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我以現實主義的文學標準作為自己的指導：寫現實題材，寫時代之變，寫當下中國人的愛與痛，寫現世里的滄海桑田。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的文學訴求乃至美學追求也變得越發清晰，歸根結底還是希望能夠寫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既“貼著人物寫”，又能發現人物與時代之間的勾連關系，從而以具體人物入手，講出專屬于我們今天的中國故事。我參與編輯的《當代》雜志也是一本堅持現實主義立場的文學期刊，它的辦刊宗旨就是“文學記錄中國”。上述觀念都是前輩們反復強調過的，甚而在有些語境下稍顯陳舊，但我本人似乎并沒有因為文學方面的創新愿望而心虛、焦慮過，這想必是因為我信任自己所處的國家和所處的時代。我相信，當下中國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巨變，是能夠為自己這種風格的寫作提供無窮無盡的寶貴資源的。比起內涵之新，形式之新已經是末技，比起文學所應負擔的社會責任和歷史責任，文學內部的種種流變也僅僅是它的“內部問題”。

然而寫作能力有限，思考能力也有限，在寫作中真觸及到與宏觀社會、歷史相關的大問題時，又總會感到力有不逮。我想，這還是由于閱歷和學習的不足，使得我對今天中國所處的時代缺乏總體性的把握。何為中國？何為當下中國？在世界中的中國何為？當下的中國人又當何為？這些問題會在一定程度上作為現實題材寫作的終極問題出現，然而作家的長處在于敏感，他們能把生活中鮮活的細節呈現出來，但他們卻又往往沉溺在細節之中，從而喪失了把握總體時代的能力，時而流于偏激，時而流于矯情，時而又很不負責任地用自己的情緒和感想去替讀者一葉障目。如何在寫作中完整、客觀地呈現、認識所處的那個中國，這對于任何時代的中國作家而言，都是永恒的問題，但這樣的問題似乎又注定無法從文學內部找到答案。能否獲得對時代的宏觀、高屋建瓴的認識，我想這也是我們這代人在文學寫作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基于上述問題，我想黨的十九大精神對于我們這代作家而言，有著格外突出的啟迪和指導意義。首先是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重大判斷，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尤其是近些年，也許有朋友已經意識到，經過改革開放數十年的奮斗，中國社會的變化已經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節點，中國人所處的社會狀況以及相應的社會關系、社會矛盾也與以往有了重大不同。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判斷，相當于把那些人人心中有而人人筆下無的客觀感受第一次明確而系統地表述了出來。以此作為參照反觀新時期文學的那些經典作品無不是作家對自己所處、所經歷的時代做出的鮮活并且鮮明的記錄，那么新的時代又將如何講述，新的時代又將催生怎樣一種新的文學，這是擺在每一個正在寫作的作家，尤其是年輕作家面前的重大課題。前輩的優秀作品提供了文學范式，而書寫時代只能由對時代最有感知力的一群人來共同完成。另一個讓我深有感觸的，是習近平總書記發出的書寫中華民族新史詩的號召。明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這40年的中國本身已經構成了一部波瀾壯闊的歷史，中國人為了追求美好生活所做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不懈努力以及飽嘗的艱辛，其實與中國人在過往歷史中所做的任何一次抗爭和奮斗同樣可歌可泣。這樣一部活生生的、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史詩擺在面前，我們是否能夠寫好它，不辜負它？是因為自己的能力有限、膽識不夠而眼前有景道不得，還是因為自己已經脫離了生活而放任自流地尋章摘句斷章取義？我想這也是擺在每一個正在寫作的作家，尤其是年輕作家面前的重大課題。從我自己而言，我愿意做一個生活中的作家而非書齋里的作家，愿意做一個替別人發聲而非自說自話的作家，更愿意讓自己的寫作與中國的現實發生緊密的聯系，但又知道這個過程中要有很長的路要走，更知道必須不斷與同仁們共勉、互相促進，乃至于對自己毫不留情地自省，才能讓自己在這條寫作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從這個角度來講，砥礪前行確實不是一句套話。

最后還是想與大家分享沈從文先生的一個說法。他把文學分成“思字出發”和“信字起步”兩種，做出這樣的區分，想必也與他當時所處的特殊時期與特殊境遇有關。而對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的人，或許可以從更新的角度來理解思與信的關系。相信數以億計的普通的中國人正在把一個泱泱大國變得越來越好，這是信的基礎；而在一個紛繁多變的時代保持清晰的觀察與客觀的心態，這是思的前提。惟有深思才能真信，心里有信才不至于空思，我愿意對當下的中國，當下的時代同時保持著思與信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