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奧爾巴赫在《摹仿論》里引用圣約翰·歐文在《莎士比亞全集》里的序說，“在這里我們要談談古希臘悲劇和伊麗莎白時代悲劇之間的巨大差別：古希臘悲劇是一種人為安排的悲劇，人物角色不起決定性的作用。它們的角色無非是按照為它們安排好的行動去死。然而，伊麗莎白時代的悲劇則是直接源于人的內心。哈姆雷特就是哈姆雷特，并不是一個變幻莫測的神迫使他走向悲慘的結局，而是他內在的氣質使得他別無選擇，只能走向這種悲慘的結局。”我理解這位批評家的意思是，古希臘悲劇的是行動，而對莎士比亞來說，重要的是人的內心。之所以曲里拐彎引用這一番話，是因為坐困書齋的我欣喜地發現，2017年的長篇小說，被鏗鏘有力的行動所主宰。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這個時代，或許人人都仍然還是哈姆雷特，但是，至少在小說中，這些哈姆雷特們已經行動起來了，他們的行動并非出于某個不靠譜的神靈的授意，而是完完全全來自于他們的內心。行動富有激情，行動承載思想，行動決定命運。在長篇小說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行動的力量所打動，在文字中與行動共情。

行動即正義

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偵查處處長侯亮平面對陳海的死亡，天然就具有了行動的正義性與合法性：從政治秩序的角度看，侯亮平負有重新修補破損的政治秩序，令其重新回復堅固和清潔的職能；從個人情感角度看，作為陳海的同學、同事和好友，侯亮平有責任為其報仇，并完成他未竟的使命。事實上，行動并不是一個人的行動。在現實生活中，這是一個政黨聲勢浩大的自我凈化的行動。侯亮平的行動，是這個政黨行動的戲劇化、文學性的表現方式，所謂“道成肉身”。而行動的依據，恰恰來自于小說的名字——“人民的名義”。讀者也好，觀眾也罷，絕不會將侯亮平的故事僅僅解讀為個人的故事，相反，這部小說和電視劇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是因為讀者看到了這是時代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書寫者和閱讀者共同完成了行動，并各自賦予這一行動以意義。

是的，在政治秩序中，每個人都要慎重考慮行動與行動帶來的后果。或者說，正是在政治秩序中，行動被放大，具有了沉甸甸的意味。在楊少衡的《風口浪尖》中，一開篇，張子清就面臨嚴峻考驗，是以身犯險，承擔起本不需要他承擔的責任還是閃躲過去？正如論者所指出的，“楊少衡始終把視線聚焦于試圖有所作為的基層官員在官場生態環境中所遭遇的兩難選擇以及由此導致的諸種發展與精神困境。”當我們一步步走進張子清等基層官員的心靈深處時，我們愈發理解了他，所以，當他選擇以人民的利益為重時，我們對他的敬意油然而生。這是極為艱難的一刻，行動向我們展現了它自身。

與楊少衡同為福建作家的須一瓜對臺風也有類似的敏感。她的故事發生在臺風肆虐的時刻，小說就叫《雙眼臺風》。傅里安是行動派，當他認定了當年辦理的案件存在諸多疑點時，他毫不猶豫地行動，必須要尋找遲到的正義。美女神探鮑雪飛也是行動派，她必得千方百計阻止案件大白于天下。于是，行動與行動撞擊成璀璨的火花，我們像看兩大高手對決一般，被行動搞得眼花繚亂。但無論如何，我們相信行動的正義終將到來。這給予了我們極大的安慰。

