到近代的“桐城流派”，其寫作者莫不是有著強烈的思想觀念，或者儒家學說，或者老莊學說，或者墨家學說，或者佛家學說，這是他們寫作的思想與哲學理念的出發點，或者說，正是這些學說支撐起他們的散文骨架。有一句話，叫做“韓潮蘇海”，什么意思呢？是說韓愈的散文猶如潮汐一樣，涌動起來彌天蓋地，氣勢磅礴；而蘇東坡的散文就像大海，浩渺無際，雄渾壯闊，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這話概括了韓愈和蘇東坡散文具有很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而究其實，無異于是說韓愈和蘇東坡的散文具有強大的思想力量：韓愈秉持的是儒家學說，是思想價值觀概莫能外；而蘇東坡除過秉持儒家學說之外，還包含有不少的道家和禪學的內容，所以韓愈的散文與蘇東坡的散文相比較，前者的思想格局顯然沒有后者的思想格局大，但是后者的思想未必有前者的思想深刻。在唐代，韓愈既是文學家也是思想家，而蘇東坡在宋代還是不能算一個思想家的——也就是說，韓愈對儒家的思想不僅是繼承而且還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表現在散文上，提倡“文以載道”，明確地提出儒家學說是散文主要倡揚的主導思想；蘇東坡不是這樣，他雖然立身于儒家學說，同時還積極采納了道家特別是禪學的思想，主張靈魂的自由與人生的舒適，追求一種理想化的高遠的哲學境界。我在這里不是品評兩者高下，而是要說明，在他們的散文藝術上都達到了非常的高度，成為我國文學史上最為珍貴的遺產之一。之所以取得這樣的藝術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散文具有充沛的氣韻——思想力量。過去在閱讀我國古典散文時，有時候總覺得語言很美意境很美，但是不明白這種美來自何處，后來從文學慢慢轉入經學轉入道家學說和佛學，再轉回來欣賞古典散文，才知覺了古典散文的美，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就是滲透了思想和哲學理念——這才是包括韓愈與蘇東坡作品在內的我國古典散文真正強大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