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情懷是世界華文文學的母題，輻射懷鄉戀土、血緣追索、生存焦慮、民族復興等創作維度。從20世紀60年代的留學生文學至今，創作者雖適應了“把自己連根拔起栽種到異國”的文化陣痛，但原本已無比堅定的“落地生根”，卻發生了再次“落葉歸根”的微妙轉向，隨之衍生的是文化鄉愁由感性逐漸讓渡于理性。家國情懷可以有三重解讀，即對家國的定義、對家國的感情、對家國的期待。隨著題材廣度與技巧精度的雙向提升，家國記憶、家國情感、家國使命的傳承和發展體現華文文學的新意與新變。

從“落地生根”到“二次移民”

20世紀60年代留學生文學中“邊緣人”的困頓消極與渴望民族振興的家國夢共生。海外游子的自豪感和責任感，從對親人的依戀、對鄉土的回憶、對故國的熱愛中播撒開來。小說醞釀起失根的困惑，流轉著“日暮鄉關何處是”的傷感，對母國的眷戀，更深層次目的是獲得文化的認同與精神的歸屬。同時，留學生文學特別關注留學生群體的切身問題，以此凸顯中西文化間差別的明晰性和碰撞的必然性，但陳若曦借《突圍》《二胡》等作品提議“告別畸形的、分裂的家國之恨，擁有健康的、平和的中國形象及中國情懷”。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是揭示留學生失根痛苦的經典文本。叢甦是在《野宴》中較早提出了“夾縫”概念，“生活在別人的屋檐底下，屋檐雖好，終究是別人的。”她同時回答了留學生該“怎么辦”：“我們，我們的下一代，我們下一代的下一代，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書寫我們的向往和夢……”

上世紀80年代的新移民文學延續了於梨華、白先勇、叢甦、陳若曦等人對隔膜論的闡發，而此時的家國夢已與個體的自我實現交織在一起。比照同時期華裔作家的英文小說，同樣有對文化失根的思考，它顯現為父輩（中國經驗）與子輩（西方經驗）之間的文化理念沖撞，進而激化現實與理想的既定矛盾。譚恩美《喜福會》中龔琳達的一段獨白可與其互證：“長期以來，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適應美國的環境但保留中國的氣質，可我哪能料到，這兩樣東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和的。”我認為，留學生文學重點在失“魂”，而新移民文學則為失“根”。前者一直堅定于對中國文化的堅守和對西方文化的防御，家國之愛是格外濃烈而痛徹的；后者立足于個體的心靈體驗，以文化夾縫中的兩難心態為中心，傳達新移民的即時狀態：渴望融入西方但無法被完全認同，于是重回中國又不能再被全然接納，最終還是選擇回歸西方。而90年代新移民文學代表作家張翎從中國故事起步，信奉寫作這一行為本就是一種對故鄉的回歸，依據自己的青少年經歷實施對江南記憶的重構，又將成年經驗凝聚于北方敘事中再造。

21世紀以來的世界華文小說持續對家國的關注，但思考點已實現新的著陸：從海外處境/想象中國的思維范式，轉為現時問題/現實中國的思路結構。從某種意義上看，視角的變化與創作者的頻繁“海歸”密切相關，他們得以直接融入中國現實生活，親歷中國新變，故而對家國的體驗不再是來自記憶或經驗，而是源自真實當下。薛憶溈在《希拉里·密和·我》中提供一個論點：“移民最大的神秘之處就是它讓移民的人永遠都只能過著移民的生活，永遠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對移民的人意味著第二次移民。”那么，對于海歸作家而言，故鄉與異鄉是辯證的，中國具備故鄉與異鄉的雙重特性。他們是在場的旁觀者，具有更自由的審視距離和更從容的觀察視角，于是他們對家國的表達，可以從原先的情感攀援直擊入現時的問題解決。《空巢》（薛憶溈），解析城市空巢老人為何成為電信詐騙主要受害群體的原因；《垂老別》（張惠雯），揭露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傳統人倫的崩壞，揭示失去土地的農村老人因其無用性與無利性反遭子輩遺棄的悲劇；《佐敦》（周潔茹），刻畫內地女性移民在香港面對的生活窘境、身份歧視、家庭畸形。“香港的天，就比鄉下的藍嗎？阿珍看不出來。”現居香港的阿珍、阿芳卻與60-80年代歐美世界“邊緣人”處境不期而遇。

從家族溯源到家庭記憶

家族譜系構建是“家”的重要呈現方式。家族的代際傳承是最基本敘事線索，與門風、鄉土、歷史、文化等因素形成組合體，目的是反觀社會問題與人性問題。考察華文文學的家族小說，如《交錯的彼岸》《嗩吶煙塵》《海神家族》《金山》《北鳶》，家族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展示的平臺，深耕于文本的家國情懷，以家族血緣為點，以種族血脈為面。

張翎采用地標式的家族建構，即聚合家族流變史、個人成長史、文化發展史，將溫州夢與他國夢譜系化和具象化，例如在《望月》《交錯的彼岸》《郵購新娘》里，形成西方望族與江南世家的中西呼應。而《金山》是她的家族敘事的階段完結篇，最顯著的文學價值是用現代漢語為“長眠在洛基山下的孤獨靈魂，完成一趟回鄉的旅途”。小說以洛基山與開平碉樓共同裝載方氏家族的家國夢，方錦山、方錦河、方錦繡，托起“山河錦繡”的家族祈愿，包裹海外華人懷鄉的濃釅和還鄉的企盼。沈寧的《百世門風》探討的論題是，在現代社會中該如何保留和傳承中華文明的血脈。它側重家族文化內涵的開發，以沈鈞儒和陶希圣的家族譜牒為本，細數沈、陶兩家歷代傳承的三大精神遺產：感恩、書生的傲骨和獨立、明確的是非觀念。2016年葛亮的《北鳶》，也是延續類似的節奏，設計盧文笙與馮仁楨兩條家族敘事線，以家族文脈昭示民國風骨。

近年來，世界華文小說對“家”的塑造主動規避集體經驗的疊加，格外專注個體家庭的事件與心理，以中國故事為敘事背景，收縮宏大的家族敘事，轉而書寫變動不居的普通家庭沉浮。《陸犯焉識》是嚴歌苓以祖父嚴恩春故事為小說藍本，檢視陸焉識、馮婉瑜與命運較量幾十年中歷歷在目的跌宕唏噓。張翎在《流年物語》里將全家放置于不同年代，由不同的機遇與處境撞擊出劉年對自由的各種形式探索。李鳳群的《大風》詳述張家每一代人的尋根行動，重新定位個人與鄉土的關系：“倦鳥總會歸巢，而我們卻將一去不返。”戴小華以《忽如歸》為家人立傳，誠懇記錄戴家故事，視滄州“鎮海吼”為精神旨歸，闡明“歷史激流中的一個臺灣家庭”秉持并堅守“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價值觀。

當前世界華文文學對中國故事與中國經驗越加重視，家國情懷追隨著“落葉歸根”/“落地生根”中空間與身份的動態轉徙，產生理念與理解的變化推演。家國情懷的持續性與新質性，彰顯了海外華人文學創作者不停歇的文學想象力與不中斷的社會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