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一個地方也有一個地方的文學，這個定律是有道理的。地方性之于文學寫作的重要價值，日益顯著。即便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我看來，也是一種地方性寫作的勝利。它表明，最好的文學，往往不是世界主義的，而是帶著地方的烙印，有著自己的精神根據(jù)地的。

嶺南文學更是如此。

這三十幾年來，嶺南這塊土地引領著中國社會的巨變，同時也接納了數(shù)以千萬計的人移民到這里，社會形態(tài)和過去比起來，已經(jīng)完全不同，文學敘事也必然有了很多新的元素。

比如，過去講嶺南文學、廣味小說，好像離不開西關小姐，騎樓，嘆早茶，今天若只寫這些，就太狹窄了。

（騎樓是一種近代商住建筑，在兩廣、福建、海南等地，曾經(jīng)是城鎮(zhèn)的主要建筑形式。）

今日的廣東，它既有歷史傳承的一面，也有現(xiàn)實變革的一面；既是古老的，也是現(xiàn)代的；既有主流的，也有邊緣的。這才是真實而內在的嶺南。特別是廣州、深圳、東莞這樣的城市，最重要的特質就是市民生活的崛起，一種現(xiàn)代生活形態(tài)正在成型，作家們生活在其中，必然要經(jīng)歷它的光榮與夢想，以及它的混亂和悲傷。

這也形成了嶺南文學新的特點，那就是以日常性為標志的軟性文化的興盛。

在當代中國，這種市民文化、軟性文化，正日益顯示出它的魅力，并漸漸成為文化世界中越來越重要的一元。

廣州就是一個初具模型的市民社會，這是廣州區(qū)別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重要標志之一。廣州不像北京，以政治文化、主流文化為主導，她也無法像北京那樣獲得政治領導權和文化領導權；廣州也不像上海，有那么輝煌的中西交融的文化傳統(tǒng)和貌似高雅的生活習氣，她無法將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有效地延續(xù)到日常生活中去，并使之成為國人模仿的樣板。

廣州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市民生活、務實精神，以及對人性的尊重。這是一個柔軟的城市，是一個自由、松弛、能讓你的身體徹底放松的城市，一個適合生活、但未必適合思考的城市。

? 二 ?

這樣的城市，出現(xiàn)在作家筆下，他們描繪的重點就日益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書寫物質生活的全面崛起；二、表現(xiàn)邊緣人群的生存狀態(tài)；三、呈現(xiàn)具有現(xiàn)代特征的變化中的嶺南精神。

先說物質生活。

物質的力量是現(xiàn)代社會最為重要的力量之一，它在迅速改變現(xiàn)代人的內心和生活。嶺南作為中國經(jīng)濟最為發(fā)達的區(qū)域之一，已經(jīng)開始體會迅速崛起的物質對一個社會的影響和改造。所謂的物質生活，當然包括我們常說的吃、喝、玩、樂，廣東人重視這個，看起來庸俗，也符合人性的需要。

但也應看到，物質的膨脹，將改變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固有關系。看起來是物質的變化，它的背后，其實改變的是人的精神。

物質里也蘊含著精神，這是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的。

物質既讓人愉悅，也讓人感到受壓迫。我感覺，廣東年輕一代的作家，有效地寫出了物質本身這一復雜的力量，并見證了物質生活是如何成為嶺南的主流生活的。典型的，如小女人散文、新副刊文體等，都發(fā)軔于廣東，這些是嶺南文學的新優(yōu)勢，但在傳統(tǒng)的文學類型上，比如小說、詩歌的寫作上，這種軟性的對物質的書寫，也可能造就一種缺乏血性和深度的寫作狀態(tài)，比較溫吞，沒有沖擊力。

應該承認，廣東很多作家的話語方式還顯得陳舊，在藝術上也缺乏走極致的勇氣。本雅明說，“寫一部小說的意思就是通過表現(xiàn)人的生活把深廣不可量度的帶向極致”，走向極致，拒絕妥協(xié)，這是一種令人尊敬的寫作精神，然而，這種精神，也正在被一種柔軟的日常生活所吞噬，這反應在廣東作家的寫作上，就成了一種矛盾。

再說邊緣人群。

廣東有大量的移民，他們從外地來廣東生活、工作。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移民在一開始必定是邊緣人群，移民生活也必定是一種邊緣生活。當然，邊緣人群很多也會奮斗成為主流人群。

但在廣東，永遠有著大量的邊緣人群，那么多的城中村，住著那么多的打工者，還沒有站穩(wěn)腳跟，過著動蕩、不安而又充滿干勁的生活，這些人，是最有故事、最有活力的一群，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所暴露出的希望和絕望，快樂和悲傷。

你可以說他們是邊緣人，是弱勢群體，但他們也是轉型期的中國前進的主要力量。通過他們，可以發(fā)掘出許多新的文學經(jīng)驗。比如王十月的《無碑》《國家訂單》，鄭小瓊的《黃麻嶺》《女工記》，丁燕的《工廠女孩》等作品，就有意記錄這種現(xiàn)實，他們的寫作，是生活在廣東的邊緣群體極好的精神傳記。

