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

《龍須溝》繪畫本，正氣書局1951年版

《龍須溝》連環畫，正氣書局1951年版

《龍須溝》，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52年版

北京人藝版《龍須溝》劇照

在老舍的文學生涯中，如果要找一部他最不擅長的作品，那么一定是話劇《龍須溝》。“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寫作經驗中，寫《龍須溝》是個最大的冒險。不錯，在執筆以前，我閱讀了一些參考資料，并且親臨其境去觀察；可是，那都并沒有幫助我滿膛滿餡的了解了龍須溝。”（《〈龍須溝〉寫作經過》）老舍使用“冒險”一詞，這與他老老實實的寫作態度——不寫自己陌生而且缺乏體驗的東西——背道而馳，可見他產生過憂慮心理。為此，老舍做了準備和補償：一是閱讀龍須溝的參考資料，二是對龍須溝進行實地考察，然而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滿膛滿餡”是老舍一貫的幽默語法或表達，就是說“龍須溝”陌生性的題材。的確如此，老舍創作《龍須溝》并非為了實現某種完全的獨立自主之作，而是為了配合“講政策”“搞宣傳”的時代需要。有鑒于此，《龍須溝》的出版極其順利、迅速，而它的“公共”“共名”特征也為后面不斷地被改編做了鋪墊，埋了伏筆。

1950年8月，老舍寫完《龍須溝》，9月在《北京文藝》發表。文學本《龍須溝》于1951年1月由大眾書店印行初版，平裝，32開。封面樸素淡雅，由兩種顏色組成：上半部分是淺黃底色，使用行楷、繁體、淺紅標示書名，下列兩行小字，“老舍著”和“大眾書店印行”；下半部分是涅白底色，使用淺紅線條和白描技法勾勒景物，“龍須溝”景象橫亙眼前，幾棟房屋立于邊上，遠景是稀落的樹木，其中一棵傲然挺拔。版權頁內容交代簡潔：《龍須溝》，書號（京）0121，32K.94P.（稅），大眾書店印行，北京店：西四北大街，天津店：羅斯福路，有版權·不準翻印，人民日報第二印刷廠印制，初版：一九五一年一月（1—5000）。正文總計78頁，簡潔精粹，沒有目錄、序、跋、說明之類的副文本，第1頁開始為三個粗體字“第一幕”，隨后切入“時”“地”“人”“幕啟”，直至（幕落）（全劇終）。三個月后再版，改動的地方是版數和印數：再版：一九五一年四月（5001—10000）。文學本短時間內再版，說明符合社會規范，也受到讀者喜愛。

1951年6月，焦菊隱改編的演出本《龍須溝》出版；它是話劇舞臺的產物，故而又名舞臺本。1951年2月，由焦菊隱導演的話劇《龍須溝》在北京上演，獲得了成功。3月，《龍須溝》劇組進入中南海，為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演出。6月，演出本《龍須溝》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平裝，32開。封面樸素純凈，一色白底，標題《龍須溝》行草、繁體、大紅，豎立中央，標題上面是一個大紅五角星，凸顯時代風貌，下面是正楷、小號、黑色的“演出本”三字；右上角用小號黑色字體豎排一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戲劇叢書”；左下角用小號黑色字體豎排兩行，“老舍原著”和“焦菊隱改編”。版權頁內容交代詳細：封面內容除了大紅五角星，其余皆有再現；其他內容包括：版權所有·不準翻印，編輯者：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編譯委員會，出版者：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巨鹿路一弄八號），印刷者：國風印刷公司（上海新閘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定價人民幣一萬一千元，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一——五OOO冊）。扉頁附有版權聲明：“凡根據本演出本排演舞臺劇或攝制電影者，須征得改編人同意。通信處：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轉。”六個月后再版，改動的地方一是封面：這次采用淺綠色，文字格式采取橫排，字體、大小、色彩進行更換，大紅五角星置于頁底，并在頁面四角各置一個小紅五角星；二是印刷者：改為“春明印書館”；三是版數和印數：一九五二年一月再版（五OO一——七OOO冊）。這樣持續到1953年第四版，年份、印數和價格改為阿拉伯數字：1953年2月四版（9001—13000冊），售價￥8,000。這至少透露兩個信息：一是《龍須溝》的舞臺訴求巨大，二是新中國的話劇演出發達。老舍和《龍須溝》兩者皆可謂時勢造出來的“英雄”。

