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傳》英譯本第一卷將面世，這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據悉，英文版《射雕》（以下簡稱《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倚天屠龍記》）將以三部、九卷的形式陸續出版，這不得不說也是中國當代文學譯介的一件大事。當然，金庸小說英譯本，早已有之，數年前，《書劍恩仇錄》《鹿鼎記》《雪山飛狐》分別由牛津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但印數有限，主要供學者研究之用。此次《射雕》英譯，則是面向普通大眾，且將三部連出，出版方更將其描述成“中國的《指環王》”，其雄心可見一斑。

《射雕》與《指環王》的確頗多可比之處：場面宏大、人物眾多、奇思妙想，有貪心、有雄心、有善念、有邪惡、有愛情、有友情……細細比較，武俠《射雕》與奇幻《指環王》，又有著截然不同的內核。

俠，在英文中常譯作“swordsman”（劍客），武俠小說則被稱作“cloak and dagger novels”（斗篷與匕首小說）。清末著名武俠小說《七俠五義》，英文譯作Seven Heroes and Five Gallant（七位英雄與五位勇士），書中的俠義之士，被稱作“chivalrous heroes”（有騎士風度的英雄）或“gallant heroes”（勇敢的英雄）。今天的英語世界，雖已接受“Wuxia”這個名詞，但，這個許多西方人永遠無法讀對的詞，含義仍然模糊；顯然，“有關武術的一種小說”，或者“有關武術和騎士風度的一種小說”這樣的解釋是不能抓住其內核的。

中國人有“俠”情，且認為“俠”可以超越文化邊界。西方文化中亞瑟王的圓桌騎士、羅賓漢式的綠林英雄，以及風靡當下的銀幕上的超級英雄，在我國都有“俠”緣。西方文學、影視作品，傳入我國后亦常被冠以“俠”的稱號——《三個火槍手》變成《俠隱記》，《巴黎圣母院》變成《鐘樓駝俠》，《彼得·潘》變成《小飛俠》……

臺灣導演楊德昌經典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少年幫派大哥Honey說過一段有趣的臺詞：“我在臺南，無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幾十本武俠小說，后來，我叫他們幫我去租最厚的武俠小說來看……《戰爭與和平》。其他的武俠書名都不記得。只記得這一本。”連托爾斯泰的著作，都被歸入“武俠”，且在“江湖大哥”看來是最好的武俠，可見“俠”的覆蓋面之廣闊。

借著金大俠的巨著進入英語國家大眾閱讀者視野之際，我們不妨說一說到底什么是武俠。

俠不是騎士，他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騎士，還是武士，都是某種權威——往往是封建領主——給予的一種身份。而俠，非身份，亦非職業。俠，其實是一種態度、一種行事方式。

司馬遷在《游俠列傳》中說，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實太過理想主義。在筆者看來，俠不見得真有如此偉大，反倒是韓非子的話更為直接，“俠以武犯禁”。俠，是一種無視“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壞，這種“無視”也自然是雙刃劍，是一種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據《說文解字》，“俠”字部，“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游俠……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甹也。”“甹”與“俜”同，有“輕財”之義，財可俜，命亦可俜，輕財輕命之人，多孤單、潦倒，故有“伶俜”一詞。憑一己之力，輕財輕命，自斷是非者，謂之“豪俠”。

俠講究的是快意恩仇、豪放不羈。這種豪放，既可以如李白《俠客行》中所吟詠的，“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亦可以如《笑傲江湖》所描繪的，不貪高位，不懼追殺、不戀親情，只愿與知己合奏一曲《廣陵散》；更可以如英國畫家威廉·布萊克那樣以一介老叟之軀對抗蠻橫挑釁的大兵——據記載，他竟然將大兵推推搡搡一直趕到對方兵營；后來布萊克還被大兵起訴，上了法庭。

俠講究的是快刀斬亂麻式的爽快。蕭伯納戲劇《圣女貞德》中，面對“職業軍人”們各種掣肘、推諉、躊躇，貞德不屑地一揮手，長矛指處，就是勝利。王家衛電影《東邪西毒》中，洪七收了貧女一個雞蛋后，沖入王府殺了一眾刀客，為貧女的弟弟報了仇，自己則在交戰中被削掉一個手指。歐陽鋒問洪七，“為了一個雞蛋，失去一個手指，值得嗎？”洪七說，“不值得，但我覺得痛快！”歐陽鋒是收人錢財，替人解決煩惱，他不是“俠”，他只是個會武功的商人。洪七是俠，他做事的原則不是“付出與回報是否對等”，而是，做這事，心里是否“痛快”。 相比之下，《史記·刺客列傳》中所載諸人，不論如何英勇、忠義，都算不得“俠”，因為他們把做事看作一種工作，工作，講究的是按勞取酬，不管是修腳還是殺人。雖勇猛如聶政，忠義如豫讓，慷慨如荊軻，依然稱不得“俠”。

