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有著悠久兒童文學傳統的城市，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從這里開始起航。新中國六十多年的兒童文學版圖，上海兒童文學也據有半壁江山。適值今日，上海兒童文學作家“老、中、青、少”四世同堂，群星璀璨；上海兒童文學創作“多、活、精、新”佳構迭出，成果豐碩。這其中，有一批“中生代”作家的創作成就和文學風貌尤為社會所矚目。他們是一個富有時代特色的創作群體：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走上文壇，此后四十年，一直活躍在創作一線，并逐漸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的中堅力量、中流砥柱。筆者將從六個層面概述這一被稱為“中生代”上海兒童文學作家的地域性創作群體四十年的文學創作風貌。

“中生代”登場

1978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這一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僅意味著改革大幕的開啟，也標志著包括兒童文學在內文學“新時期”的到來。彼時，“兒童文學教育論”與“兒童文學審美論”的沖撞不僅是文藝思想之爭，更是新舊兩種兒童文學創作潮流的交匯與激蕩。也正是在這種此消彼長的不同文學觀念與創作實踐推動下，王安憶的兒童小說《誰是未來的中隊長》、程乃珊的兒童小說《“歡樂女神”的故事》、諸志祥的童話《黑貓警長》、梅子涵的兒童小說《課堂》、周銳的童話《勇敢理發店》、秦文君的兒童小說《遲到的敬意》、陳丹燕的兒童散文《中國少女》、彭懿的童話《女孩子城來了大盜賊》等優秀作品相繼發表。至此，“新時期”上海兒童文學褪去了濃重的“教育底色”，翻開了鮮潤的“文學新篇”。

九十年代是中國兒童文學的“長篇時代”，也是“中生代”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成熟期。那一時期，幽默兒童文學、幻想兒童文學與原有的現實主義兒童文學三元合一，齊頭并進。而在三股文學潮流中，都活躍著上海“中生代”兒童文學作家的身影。秦文君的《男生賈里》系列、梅子涵的《女兒的故事》、陳丹燕的《我的媽媽是精靈》、班馬的《六年級大逃亡》、張成新的《來自沙漠王國的少女》、彭懿的《瘋狂綠刺猬》、周銳的《哼哈二將》、鄭春華的《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劉保法的《中學生圓舞曲》、朱效文的《青春的螺旋》、簡平的《一路風行》、戴臻的《小尖帽》、任哥舒的《敬個禮呀笑嘻嘻》等重要作品都誕生在這一年代。

進入新世紀之后，隨著商品經濟大潮和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上海“中生代”兒童文學作家進入了創作拓展期。題材上不斷開拓，文體上多點開花，藝術上多元并進……成為諸多“中生代”作家共同的文學追求。秦文君涵蓋低幼、童年、少年不同讀者群的的全文體寫作，沈石溪云南歸來后以《鳥奴》《最后一頭戰象》《中華龍鳥》等小說對動物題材的開拓，梅子涵《中學生靈感》《麻雀》等作品對短篇小說敘事藝術的持續探索，彭懿繼幻想小說之后，又成為原創圖畫書的旗手，周銳集束式推出重構經典的“名著幽默”系列，鄭春華繼廣受好評的“大頭兒子系列”之后，又以“非常小子馬鳴加”系列完成了文學轉型與自我超越……

時至今日，秦文君、梅子涵、彭懿、沈石溪、劉保法、鄭春華、野軍、戴達等“中生代”兒童文學作家在保持創作活力的同時，還在尋求新的藝術突破，這種與時俱進的文學情懷不僅是上海“中生代”兒童文學作家共同的精神風貌，也是他們不斷前行，成就兒童文學偉業的內在動力。

豐贍鮮明的內容風格

四十年來，“中生代”上海兒童文學作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創作成果。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兒童文學創作內容豐富、多樣。在“中生代”作家筆下，兒童文學疆域廣闊、氣象萬千。這其中包括秦文君、陳丹燕的本色少女書寫；梅子涵、班馬、金逸銘、朱效文的陽剛男孩敘事；周銳、彭懿、朱效文、周基亭、莊大偉、任哥舒、戴臻、戴達的多維童話創作；張成新、朱效文、魏濱海、沈振明、簡平、胡廷楣的鮮活校園寫實；畢國瑛、鄭春華、班馬、朱效文、劉保法、戴達、東達、潘與慶的熱忱童年歌吟；野軍、鄭春華、陸弘、任霞苓的本位幼兒故事；沈石溪的野生動物傳奇，以及劉緒源、班馬、彭懿、梅子涵、朱效文、胡廷楣等的敏銳理論批評，等等。