焦菊隱改編的演出本，最終目的是配合舞臺需要，也就是為了建立話劇氛圍，人物說話由此起到決定性作用。焦菊隱演出本《龍須溝》的語言可謂動了一次大手術。根據舒乙的說法：“我父親在創作《龍須溝》時，臺詞都是用普通話寫的，但是焦先生認為，既然講的是北京龍須溝的故事，就應該用北京方言，于是把劇本中70%的臺詞改成了北京方言。”（《舒乙憶老舍〈龍須溝〉〈四世同堂〉》）普通話作為現代文學的語言載體，無疑是優勝劣汰的最佳結果。法國語言學家約瑟夫·房德里耶斯認為，一個國家或民族共同語言的產生，受政治、社會、經濟或文化的影響和決定，它是凌駕在方言之上的語言，而方言只是某種理想的存在，尤其在文學表達上有先天性缺陷：“以某種方言為基礎的文學語言并不完全代表這一地區的任何一個地點的話。”（《語言》）焦菊隱演出本《龍須溝》的方言改編，并不是語言自己內部的客觀生成，而是外在的主觀介入，難以達到和保證文學語言的精準和力量。例如鬧出“日崩西直門”誤為“日本西直門”的笑話，從而拖滯了舞臺的整體效果。焦菊隱還有一種改變語言的方法，那就是讓人物增大說話的頻率和機會，從而導致演出本正文的篇幅增加到183頁，是文學本的兩倍多。例如王大媽能夠成為主要人物之一，主要得益于此。文學本《龍須溝》的“幕啟”，丁四嫂、小妞子、程娘子、趙老頭等人實名交代，而王大媽是以“王家母女”的身份概念出現的，并且直到其他人物把話說竭盡了，王大媽才姍姍開口，等于接其他人物的尾聲。演出本《龍須溝》則改編很大，先是“幕啟”，王大媽全名出現，身份和動作交代得很具體，最后以王大媽的具體行動來收束“幕啟”：“大媽抄起水瓢來就往水缸里取水，水瓢淘到了缸底。”再是人物開口說話，王大媽居然成為說話的第一人，而且是反復說話，直到把話說竭盡了，其他人才獲得說話的機會。應當說，王大媽后來被認定為《龍須溝》的主要角色，與焦菊隱演出本的推崇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總的來說，文學本《龍須溝》語言簡練，適合閱讀；演出本《龍須溝》語言飽滿，適合排演。

