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歷史經驗，我們既要堅持“文以載道”悠久傳統，又不能放棄研究者應有的立場和情懷，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觀點的基礎上，對一些司空見慣的問題開展深入的討論，給予重新解說。一些最基本問題，如文學的界說、文學的職能、文學的評價標準等；還有一些重要關系，如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關系與自然關系，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以及文學領域的審美生產與審美消費的關系，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的關系，文學研究與社會現實的關系，堅守文學與拓展領域的關系，文學研究的普及與提高的關系等；更有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屬于審美活動范疇的自由的精神生產，屬于美感范疇的生產的歡樂等，涉及到文學研究的思想原則、學術方法和研究態度等方面，都有待于系統研究。”

黨的十八以來的五年間，文學理論建設方面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最突出的變化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價值得到重新認識，由此引發了對于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的再思考。

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例，2009年我們成立了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研究中心，與全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通力合作，開展了許多活動。2010年以來，該中心主要成員參加了“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的研究工作，是我院參加該工程人數最多的單位之一。同時，積極參與馬克思主義人才隊伍建設，招收“馬克思主義理論骨干人才計劃”的博士研究生，培養了一批新銳的專業理論人才。

2014年，我院實施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創新工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江為會長，牽頭成立了“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同年9月，文學研究所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研究室正式成立。除日常研究外，每年為《中國文學年鑒》撰寫“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綜述”，為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前沿研究報告》撰寫“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前沿報告”。同時，還承擔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壇”秘書處工作，組織召開會議，出版文集。自2016年始，論壇集刊定名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研究》輯刊，每年兩期。《文學評論》還專門設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專欄”，定期刊發本所及國內外學者高質量的研究成果。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同志在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集中回答了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如何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這一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問題，深刻闡述了有關文藝工作的理論、方針、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判斷，是今后文藝理論學科研究的綱領性文件。同年11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人民日報社聯合主辦“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開展積極健康文藝批評”研討會，同時，舉辦首屆“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壇”。與會者普遍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有責任、有義務針對當前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中的重大理論現實問題，組織專家學者進行深入研究，客觀分析，科學回答，及時明確地發出正確的聲音，切實發揮釋疑解惑、正本清源的作用，努力讓文學創作真正回到人民中來，從對市場的依附中解脫出來。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是繼72年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最重要的綱領性文件，具有里程碑意義。文學研究所的第一代學者中，有12人從“魯藝”走出來，他們中的一些人親自聆聽了《講話》，并堅持把《講話》精神貫穿到文學研究的實際工作中。在文學所人心目中，5月23日，是一個重要的節日。這一天，何其芳同志總要在黨報上發表闡釋文章。2013年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以及紀念《講話》發表70周年、2017年紀念《講話》發表75周年，在這兩個重要的日子，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中外文藝理論研究會、中國當代文學學會等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研討會，結合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統一思想認識，取得若干重要的共識。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是五四以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生根的必然結果，為新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指明方向。在新的時代語境下，總結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歷史經驗, 重新認識延安文藝精神建構的當代價值,系統總結共產堂領導下的“雙百”方針、“二為”方向以及“雙創”原則，深入探討文學藝術理論與創作中的“中國經驗”，兩個講話無疑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當代社會正處在急劇轉型時期，在思想理論界，也出現了很多新的思潮，如“消費主義”、“文化主義”、“社會學主義（sociologism）”等等，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方面，主張多元化，去經典化，成為一時風氣，歷史唯心主義傾向有所抬頭。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具有左翼傾向的后現代“文化研究”，從資本主義內部發出批判的聲音。此前，我們曾介紹過盧卡契。近年，他的《審美特性》被全文翻譯出版（徐恒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產生重大影響。盧卡契主張，馬克思主義是關于人的解放學說，認為審美表現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有機組成部分。伊格爾頓《理論之后》注意到文化研究和“理論之后”兩種語境背后的意識形態問題，強調理論和實踐結合的意義。《批評家的任務：與特里·伊格爾頓的對話》（王杰、賈潔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就流亡與救贖主題、藝術想象與歷史想象異同問題、悲劇的意識形態色彩問題展開討論，極富有啟發性。當然，我們也應注意“西馬”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差異。譬如，他們較多地關注與資本主義社會高度發達的商業化、市場化對文化活動的影響，注意到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但是，對于經濟活動中的物質生產關注不夠。

所謂具有左翼傾向的后現代“文化研究”，也成為當前文學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文學研究所也適時承擔院重大課題“新世紀全球化格局與中國人文建設”項目，勇于面對新世紀以來中國文論轉型過程中呈現出來的重大理論問題，系統回應急劇變化中的中國社會文化現實問題，同時，又組織專家，按照類別編選“新世紀文論讀本”，選錄近10年來重要的理論文章。大家注意到，文化研究在給中國文學研究帶來活力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若干負面影響。譬如文學研究歷來所關注的“文學性”，包括審美、情感、想象、藝術個性一類文學研究的“本義”無形中被漠視，甚至被舍棄。由此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如思想史是否可以取代文學史？文學史還有其獨立的價值體系嗎？藝術和審美的底線在哪里？文學研究中的意識形態底線又在哪里？如此等等。這種追問確實值得我們反思。文學理論、文學研究，離不開馬克思所強調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這一發展規律，文學研究工作者必須在堅持這一原則的基礎上，密切注意歷史語境的變遷，找到能有效作用于社會語境的研究旨趣和范式，這樣才能對文學和社會文化的發展起到應有的作用。如果脫離作為歷史唯物主義基礎的物質生產，抽象地討論社會文化現象，過度地強調文化研究價值，很容易將“文學性”泛化，滑向歷史唯心主義的窠臼，最終導致文學自主研究和獨立學科價值逐漸消解，乃至消亡。

總結歷史經驗，我們既要堅持“文以載道”的悠久傳統，又不能放棄研究者應有的立場和情懷，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觀點的基礎上，對一些司空見慣的問題開展深入的討論，給予重新解說。一些最基本問題，如文學的界說、文學的職能、文學的評價標準等；還有一些重要關系，如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關系與自然關系，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以及文學領域的審美生產與審美消費的關系，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的關系，文學研究與社會現實的關系，堅守文學與拓展領域的關系，文學研究的普及與提高的關系等；更有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屬于審美活動范疇的自由的精神生產，屬于美感范疇的生產的歡樂等，涉及到文學研究的思想原則、學術方法和研究態度等方面，都有待于系統研究。目前，我們正在組織研究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對上述問題所有思考，希望能夠在不久的將來問世，就教于學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