（二）兒童文學創作風格鮮明、獨特。比如，同是寫少女小說，陳丹燕往往直面成長，筆下的少女形象內向、敏感、自尊、叛逆；秦文君則喜歡以曲筆書寫少女心理變遷，小說里的少女更為外向、樂觀、溫婉、寬厚。還比如，同樣致力于童話創作，周銳的童話新奇中富含哲意；彭懿的童話荒誕里袒露真實；金逸銘的童話境界開闊，氣象雄渾；朱效文的童話以游戲性折射社會人生；莊大偉的童話現實融合著滑稽、變形；任哥舒的童話以想象切割生活，在夸張中營造趣味；戴臻的童話慣于在推向極致的荒誕里揭示人性，展開諷喻；戴達的童話喜歡從現實與幻想的縫隙中呈現民間立場、彌散文化氣息。而周基亭則是上海童話家里的抒情派。他的童話以構思精巧見長，講求幻想敘事的意境與韻致。相較而言，周基亭和戴達的童話創作為八、九十年代熱浪滾滾的上海童話界吹來一股清涼之風。此外，還有沈石溪筆下獨樹一幟的自然生態描寫、蒼涼斑駁的動物命運展示，等等。

上述“中生代”作家題材不一、風格迥異的兒童文學創作實踐前應后和，此起彼伏，組成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兒童文學雄渾熱烈的多聲部文學合唱。

動態發展的多元格局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兒童文學曾經歷了一場“狂飆突進”的“文學化運動”。以《兒童文學選刊》的創辦為標志，上海兒童文學在時任少年兒童出版社總編輯、著名作家任大霖和一批活躍的兒童文學作家如任大星、任溶溶、施雁冰、張秋生的創作引領，以及文學批評家周曉先生的倡示、扶掖下，上海“中生代”兒童文學出版人幾乎全員寫作，創造了上海兒童文學的盛世景觀。

比如，兒童小說層面，秦文君、梅子涵、陳丹燕三位作家洋洋大觀的創作成果之外，張成新在其代表作《啊，少男少女》《三點半放學》中，以其對當代孩子情感、心理的深入理解、準確把握生動呈現了少年兒童成長中的喜、怒、哀、樂，體現出鮮明的現實主義風格。朱效文在以《青春的螺旋》為代表的校園小說中不僅通過少年生命中不期而遇的困境體驗，傳達了青春成長的迷離、深邃，而且在故事表層透示著濃郁的理想主義情懷。魏濱海以《諾言》為代表的兒童小說題微旨宏，體現了對現實生活的敏感和對內在真實的追求。沈振明以《樹洞里的校長室》為代表的兒童小說富有親歷性，將樸實、善良的鄉村少年追求理想、渴望改變命運的心路歷程表現得委婉動人。簡平的兒童小說往往從社會事件中取材，通過激烈的矛盾沖突和細膩的心理刻畫塑造人物，于不露聲色的敘述中體示內在的力量。他的短篇代表作《十指連心》《謎友》頗有幾分歐?亨利小說的味道。

談起報告文學，不能不提到被周曉先生譽為“南劉北孫”之一的劉保法。他的代表作《中學生圓舞曲》《你是男子漢嗎》等作品聚焦少男少女情感困惑、心靈危機，題材敏感，問題尖銳，讀來發人深思。莊大偉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報告文學作家，他的代表作《競爭時代的少年》《出路》通過對城市和鄉村不同家庭背景孩子的采訪，勾勒出變革時代少年所特有的精神風貌。

幼兒文學領域也碩果累累。野軍堅持“有趣有益”的創作理念，在四十年幼兒文學創作生涯中發表各種體裁作品一千多篇。他的幼兒童話代表作《長鼻子和短鼻子》《一百只蝸牛去旅行》以趣味包裹知識，用情節消融哲意，體現了對傳統“教育童話”的繼承和超越。

鄭春華是上海幼兒文學的集大成作家。她以“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非常小子馬鳴加”為代表的系列作品代表了國內兒童生活故事創作的最高成就。她的創作多采取幼兒和成人雙視角結構，依托對生活略帶夸張、變形的故事架構，體現出別具一格的生活化、本位化、藝術化創作追求。任霞苓是上海“中生代”兒童文學作家中另一位幼兒文學高手，《野貓真的來過了》《洗衣服》《媽媽，你別害怕》等作品多表達幼兒天真、率樸的生命情態，背后寄寓著作家對幼兒獨特生命態度和價值觀知情知意的理解、尊重。陸弘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幼兒文學作家，她以《一閃一閃的貓媽媽》《上學路上》為代表的幼兒文學作品樸實明朗，注重以正能量牽引幼兒率真、美好的品性，體現了幼兒文學的寫作常態。