1951年還出版過兩種繪畫本《龍須溝》，第一種由正氣書局出版，朱先立改編，盧志繪圖；第二種由宇宙圖書社出版，魯鈍編劇，揚子江影劇社攝制。其中前者影響很大，風靡一時。該繪畫本共分上下兩冊，編號為18007和18008，售價人民幣3800元和2200元，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印刷者“萬如印刷公司”，（印刷數量：0001—10000）。老舍對兩種繪畫本都不滿意，于1953年8月29日在《光明日報》發文進行公開批評。老舍對正氣書局版本提出六條批評意見：“一、前半部分未能充分掌握勞苦大眾的形象，大家都是胖胖的，好像是裝窮，所以烘托不出后半部的生活改善后的面貌一新。”“二、屋子太整齊，不像貧民窟。”“三、不完全忠實于原著：如劉巡長改為巡官，程瘋子是曲藝藝人改為‘唱戲’的。最荒謬的是馮狗子作了趙老頭的徒弟。”“四、文字說明的選擇欠妥。”“五、畫者不熟悉北京情形，有些東西都畫的可笑。”“六、描寫馮狗子太多了，他本不是重要人物。后半描寫大雨后，政府租下茶館小店，也太多。許多更重要的事反倒沒有提及。”老舍對宇宙圖書社版本提出三條批評意見：“一、這本畫中人物的形象也不很好。用照片編制的連環畫，應采取最好的演出，不應隨便采用任何一劇團的劇照。這本畫中的人物都仿佛是知識分子。”“二、有些個鏡頭雜亂無章。”“三、說明文字的‘白塊’，放在人物的袖上或襟上，看起來好像解放前的小偷照片，很難看。”（《〈駱駝祥子〉和兩種〈龍須溝〉》）綜合起來，老舍表達了三個方面的不滿：一是改編存在篡改內容的現象，尤其是人物身份和形象的篡改最嚴重；二是語言選擇不夠謹慎，使用臟話過多，起到“不潔”的壞作用；三是繪畫不得人心，要么不忠實原著，要么粗制濫造。老舍認為繪畫本《龍須溝》的出版，印刷拙劣，主題晦澀，語言粗糙，再加上他對演出本改編的幅度太大本來就不高興，因此決定重新打造修訂版文學本。

老舍的修訂版文學本《龍須溝》于1952年初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平裝，大32開。封面簡潔樸實，涅白底色，在左上角使用楷書、繁體、黑色標示書名，下列“老舍”二字，底部標示黑體小字“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版權頁也是簡潔樸實：上列“一九五一年北京本初版”“一九五二年二月晨光修正重排本初版”，（1—5000），“北京本初版”指大眾書店文學本；下列“本書有著作權和上演權”“每冊售價人民幣五千八百元”。最重要的是，老舍為晨光修訂版文學本寫下一則短序，全文如下：“《龍須溝》有兩種不同的本子：一種是按照我的原稿印的，一種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舞臺本。現在，我借用了一部分舞臺本中的對話與穿插，把我的原稿充實起來，為的教找不到舞臺本的也可以勉強照這個本子排演。因為我只借用了一部分材料，所以這一本在情節上還不與舞臺本完全相同。至于舞臺布景的說明，在原稿中本來沒有，這次我全由舞臺本借用過來。我應當向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致謝！此書原由大眾書店印行，已售完版權，不再印；改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修訂本。老舍于北京，一九五一年除夕。”修訂版文學本在兩個方面做出較大改動：一是形式上，老舍為了配合時代需要與演出本聯姻，把人物對話和舞臺背景融入文學本中來，彼此達到實體性的統一，目的是為了給其他劇院排演提供參照與方便，這也是版權頁標明“本書有著作權和上演權”的原因；二是內容上，老舍把改編中明顯脫離環境的人物進行了還原，其中變化最大的是劉巡長，他在演出本和繪畫本都是作為舊社會警察的專政機器刻畫出來的臉譜化形象，是一個面目猙獰的惡人，老舍將他給予復原，此外程瘋子和馮狗子也回歸自己的本來面目。1953年1月，老舍易主修訂版文學本《龍須溝》的出版，改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并把晨光版序言的最后一句話改為：“此書原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今略加修正，改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從此以后，人民文學出版社接手修訂版文學本《龍須溝》，并且一直沿用至今，成為最權威的版本。

老舍創作《龍須溝》是其文學生涯中的一次“越界”，努力嘗試自己不熟悉的題材，不曾想一躍成為話劇舞臺的寵兒，也成為上世紀50年代鞭撻舊社會，歌頌新社會的代表作品。在《龍須溝》不斷被改編的進程中，老舍為了讓它更好地為現實服務，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協，吸取了舞臺的表現功能，但同時老舍也捍衛了文學的尊嚴和權益，還原了話劇的表意功能，最終在欲迎還拒的姿態和狹縫中創造出了最有力的文學經典。