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我在福州剛剛參加了第三屆閩派批評的論壇，“閩派批評”這個命名，據說源自王蒙在一九八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他基于當時很多批評家是福建籍的情況，說閩派已經形成了和京派、海派三足鼎立之勢。

王蒙的說法有一定的依據。

確實，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批評界，閩籍的批評家占據了半壁江山。今天為什么重提閩派呢？我想一定是有緣由的。重提不完全是為了追憶八十年代閩派的輝煌，主要在于焦慮后繼乏人。我們曾經輝煌過，以前曾經闊過，現在沒什么人了，閩派在全國有影響力的年輕人比較少了。有了這個焦慮，就會希望通過流派概念的重提或者群體的聚集，形成一種氛圍和契機，以帶動更多的人接續這個傳統。

這肯定是一件好事。

“粵派批評”應勢而生，也有它值得分析的原因。長期以來，廣東經濟總量全國第一，媒介又比較發達，但文化話語權一直不夠，這也成了廣東一些文化人或文化主管領導的焦慮。廣東文化的特點是比較松散，各人干各人的。沒有概念的凝聚，沒有一些特殊的契機，團體的力量不容易昭示出來，這也是事實。

文化焦慮有時可以催生文化的發展。就好比上世紀九十年代，大家感慨于長篇小說創作現狀有點弱，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提發展長篇小說，到現在，據調查，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多達八千部，僅一年的長編小說的出版量，就超過了“十七年”時期的好幾倍。因此，文化焦慮會使得大家想做一點事情，“粵派批評”的提出，是不是跟這個語境也有一點關系？

對這個概念的提出，我有三點感想。

第一，“粵派批評”的提出有它的基礎和合理性。

人才的出現和地理之間的關系是不可否認的，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文化氛圍，對那個地方人的性格、學養的塑造是有很大關系的。梁啟超專門做過關于人才地理學的研究，按照他的觀察，北宋以前，人才主要以黃河流域為中心，以軍事人物為主；清中葉以前，人才主要以揚子江流域為中心，以文化教育類的人物為主；到了鴉片戰爭之后，近代以來，人才是以珠江流域為中心，以實業人物為主。近代以來的很多實業，都是在廣東創辦的。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在實業方面的成就也非常顯著，很多大企業都是從廣東起步的。

這種概括當然非常粗疏，不一定經得起推敲，但確實從一個側面說出了人才與地理之間的關系。高原適合于畜牧，平原適合于農業，濱海、河渠適合于商業，所謂苦寒之地的人比較會打仗，溫熱之地的人比較重文化，這些大的概括并不是全無道理。一個地方會產生一種性格、一種學養的人，是有一定的理據的。

但隨著時代的變化，尤其近些年來，人才遷徙的便捷、頻繁，廣東作為全中國匯聚不同人群最多的地方，地域性的特征慢慢就變得不那么明顯了。在這樣的背景下，要概括出一個新的文化群體的特點是很難的。我們現在所羅列的粵派批評的人才，本身就是來自五湖四海、全國各地，他們必然帶著自己的口音、記憶以及各種文化積存來到廣東，這些東西也必然會參與到廣東的文化創造之中。

因此，以地理邊界來描述一個地方的批評面貌，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大家也沒必要對這樣的概念過于執著，它只是一說而已，目前無法作出嚴密的論證的，你過分當真，就會發現這樣的概括有時漏洞百出，很難自圓其說。

第二，粵派批評有自己鮮明的特點。

剛才說，珠江流域主要是出實業人才，而但凡做實業的，都比較重視面對具體的問題，解析具體的現象，照著自己設定的目標去做，一步步走，踏踏實實，不太迷戀空談。這個特點是鮮明的。

粵派批評中，非常顯著的是文學史家集中，如果按籍貫和工作地算，洪子誠、溫儒敏、楊義、陳平原、陳思和、黃修己、饒芃子等人，都和“粵”字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書寫的半壁江山都和廣東有關。重歷史、重資料、重實證，這些都是文學史家最重要的特點，比如洪子誠老師是做文學史研究的人，他不單文學史做得具體、仔細、肯切，人也很實在，給人一種非常務實的感覺。

這種務實，是廣東人的一大優點。

廣東人喜歡面對具體的事情，埋頭苦干，崇尚“實學”，這是好事。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過分崇尚“實學”，有其優長，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做實業，可以一味地務實，可做理論和批評的研究，就要看到，它既是“實學”，也是“虛學”，甚至很可能還是一種充滿奇妙之思的玄學。如果理論研究太“實”了，沒有一點務虛、超拔、不切實際的神思，這種研究必然會面臨很大的局限。

為什么這些年廣東提不出大的理論，沒有大的理論構想，領不了思想風潮，甚至從來沒有想要引領理論和批評發展趨勢的氣魄？我認為，它跟廣東過分重視“實學”，缺一點“虛學”的氣度和情懷大有關系。理論批評是思想和精神的創造，但凡思想精神方面的創造，想要有新見，還是要有一點務虛的、天馬行空的、胡思亂想的、甚至有些不切實際的玄妙之思的驅動，沒有一種孤獨的、獨與天地共往來的哲思，全部心力都撲在材料上，甚至被材料所淹沒，恐怕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尼采說，歷史感和擺脫歷史的束縛同樣重要，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這一點，尤其值得廣東學人重視。

第三，強調流派的同時，仍然要重視個體的意義。

精神創造更多是源于個人的省思，流派能不能助力其發展呢？當然可以。尤其在一個人的上升過程中，需要被團體容納，需要有合力，需要有群體對他的肯定和推動。但任何理論創造和批評實踐都是個體的，個體的意義至關重要，我們不能因為有了“粵派批評”這樣的大概念就對那些個體的努力大而化之。

精神創造這事很有意思，有時一個人的高度就可以提高一個地區的文化高度，一個地方的成就與面貌如何，往往與某個重要的個體關系密切。譬如上海有王安憶，陜西有賈平凹，誰都不會忽視這兩個地方的小說，福建有舒婷，云南有于堅，也誰都不會忽視這兩個地方的詩歌。除了這些龐大的個體，這些地方未必有一個多強的寫作群體，但一個地方的高度往往是由一個人建立起來的。

為什么廣東的文學一直處于四平八穩、略顯平庸的狀態？很大原因就在于，廣東缺一個類似于王安憶、舒婷或者賈平凹這種符號性的、體量比較大的、一個人就能建立起一個高度的人物。這會影響別人對廣東文學作出更高的評價。這就是個體的意義、個體的高度，它有時會決定一個地方的文化高度。

正因為如此，我才一直呼吁，要重視個體的意義。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遷徙、流散如此普遍，任何個體都不再局限于他生活的地方，很多作家已經不完全屬于廣東，他在全中國跑，在全世界跑，他是屬于中國的，也是屬于世界的。不管他寫不寫廣東，都要重視他所做出的創造。

個體的意義有時大于團體的意義。也許，從策略性的意義上講，我們需要流派，以期發出團體的聲音，但不要因此就忽略對個體的重視，而是更更大膽地肯定個體的意義。據我了解，廣東的批評界，現在有很多年輕人起來了，如果說“粵派批評”，永遠就是我們面上這幾個人，那年輕人的聲音在哪里？他們的希望在哪里？強調重視個體，就是要在一個人二十來歲三十歲的時候，他剛剛冒出來的時候，就重視他的潛質，重視他可能有的未來，今后他很可能就做大、做強了。因此，在倡揚流派與重視個體之間，需要一個平衡點。

以上就是我這次參會的感想，也是我的建議。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