俠講究的是一份擔當。《世說新語》“德行第一”中有個著名的王朗與華歆乘船的故事。二人乘船，岸邊有人求搭船，王朗欲行個方便，而華歆先是拒絕，后依從王朗，讓此人登船。后追兵乘船至，王朗欲迫使此人棄船，而華歆則堅持要載此人渡過河去——不收留對方，是恐怕沒有能力收留；一旦收留了，就不能再中途放棄。這就是擔當，也是俠義精神的重要體現。在徐克電影《七劍》中，被清兵追殺，身受重傷的傅青主，對無助的村民們說，“上天山，找幫手！”為什么天山上的劍客要幫助素不相識的傅青主和村民們？因為他們是有擔當的俠。電影《佐羅》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總督之職并化身蒙面俠佐羅行俠仗義，解救被欺壓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種擔當。

約翰·多恩曾寫下那段著名的文字，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可以自全，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整體的一部分……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它就為你而鳴。”在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中，美國人羅伯特·喬丹原本是西班牙語教師，但卻放棄教職，與許多同他一樣的熱血青年一起，趕往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戰爭，最后把一腔熱血灑在這片與他“并不相干”的土地上。其實，哪有什么是“不相干”的呢？“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這就是擔當吧。

《道德經》有云，“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補有余”。俠客所做，雖常不合禮法，卻也常有“替天行道”的味道。太史公說，俠之行事往往“不軌于正義”，意即，“不合于道德法律準則”；然而，一般認知中，“俠義”兩字，連接得又最為自然。蓋俠之行事，固不以“道德法律”為準繩，卻有自己的一番“義理”：小到遵守一句承諾，大到解救天下蒼生。羅賓漢這樣劫富濟貧的英雄自不必說，有時候就連“文弱書生”也可以扮一下豪俠。前文“江湖大哥”提到的《戰爭與和平》中的皮埃爾，原本是個被俗事、婚姻、書本和宴會催肥了的“無用書生”，但是拿破侖大軍壓境，莫斯科的有錢人、有權人以及有力之人都跑了，他卻要單槍匹馬去刺殺“暴君”拿破侖。且不論其成功之可能性多么微乎其微，其解救“黎民蒼生”的這個舉動，便夠得上豪俠了。

俠，其實很少存在于武俠小說所熱衷描繪的江湖門派中，因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組織”，而不是“豪俠”的聚集地。“千秋萬代，一統江湖”，與其說是武俠的宏愿，倒不如說是野心家的夢想。如果說《鹿鼎記》《書劍恩仇錄》中的幫會還有個“反清復明”的宏大目標，則《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門派的紛爭，則更是把“江湖”這個會黨互相傾軋的修羅場，揭露得淋漓盡致了。這時，武俠小說其實等同于黑幫小說。反過來，黑幫小說，比如《教父》，若是變一變場景，也就成了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雖妙，但其對大眾的影響力顯然還是不敵武俠片。而說到近年來有世界影響的武俠片，則不得不提《臥虎藏龍》與《黑客帝國》。特別是后者，讓人們看到一部沒有“斗篷與匕首”，甚至少有中國面孔的電影，仍然可以那么“武俠”：一群身懷絕技的黑客，把“犯禁”做到極致，挑戰了所有人類認知的真實性，挑戰了所有權威，甚至挑戰了“俠”的自我——影片以終極高手尼奧的自我毀滅，來達到敵我雙方矛盾的暫時解決。

中國武俠小說隨著“金、古、梁”三位大家或封筆，或離世，而漸趨銷聲匿跡；更為可惜的是，近年來，中國武俠片勢頭亦漸弱。西方之俠，卻風頭正勁，蝙蝠俠、蜘蛛俠、鋼鐵俠、閃電俠、神奇女俠……一眾奇俠不僅在各自電影中大顯神通，更時不時地聯合作戰，《復仇者聯盟》《正義聯盟》，等等，讓觀眾應接不暇。

其實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文學藝術作品中的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們。他們是正義的化身，他們代表著善良，勇敢，不畏強權，不慕金錢，他們有著常人所沒有的本領、勇氣和責任感。他們能為人們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難之中。他們身上，寄托著人們善永遠打敗惡、正義永遠主宰世界的希望。在電影《猛龍過江》的結尾，胖子看著遠去的唐龍說道，“在這個有槍有炮的世界，唐龍走到哪里，都需要福星高照。”，我們也祝愿文學藝術作品中那群飛檐走壁、裂石開碑的俠客們，能“戰斗”得更長久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