行動即自我

有的時候，我們說不清，我們的行動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或許是一個意外，一件事情發生了。那么，到底是行動之后的“我”是真實的“我”，還是行動之前的“我”是真實的呢？這真是一個無解的難題。魯敏的《奔月》就講述了“逃離”這一行動所改變的“自我”。那么，借車禍而來的逃離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呢？在一次研討會上，有人問出了這樣的問題。事實上，魯敏早就在小說中揭開了謎底：“出游是偶然的，更改路線是偶然的，車禍是偶然的，被拋到車子下方而非上方，那勾人魂魄的黑水，包括被黑水所吞咽的女人，皆是偶然的。還是說，這一切，只是披著偶然的外套，其實就是頑皮的必然性之本身？……事情后半部分的走向，并非像買一根棒棒糖那樣只是臨時起意，事實上，它們一直埋伏在她體內。從小到大，她都能感覺到那份逃逸的欲望，跟她的身體一起發育成長，好比長期的生理儲備。”也就是說，看似偶然的逃離行動，其實還是必然。于是，我們看到小六從她原本的生活里滑落出去，在烏鵲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生活，與之前的生活甚至別無二致。而她之前的生活秩序，仿佛有著慣性般自然而然地合上了，就像不曾有過小六這個人一樣。也就是說，是逃離讓小六成為了小六，也是逃離讓小六失去了小六。聽上去有些拗口，但這確實是魯敏在《奔月》中所揭示的生活真相。

如果說，小六的行動一度給她的親人們帶來種種困擾和不解，同樣為他人的行動所困擾的，還有梁光正的孩子們。在梁鴻的《梁光正的光》里，她刻畫了一個執著于尋親的父親形象。這個父親熱衷于講述，更熱衷于行動本身。他發動他的兒女們與他一起行走在路上，尋找散落在原野的親人們，尋找關于過去的閃亮記憶，其實也就是尋找他自己。梁鴻在“后記”里動情地說，“我和他一起下地干活，種麥冬種豆角種油菜，一起逃跑挨打做小偷，一起尋親報恩找故人。我揣摩他的心理。我想著他如何在荒涼中廝殺出熱鬧，在顛倒中高舉長矛堅持他的道理，看他如何在無限低的生活中，努力抓獲他終生渴望的情感。”，那一刻，我也被深深打動了。我們所有的行動，逃離也好，尋找也罷，其實都是在一筆一劃地描摹那個蒙昧的連我們自己都不甚了了的“自我”。這個“在生活的暗處生出光來”的梁光正，其實是在以種種啼笑皆非的行為確證他自己。

石一楓的《心靈外史》名為“心靈”，其實也是一個關于“行動”的故事。大姨媽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幾十年，幾乎趕上了每一個關口的變化，親身體驗了在每個重要變化發生之時生活的混沌、無序，這么說吧，她應該算得上是變化所付出的“代價”。從北京到河南，從國企職工到分享艱難，從陷入傳銷的泥沼到轉信基督教，結婚，生不了孩子，離婚，這就是大姨媽一生的簡史。在許許多多人通過變而變得更好的時候，她被遠遠甩在后面。每一次，她都努力想跟這個時代同步前進，但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直到陷入絕望。大姨媽一直在行動著，但似乎她的每一個行動都無不讓人扼腕嘆息。她剛一出場就是氣功大師的忠實信徒，當還是孩子的楊麥都明明白白表示“不信這一套”時，大姨媽仍然執迷不悟，楊麥的父母更是認為大姨媽腦子壞掉了。到傳銷階段，楊麥歷經千難萬險，在傳銷團伙里臥底找到大姨媽，想要帶她逃離這一切的時候，大姨媽卻堅決不愿配合，甚至讓楊麥差點丟了性命。為什么對于顯而易見的事實，比如氣功、傳銷，大姨媽這么個好人卻執迷不悟呢？小說中，石一楓不時讓大姨媽向楊麥，也向讀者傾訴，以期讓我們理解她——“我的腦子是滿的，但心是空的，我必須得相信什么東西才能把心填滿。你說人跟人都一樣，但為什么別人可以什么都不信，我卻不能？我覺得心一空就會疼，就會孤單和害怕，我好像一分一秒也活不下去了，好像所有的日子全都白活了，好像自己壓根兒就不配活著……我就想，信什么都無所謂了，關鍵得是先找個東西信了，別讓心一直空著……”石一楓似乎在說，如果行動沒有充滿智慧的心靈作為向導，就會陷入一團混亂之中。或許是吧，我們在大踏步地行動之時，或許應該先成為一個思想者。