兒童詩創作方面，畢國瑛是“新時期”上海兒童詩創作的先行者，她的《我們去聽秋的聲音》《新朋友》等兒童詩以抒情筆調寫孩子對大自然的感受、對新環境的體味，既有切近生活的自然、真切，又具觸及心靈的柔美、細膩，是這一時期兒童詩的重要收獲。畢國瑛之外，其他上海兒童詩人的作品也各具特色：班馬的兒童詩剛健有力，銳氣十足；鄭春華的兒童詩率真自然，趣味洋溢；朱效文的兒童詩貼近生活，昂揚輕快；劉保法的兒童詩聯想豐富，意蘊悠長；戴達的兒童詩意象優美，輕巧睿智；東達的兒童詩雋永沉靜，格調清雅；潘與慶的兒童詩淺白樸素，音韻和諧，等等。

兒童文學批評方面，劉緒源先生的《兒童文學的三大母題》《中國兒童文學史略（1916-1977）》、《美與幼童》、班馬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與構想》、梅子涵的《兒童小說敘事式論》、彭懿的《西方現代幻想文學論》等著作體例新穎，視野宏闊，思維縝密，持論精辟，可謂上海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收獲。

上述作家、理論家的優秀作品不僅是上海兒童文學四十年發展的主要成果，而且也成為“新時期”中國兒童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上海是中國最具現代性的城市，“開放前瞻，兼收并蓄”的海派文化造就了上海兒童文學多元、開放、包容、創新的文化視野和進取精神。比如，八十年代后期，梅子涵以《雙人茶座》《我們沒有表》《藍鳥》等兒童小說為代表，側重兒童小說敘述語體、語感等語言形式探索；班馬以《魚幻》《野蠻的風》為代表，注重兒童小說的原生氣息和文化色彩試驗；金逸銘以《一歲的吶喊》《長河一少年》為代表，強調童話想象中宇宙意識與心靈感應的融合，以及彭懿以《紅雨傘?紅木屐》《瘋狂綠刺猬》等幻想小說所倡示的幻想文學文體探索和劉緒源以《兒童文學的三大母題》《中國兒童文學史略（1916-1977）》為代表所開創的兒童文學研究新范式。

這種創新精神，在進入新世紀以后，依然在一些作家筆下延續。如梅子涵的創意小說《星期六的浩浩蕩蕩童話》，秦文君在新世紀以后的多元化寫作，等等。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涌動，原創兒童文學遭遇了讀者大量流失的寒潮。1993年，《男生賈里》率先完成了從單一“文學性”向“藝術性”與“兒童性”的雙向回歸。此后，伴隨著讀者意識的覺醒，上海“中生代”兒童文學作家的文化消費觀念普遍水漲船高。如《男生賈里》系列開兒童文學系列化寫作先河；梅子涵成為兒童文學閱讀推廣的先行者；周銳以其“古典名著幽默”系列開辟具有后現代色彩的“重構經典”童話寫作新路徑。進入新世紀后，沈石溪又成為繼鄭淵潔、楊紅櫻之后，兒童文學市場化、普及化的成功典型，等等。

溫情綿延的代際傳承

上海兒童文學有著“傳、幫、帶”的優良傳統。老一輩作家在揮灑創作才情的同時，總是關心、扶掖下一代作家的成長。因此，盡管今天我們集中研討的是上海“中生代”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但此時此刻，我們無比懷念那些曾為上海兒童文學奠基的前輩作家：陳伯吹、包蕾、賀宜、魯兵、方軼群、洪汛濤、任大星、任大霖……我們也非常感謝那些已屆耄耋之年卻仍筆耕不輟的老作家：任溶溶、圣野、孫毅、魯風、施雁冰、周曉……還有張秋生、李仁曉、張錦江、鄭開慧，等等。他們都是上海兒童文學的寶貴財富。他們和在座的“中生代”兒童文學作家一道，構筑了上海兒童文學的扎實基座、撐起了上海兒童文學的燦爛星空。作為受惠于他們的兒童文學后輩，在這里，我們同樣要向他們致敬。因為，正是在上述前輩作家、師長們文學成果和創作活力的感召下，我們這些已過不惑、漸知天命的兒童文學作家，以及比我們更年輕的兒童文學寫作者們才獲得了不斷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