至于變化中的嶺南精神，這和廣東擁有了一大批新移民密切相關。比如剛才說到的邊緣人群，他們的苦惱、壓力、困惑、甚至絕望，是現(xiàn)代生存經(jīng)驗重要的組成部分。

所謂的現(xiàn)代經(jīng)驗，不僅是指享有現(xiàn)代的生活和物質，還得承認現(xiàn)代的困境——精神性的困境。現(xiàn)在的廣東，有樂觀，也有悲觀，有希望，但也有絕望。而在過去嶺南文學的經(jīng)驗里，悲觀和絕望是幾乎缺席的，作家一講到嶺南，就想到民俗、美食、西關美女呀，人性化的生活圖景呀，等等，過于古典了。

現(xiàn)在的嶺南呢，發(fā)生了變化，原有的還保留著，但新質的現(xiàn)代性的精神困境也必須面對。

? 三 ?

只有意識到了這一變化，才能寫出真正健全的嶺南。

這跟嶺南的歷史演變和文化傳承有關。北京、上海的歷史傳承，一直以來都是有緊密的延續(xù)性的，嶺南的歷史傳承卻顯得比較薄弱。也就是說，現(xiàn)在的廣東和以前的廣東是兩回事了，甚至可以說發(fā)生了巨大的斷裂。

當下的廣東，其文化主體已經(jīng)不是本土的廣東人，而多是從外地來的人。也就是說，古老的廣東并沒有多少東西是傳承到現(xiàn)在并一直還影響現(xiàn)在的。北京有老舍、王朔等人，上海有張愛玲、王安憶等人，他們的書，至今還擺在書店的醒目位置。廣東沒有這樣的文化榮幸，僅有的幾本被廣東人老掛在嘴邊的本土“名著”，也只是影響了上一代人，在新一代嶺南人那里幾乎沒有任何影響。

比如像楊克、肖建國、田瑛、鄧一光、艾云、薛憶溈、南翔、張欣、熊育群、陳啟文、盧衛(wèi)平、盛可以、魏微、王十月、李傻傻、吳君、塞壬、王威廉、徯晗、蔡東、龐貝、徐東、丁燕、馬拉、舊海棠、郭爽、鐘二毛等一大一大批作家，都著力于書寫各自在廣州、深圳等地的生活經(jīng)驗，敏感于時代的變化。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書寫來呈現(xiàn)當下社會現(xiàn)實中的種種問題，借助文學這一樣式來完成城市文化身份的建構，進而表現(xiàn)出這些城市的精神氣質。

我以為，這些作家已經(jīng)構成了嶺南文學最重要的書寫力量，也為我們重塑了一個文學嶺南的形象。

這一點，在詩歌寫作上體現(xiàn)得更為明顯。從詩歌寫作的人口和詩歌活動的熱度而言，大家都說廣東是詩歌大省，這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楊克主編的《中國詩歌年鑒》、黃禮孩主編的《詩歌與人》、萊耳創(chuàng)辦的“詩生活網(wǎng)站”，在詩歌界都成了極為重要的符號。以這三個陣地為中心，廣東活躍著一大批詩人，他們也組織了很多有意義的詩歌活動。

有人說，廣東這地方務實、世俗，缺乏詩意，也產(chǎn)生不了好的詩歌，很顯然，這是文化偏見。詩意在哪里？其實就在日常生活里，就在那些渺小的人心里。詩歌并非只與天空、云朵、隱士、未來有關，它同樣關乎我們腳下這塊大地，以及這塊大地上那些粗礪的面影。廣東的務實與寬容，有效地抑制了詩人那種不著邊際的幻覺，廣東的詩人們聚在一起，不是高談闊論，而是很實在地寫作、表達、生活，這是一種更為健康的詩歌氣氛，它使詩歌落到地面上來了。即便是那些外地來到廣東定居的詩人，時間久了，也會慢慢融入到這種現(xiàn)實中來。

一個地方的地氣，必然會滋養(yǎng)一個地方的寫作。或許，正是因著這種滋養(yǎng)，使得嶺南的文學寫作，有著比別的地方更精細的經(jīng)驗刻度，以及更誠實的面對當下現(xiàn)實的心靈。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歷史與現(xiàn)實、本土作家與移民作家如何結合和互動，這依然是一個新的課題，值得生活在嶺南的作家們思考。

盡管這片土地貢獻了極為豐富而復雜的經(jīng)驗，但廣東作家卻還沒寫出真正大氣、厚重的作品與之相配，可見，任何新的經(jīng)驗都需要長時間地去咀嚼和消化，任何一種新的文化形態(tài)的建立，也都要凝聚好幾代人的努力。因此，一個新的文學嶺南正在建構之中，但她已呈現(xiàn)出來的新異面貌，同樣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