行動即命運

與《人民的名義》一樣，嚴歌苓的小說《芳華》因為被搬上銀幕而成為人們熱烈討論的對象。小說和電影的名字都叫做“芳華”，仿佛指向一代人潔白的青春，或者更為遼遠，指向社會主義精神遺產，但如果我們記得這個小說曾經叫做《你觸摸了我》，英文名還叫做“you touched me”，我們大概可以理解，這部小說其實是關于行動及其后果的——一次“觸摸”事件所帶來的不同的命運。這個叫“劉峰”的男兵在行動中不折不扣地沿著“雷鋒”的道路前進著，眼看著他也在收獲雷鋒的命運。然而，他遭遇到了愛情。這愛情主導著他，讓他發生了“觸摸”事件，轉眼之間，一切都不同了。嚴歌苓殘酷地認為，好人是不會得到愛情的。在感情的疆域，“好人”常常意味著乏味、無聊，無法喚起強烈的對等感情的人。說某人是好人，往往意味著你不想同這個人發生能量交換，不愿意回應他的感情。進一步，嚴歌苓將“我們”對好人的愛無能與“我們”對好人的認知聯系起來。于是，像劉峰這樣的好人在邏輯上陷入了兩難境地，要么，他一切都是虛偽的，都是在裝作像一個好人一樣生活，那么，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偽君子。在我們的現實語境中，偽君子甚至比不上真小人。如果他一切都發自內心，是真實的，那么，他就是神一樣的存在。而神是不會被認為是我們中的一員，更遑論與之產生感情。這就注定了，好人不會為劉峰的愛情帶來加持，助其成功，反而會令其一敗涂地。

任曉雯的《好人宋沒用》中的宋沒用終其一生都在為一件事而努力，那就是“活著”。宋沒用的生活穿越了動蕩不安的歷史，但并不開闊。相反，她的生活就是局限在她與身邊少數幾個人的交往之中。而這少數幾個人，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她的親人。對于她的親人，不管那些人怎么待她，宋沒用有一股子自虐般的犧牲精神，仿佛她活著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讓她的親人活下去且活得好。是啊，宋沒用的世界就那么大，周邊擠擠攘攘的都是她的親人，父親、母親、哥哥、兒子、女兒。她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他們，哪怕自己過得不好，也要盡自己所能讓他們過得好一些，盡管她的力量是那么微弱。這是宋沒用最樸素的人生哲學。而這人生哲學的基礎又是如此簡單——她和他們之間，血脈相連。她在他們身上，看到她自己。

或許，在歷史風云變幻的關口上，我們對行動之于命運的關系會看得更為清楚吧。葉兆言的《刻骨銘心》中，三個女人與他們的情感、婚姻的經歷和歷史牽連在一起，也和南京城的文化性格和表情連在了一起。其中，麗君寫得最有聲有色。這是一個時代新女性，時代流行什么，她就沖在時代前沿。她接連嫁了三個男人，革命者亞聲、亞聲的刺殺對象、首都警官學校的校長馮煥庭，在汪偽、中統和共產黨之間不斷改換旗幟，見風使舵的何為，最后麗君在凄苦的境地下死去。麗君的表妹碧如，相比之下生活就平淡很多，碧如的丈夫希儼一直是生活的被動接受者，被時代的潮流沖到這兒或那兒。希儼的愛慕者秀蘭突然成為女明星，嫁給了戲劇家俞鴻之后又分手，嫁給了一個平民，過上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動蕩不安的，對于他們而言都是刻骨銘心的。這是時代贈予他們的禮物。

在李亞的《花好月圓》中，對李娃來說，誤打誤撞來到上海灘或許是一個偶然，但這個懵里懵懂的行為改變了他的命運。對于大小姐的癡戀簡直就是李娃的信仰，這不是偶然，是必然，他必將在命運的點化下出生入死，馬革裹尸。他必將在歷史的書頁中獲得自己的名字，也獲得自己的命運。

這是屬于行動的2017年，我們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或悲壯或可笑或荒誕或無趣的行動。我們在行動中出發，也在行動中抵達。是行動讓我們成為我們，也是行動讓2017年長篇小說成為生動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